另面人生

爸爸临终时，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不，应该说临终时，他才更像是我这个小说家的爸爸。

听到噩耗的亲戚都不由得问：“你确定不是你妈妈病危吗？”妈妈患有慢性肾衰竭和老年痴呆症，爸爸也有病，但不严重。爸爸此前因急性肺炎住院，现在正在康复。“蛮像你爸的风格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走得干净利落。”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正如他们所说，爸爸活得很认真。他的人生就如他经常挂在脖子上的皮尺一样准确无误，犹如一条没有岔路、笔直到让人犯困的高速路。

“小说写得精准，就像用尺子量了似的。”

某次，在看到某位评论家对我作品的评论的瞬间，我领悟到了一点：我那死板的小说风格就来源于爸爸！这对我的打击持续了很多年。我在任何一篇文章中，甚至私下里都没提起过爸爸是做西服的裁缝。本以为自己已经费尽力气跑到了另一条路上，却还是在与爸爸并肩奔跑。是我的错觉吗？写出“超凡脱俗的篇章”的竟然不是我，而是爸爸。

“医生说把患者的子女都叫过来。”

手机屏幕上出现“白班护工”的瞬间，我变得烦躁不已，我做梦也没想到护工那儿忽然就传来了噩耗。昨晚，我一整夜都蜷缩在陪护床上，和这位护工换班才两个小时。

刚开始，我不懂这一切是什么意思。爸爸病情好转后，已经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两天了。虽然经常去卫生间，但他的呼吸已经不再那么困难。新雇的夜间护工说今晚才能开始工作，所以昨晚只能由我来陪护。因为在我们三兄妹及配偶中，第二天早晨不用上班的就只有我。

“你确定吗？”是因为每个月末的周一银行业务都最忙吧，妹妹的声音疲惫不堪。

“当然。难道等爸爸去世后再给你打电话？”我的声音不知不觉中变得尖锐，但实际上我也质问过护工：“爸爸早上的粥都喝完了，你有没有搞错啊？”

“快要去世的人大概都这样，像僧人一样吃完饭还把钵盂刮得干干净净。可能是想见孩子们吧，乱蓬蓬的胡子都刮得很利索。”护工们像说秘密似的窃窃私语。实际上，是我把剃须刀递给爸爸的。

昨夜大约00：30，本以为已经睡着了的爸爸悄悄起床，要找剃须刀。我劝他：“半夜刮什么胡子啊！等天亮吧。”但他不听。搬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我拿了加湿器，热敷贴，甚至连木枕都拿到了病房，难道竟忘了拿剃须刀？爸爸的电动剃须刀怎么都找不到。

我实在受不了他不停地抽拉抽屉，便放下手头的诗歌译稿走出了病房。医院小卖店打烊了，我便去附近的便利店。

“商店不卖三层刀片的剃须刀吗？”爸爸被我搀扶着去卫生间的时候，还没忘记问一句。每件事他都是这样细心，像给西服上衣缝扣子一样。

“西服上衣即便不扣纽扣，也得有板型。哪怕穿上几百次，也得有线条。用缝纫机就做不到这一点。”

手工缝制的西服要经过照灯程序，只要扣眼有一点光透出来，爸爸就会把缝好的线全部拆开，重新缝。

弟弟一直不接电话，我只能发短信留言。

——爸爸病危。

本来想发送，但删掉后重新写了。

——爸爸快不行了，速归。

我慌慌张张地和弟弟妹妹联系，却把母亲忘在脑后。

“他俩毕竟做了半辈子的夫妻。我陪她一起去吧。”还是妻子想起因为痴呆症去疗养院住院已经三个月的妈妈。妻子刚好下课，打电话时她提醒了我。

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爸爸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脸色如尸体一样苍白，身体也明显萎缩了。鲜血从脖子上流出，绕过人工心肺机一圈进入胳膊，只有这一点证明他还活着。我感觉从爸爸体内流出的不是血，而是他的灵魂。

“老爷子，睁睁眼睛！您大儿子来了！”护工摇动爸爸的肩膀。

“爸，是我，道京，大儿子道京！”

听到我的声音，爸爸的眼皮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斜眼看着我。那是过去弟弟妹妹做错事的时候，不管是非曲直，先罚我跪的那种眼神。不一会儿，爸爸干裂的嘴唇动了动，我俯下身，耳朵贴近爸爸。

“哥呢，你哥呢？”爸爸呼吸越来越急促，艰难地说出了这么一句。

那是爸爸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在我这个长子的耳边，他就是这么问的。弟弟没到，短信也没回。

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是爸爸误以为我是弟弟道蓥。我和弟弟的名字只是声母不同。加上我俩连声音都很相像，所以打电话的时间一长，他经常会叫错名字。尽管如此，每当有陌生中年男性进入灵堂的时候，我都会留心察看。爸爸的儿子，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我是不敢想的，但看到那张陌生的脸时，我还是想到了爸爸的临终遗言。

那个男人是在我独守灵堂的时候出现的。弟弟和妹妹忙于接待前来吊唁的同事，所以只有我守灵堂。那个男人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的服装很显眼——带着白色条纹的藏青色西装，这可是上世纪的旧款式。那是一件肩垫非常夸张的三排纽西服，领子非常宽。这是为了遮住上半身矮小的弊端而设计的款式。

“真正的西装裁缝，并不只是制作西服，而是使人和衣服相得益彰。”爸爸一谈到自己的本行，就会一改平时谨慎、木讷的本色，充满自豪。就像一个阐释自己作品的艺术家！

无论是年纪还是衣着，那个男人都不像弟弟妹妹的熟人。难道是没有什么来往的远房亲戚？但是看他点香后盯着遗像看的样子，也不像是外婆那边的亲戚。难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强忍着巨大悲痛？他系着黑色的领带，规规矩矩地把点着的香画了两圈后再插上，却只行了一次跪拜礼。他与我互相行完跪拜礼后，就远远地站着，丝毫没有要靠近我的迹象。

“您是……”当我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只是跟我行了个礼，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小说家的本能驱使我跟在男人的后面。我心想：没人守灵堂合适吗？就犹豫了一下。再出去一看，那个男人早已不知去向。

他穿的会不会是在米拉波拉制作的西服？

“米拉波拉社是我取的名字。美拉！宝拉！莎拉！虽然不敢肯定，但慕名而来的客人应该也不少。即便把这个牌子挂在首尔的明洞繁华街，也毫不逊色！如果当初按照你爸的意愿叫‘伦敦西装店’，恐怕你爸都没法供你们上大学啊。幸亏我早年当过远洋渔船船员，见多识广……”

我原以为这个西服店的招牌充满了沧桑，但鳄鱼堂叔却跟我说了这么一通话。一旦被堂叔缠住就很难摆脱，只能乖乖地听他长篇大论。在葬礼上也是如此。以前，弟弟和妹妹总是偷偷地溜掉，唯我一人留在酒桌上听他侃侃而谈。当然，尽管我当时年纪小，但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因为堂叔一旦开心，就会掏出棕色的皮夹，拿零用钱给我。据说这是用在尼罗河捕获的鳄鱼皮做的钱包。

鳄鱼堂叔的话，很难分清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吹牛。

“秀吉虽然手笨，但手艺还是很好的。要是参加国际技能奥运会的话，金牌是十拿九稳的。”

“秀吉吗？不是秀容吗？”

“难道你不知道你爸改名了吗？原名叫秀吉。优秀的秀，吉祥的吉。他做裁缝店学徒的时候，也不知道抽什么风，一到法定的成人年龄就改名字了。把‘吉’字辈的‘吉’改成了容貌的‘容’，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成了脸赞（用来形容脸蛋最漂亮的人，源于韩国。——译注）。还有一次，你爸爸脱下假人模特身上的双层夹克，穿上后去了忠武路，说是要当演员。”

爸爸还有这样的故事？他可是一听到我要当小说家，就大声呵斥我“你要饿死你的妻儿！”的人啊。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辈分字不能动的。如果你爸爸把吉字留下，不仅事业有成，还能多活十年呢！”

“他为什么没参加国际技能奥运会？”

“他有恐高症，不敢坐飞机。”

怪不得爸爸从来没出过国。连去济州岛旅行，他都摇头说讨厌大海。紧接着，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这样一段记忆：每到儿童节，爸爸就带着我们三兄妹去公园坐摩天轮，自己却不坐。四人一组的座舱每次都会空出一个位置，难道他真的有恐高症？

“在爸爸上面，有早逝的兄长吗？”我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又在写小说？对了，你的小说不是获得什么艺术家奖了吗，叫什么来着？”

鳄鱼堂叔又问这个已经问过十几遍的问题。我说过很多遍：不是获奖作品，而是候选作品！但是，对他没有什么用。

我也知道，爸爸当时清楚地说了“你”哥，而不是“我”哥。虽然很想问问爸爸有没有私生子，但由于堂叔的高谈阔论，便没有了机会。当然，就算真有，堂叔也不会告诉我的。

其实，这应该直接问爸爸。四十多年前，他把一个光头中学生带回家时，我就应该问他是谁；或者一听到谜一样的遗言，我就应该马上问：你指的是那个哥哥吗？或许自从听到“哥哥”的那一刻起，我就摸索着遥远的记忆，想起了那个中学生哥哥。

当时爸爸是怎么介绍他的？说是同宗亲戚，还是含糊其词地说是受老乡嘱托？爸爸出生于离大陆只有半小时船程的岛上，是七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所以我家的来客络绎不绝。这就是即便父母从未教我怎么叫他，我也自然而然地叫他哥哥的原因。而如今也无法期盼二老能给出答复了。

真正被问到的人是前来吊唁的洗剑亭（今位于首尔市景福宫后面的亭名。亦指那一带。——译注）姨妈，虽然她只比母亲大了五岁，但我父母举行婚礼的时候，是她代替早早去世的外婆，坐在了婚宴的主宾席上。她还是三个姨妈中唯一一个居住在首尔的。“这里是洗剑亭。”接电话时，她总是先报小区的名字，有一种生活在繁华地方的人独有的优越感。

“不是哥哥，而是姐姐。你知道这事吗？”洗剑亭姨妈微微摇了摇头，直视着我。

“姐姐？”

“你姐没活过三天。幸亏我们从你妈结婚起就常去看她！她怎么会连自己怀没怀孕都不知道呢？你爸让你妈一辈子受苦，如今却丢下生病的她先走了。”

“为什么妈妈从来没提过那件事……”

洗剑亭姨妈突然面色剧变，打断了我。“那是什么时候来着？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为什么洗剑亭有三个黑色（“洗剑亭”的韩文谐音。——译注），是因为夜晚有三倍黑吗？’，那时我就知道你能成为作家。你肯定是继承了外婆家的基因！我上女子高中的时候，也经常作为学校代表参加现场写作比赛呢。”

姨妈虽然依然与我对视，但又似乎在透过我的脸看着别处。

我突然想起从姨妈那里收到的结婚礼物——用华丽的金箔包裹着的派克钢笔。虽然用礼物代替礼金的行为很特别，但让我难以忘怀的原因不是这个，而是钢笔笔杆上印着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姨妈的名字！

或许应该得到那支钢笔的不是我，因为说出“三个黑色”的话的是四十多年前来我家住过几天的小孩，不，是那个中学生哥哥。

“你还记得那个哥哥吗？”吊唁快要结束时，我和弟弟一人拿着一罐啤酒面对面坐下来。我跟他提起了那件事。“就是小时候，在咱家住了一个星期，还是十来天的那个中学生哥哥。”

“这个嘛。在咱家住过几天的何止一两个？咱家简直就是米拉波拉旅馆。”

如弟弟所说，从堂兄妹到不太熟悉的朋友，在我家短暂住过的所谓“哥哥”的确不少，但那位哥哥住在我家时，家里的氛围很不一样。母亲就像老师来家访一样，干什么都很上心。比如，为了好看，她竟在鸡蛋皮里夹上一层紫菜做成鸡蛋卷，还把以前直接用铜锅端出来的泡菜汤给每人单独盛一碗。哥哥的校服裤子都被熨出笔挺的褶。最大的变化是爸爸的眼神，原本很严肃，竟温和了不少。

“你就是那个未来的法官？看上去很会耍锤子啊！”是因为他总是斜戴着的校服帽子？还是因为他那微笑时扬起一边嘴角的特有表情？初次见面时他大大方方伸出手的动作及握手时的触感，我至今记忆犹新，但他的长相却模糊不清。深深刻印在我九岁记忆中的并不是那个哥哥的名字，也不是面孔，而是一种感觉，就是那种显得成熟稳重，却给人一种桀骜不驯、自由奔放的感觉。

“你还记不记得把各种颜料混在一起，变成黑色的事情？”我喝了一口啤酒后，问弟弟。

“哥哥你做的吧？说这是变魔术。”

弟弟的回答令我感到惊诧。

说出“物体的颜色是因为物体反射了特定波长的光，黑色吸收了所有波长，所以才像黑洞般阴暗”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