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我不惧怕坐飞机。对于经常坐飞机的普通乘客来说，死于飞机失事的概率小于千万分之一。换句话说，坐在座位上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这个的八倍。

等飞机升空进入平飞状态后，我朝一旁侧了侧身，用一种令人心安的低沉嗓音把这个统计数据说给靠窗而坐、正在抽泣颤抖的女人听。

“当然，统计数据对害怕的人没多大意义，”我补充道，“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

这时，一直盯着窗外的你慢慢转过身来看着我，好像直到现在才发现有人坐在邻座上。这就是商务舱的特点，座位间多了额外几厘米空间，只要注意力稍微集中点，就有一种独处的错觉。商务舱乘客之间有一个共识，即除了简短的礼节性寒暄和必须处理的实际问题外，如“我可以拉下遮光板吗”，不应过多交谈，以免打破这种错觉。同时，由于腿部空间够大，上洗手间或使用头顶行李架时不用和邻座乘客沟通就可以自由出入，所以在实践中，即使飞行时间长达半天，也完全可以忽略邻座的人。

从你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你对我违反了商务舱的第一规则有点惊讶。你穿着休闲却优雅——裤子和多色套头毛衣，我觉得这两种不是很搭，但穿在你身上却没有违和感，所以我想穿衣是看人的。从你的气质来看，就算你坐过经济舱，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一直在哭泣，打破那条潜规则的，不正是你吗？不过，从你转过身去背着我哭来看，很明显你不想与其他乘客分享你的故事。

唉，如果不说点劝慰话似乎显得我太冷漠，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窘况。

你虽然脸色苍白，眼睛红肿，却依然美得超凡脱俗，引人注目。难道正是苍白的脸色和红肿的眼睛让你如此美丽？我一直对脆弱且多愁善感的人没有抵抗力。我把起飞前空姐放在水杯下面的餐巾取出来递给你。

“谢谢！”你接过餐巾，勉强笑了笑，把餐巾按压在融化了的睫毛膏上，“但我不相信。”你转过身对着舷窗，额头贴在窗玻璃上，好像想躲起来似的，身体抖动着再次抽泣起来。你不相信什么？不相信我了解你的感受？不管怎样，我已经尽力了，从现在起不会再管你了。我打算看半场电影，然后试着睡觉，虽然我估计最多只能睡一个小时——不管飞行时间多长，我很少能睡着，尤其是当我知道我需要睡觉的时候。我只在伦敦待六个小时，然后返回纽约。

标有“系好安全带”字样的指示灯熄灭了，空姐走过来，把放在座椅扶手上的空杯子续满水。起飞前，机长通知我们今晚从纽约飞往伦敦的航班需要5小时10分钟。一些人放低了座椅靠背，把毛毯盖在身上，另一些人则坐在座位上，脸被面前的屏幕照亮，等着空姐送食物。当空姐在起飞前拿着菜单过来时，我和邻座的你都说“不用，谢谢”。我很高兴在经典影片栏中找到了一部电影《火车上的陌生人》。正要戴上耳机时，我听到了你的声音。

“是我的丈夫。”

我手里拿着耳机，转向你。

你眼睛周围的睫毛膏像夸张的舞台妆。“他出轨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觉得奇怪，称一个背叛了你的人为最好的朋友，不过我没必要指出这点。

“对不起，”我说，“我无意掺和……”

“不用道歉，有人在乎就行，不过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非常害怕任何令人沮丧和悲伤的事。”

“你说得对。”我说，不确定是否该把耳机放下。

“我想他们现在就在滚床单，”你说，“罗伯特总是很饥渴，梅丽莎也是。天哪，在我亲手铺上丝绸床单的床上。”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对30多岁已婚夫妇的画面。男人负责赚钱，赚了很多钱，而你负责选择床上用品。我们的大脑擅长形成固化刻板的印象，有时错，有时对。

“那太糟了。”我说，尽量让语气听起来不太夸张。

“我想死，”你说，“所以你误会了，我巴不得飞机出事，真的。”

“但我还有好多事没做。”我说，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

有那么一会儿，你只是盯着我。也许这句话说得太糟糕了，至少时机不对，在此情此景下可能太轻率了。毕竟你刚说到想死，还给了一个可信的理由，我这么说显得不合时宜且麻木不仁，像一种随意的调侃，以缓和目前确实存在的凄凉氛围，跟人们所说的“喜剧性调剂”——至少在它起作用的时候——效果一样。不管怎样，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你笑了，笑容像泥泞水坑里泛起的一丝涟漪，瞬间消失了，但我又能呼吸了。

“放松，”你平静地说，“我是唯一会死的人。”

我疑惑地看着你，但你避开了我的目光，越过我看向客舱。

“那边第二排有个婴儿，”你说，“商务舱里有个可能会整晚哭闹的婴儿，你怎么看？”

“能怎么看？”

“你可以说，父母应该明白，乘客之所以愿意花高价坐商务舱，是因为他们需要睡觉。也许一大早下了飞机后，他们得直接去上班或开会。”

“也许吧。但只要航空公司不禁止婴儿乘坐商务舱，你就不能指责父母把婴儿带进来。”

“那航空公司应该为欺骗了我们而受到惩罚，”你小心翼翼地擦了擦另一只眼睛下面，这次你没用我递给你的餐巾，而是换成了一张面巾纸，“他们展示的商务舱广告可都是乘客进入甜美梦乡的照片。”

“从长远来看，航空公司会受到惩罚的。我们不喜欢为得不到的东西付钱。”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父母还是航空公司？”

“父母这么做我能理解，他们付了钱，对婴儿哭闹不会感到愧疚。但如果商务舱提供的服务降级了，航空公司最终会有经济损失的，对吧？”

“但如果他们对小孩不友善，照样会收到差评。”

“小孩哭起来，才不会管是在商务舱还是经济舱呢。”

“是啊，所以我说别同情那些带小孩的父母。”我笑道，“航空公司可能担心不让小孩进商务舱像是一种种族隔离。不过，如果有人哭了，让他和经济舱乘客换座，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你笑了，笑得轻柔动人，连眼里也含着笑意。我很自然地想到——我确实是这么想的——真难理解有人竟然会背叛像你这样的美女，但事实确实如此：这与外在美无关，也不关内在美的事。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问。

“我是心理学家，做研究的。”

“研究什么？”

“人。”

“当然。研究出了什么？”

“弗洛伊德是对的。”

“关于什么？”

“除了少数例外，人没有什么价值。”

你笑了，“但愿你的结论没错。先生怎么称呼？”

“肖恩。”

“我叫玛丽亚。但你并不真的相信这个结论吧，肖恩？”

“除了少数例外，人没有什么价值？我为什么不相信？”

“你的言行表明你富有同情心，而真正的厌世者是没有同情心的。”

“懂了。那我为什么要撒谎？”

“同理，因为你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你假装和我一样害怕坐飞机；在我告诉你我遭遇了背叛时，你为了安慰我，就说世上都是坏人。”

“哇！我还以为咱俩中只有我是心理学家。”

“看吧，你的职业素养暴露了你。你还不如承认，你就是反对这个结论的最好证明。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倒希望如此，玛丽亚，但恐怕我流于表面的同情心只是英国资产阶级教育的结果，除了我自己，我对别人没多大价值。”

你身体往我这边靠了靠，移动幅度几乎难以察觉，“正是教育赋予了你价值，肖恩。是你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想法和感受——成就了你，让你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太夸张了。受过教育只意味着我不喜欢打破默认的行为规则，但我不会做出任何真正的牺牲。我只是适应规则，以免不愉快。”

“至少，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你是有价值的。”

“恐怕作为心理学家我也很失败。我既不聪明也不勤奋，无法找到治愈精神分裂症的方法。如果飞机坠毁了，这个世界失去的不过是一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只有几个心理学家会看的关于确认偏差的无聊文章罢了。”

“你喜欢引人注目？”

“是的，非常喜欢出风头，这算是我的缺点。”

你笑了，笑得很灿烂，“如果你消失了，你妻子和孩子不会想你吗？”

“不会。”我答得很干脆。因为我的座位靠过道，所以我不能通过转向舷窗，假装在深夜的大西洋上发现了某些有趣的东西来结束对话。把杂志从前排座位的靠背网袋里拿出来这种举动又似乎太得罪人了。

“对不起。”你小声道。

“没关系，”我说，“你说你要死了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直视对方。虽然可能是后知后觉，但我想我们都在对方眼里瞥见了一些东西。当时的这一瞥告诉我们，这次目光相遇可能会改变一切。事实上，它确实改变了一切。也许你也这么想，你靠在扶手上看向我时我分心了。

你身上的香水味让我想起了她。那是她的气味，她回来了。

“我会自杀。”你低声说。

你靠在座位上，打量着我。

我不知道我脸上是什么表情，但我知道你没说瞎话。

“你打算怎么做？”我只能这么说。

“要我告诉你吗？”你用一种忍俊不禁的神秘语气问道。

我考虑了一下。我想知道吗？

“怎么说呢，这不是真的。”你说，“首先，我不会自杀，我已经自杀过了。其次，实施自杀行动的不是我，是他们。”

“他们？”

“是的，我签了份合同……”你看了看表，是块卡地亚表。我猜是罗伯特送的礼物。在他出轨之前还是之后？应该是之后，这个梅丽莎不是第一个，他一开始就不忠。“四个小时前签的。”

“他们？”我又问了一遍。

“自杀机构。”

“你是说……像在瑞士那种协助自杀的机构？”

“是的，只是更主动地帮你自杀，而且不同点在于，他们会用一种看起来不像是自杀的方式杀死你。”

“真的？”

“看起来你不太相信。”

“我……啊，我相信。我只是很吃惊。”

“我理解。这话就咱俩之间说说，合同有保密条款，实际上我不该跟任何人说起，只是……”你笑了笑，眼泪又涌了上来，“我太寂寞了，而你是陌生人，还是心理学家，你的职业道德要求保密，对吧？”

我清了清嗓子，“对病人的情况，是的。”

“那好吧，我做你的病人，反正你现在也没病人。你怎么收费，医生？”

“恐怕我们不能那样做，玛丽亚。”

“好吧，这会违反你所在行业的游戏规则，但你肯定可以作为一个私人听听吧？”

“你必须明白，如果有自杀倾向的人向我倾诉，而我不采取任何措施，这对我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来说会带来道德问题。”

“你不明白，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合同是不可撤销的，我会在三周内死去。他们事先说了，一旦在合同上签了字，就没有紧急按钮可以按停，因为如果可以的话，会产生各种法律纠纷。你现在相当于坐在一具尸体旁，肖恩。”你笑了起来，笑声生硬而苦涩，“可以陪我喝一杯，听我说说话吗？”你举起修长的手臂，按下服务按钮，昏暗的客舱中响起了类似声纳脉冲的哔哔声。

“行，”我说，“但我不会给你任何建议。”

“好的。你保证以后不会谈起这件事，即使我死后也不谈？”

“我保证，”我说，“虽然我看不出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哦，会的。如果我违反了合同中的保密条款，他们可以起诉，索赔一大笔钱，这样一来，按照遗嘱应该继承我财产的某个组织就得不到什么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