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航班

告诉我，你的绝望；而我将告诉你，我的。

同时世界继续。

——玛丽·奥利弗《野鹅》

序言

纽约肯尼迪机场

2月22日，星期二

空难当天

四号航站楼挤满了人，湿羊毛的味道夹杂着飞机燃油味，浓郁地弥漫在周围。我在玻璃滑门内侧等她。每当有人进出时，一股冷风就会迎面扑来，让人顿觉彻骨生寒。我只好强迫自己，想象着那是来自波多黎各的一丝和煦的微风，伴随着木槿花与海盐的清香。周围人们的西班牙语带点儿口音，轻柔地飘荡在耳畔，让我仿佛浸在热水浴中，忘却了刚才的自己。

室外，飞机起飞带来了阵阵轰鸣；室内则充斥着扬声器嘈杂的播报声。在我身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用尖锐的意大利语断断续续嚷嚷着。不过我的视线始终没有从路上移开，我紧盯着航站楼外拥挤的人行道，搜寻着她。我坚信——并押上了我的整个未来——她是一定会来的。

关于她，我只知道三点：名字、长相，再就是她的航班今早起飞。而我的优势在于，她对我一无所知。我强压下自己的恐惧：我可能已经在不经意间错过了她。她可能早已离开，不知去向，而随她而去的，将是我摆脱现有生活、迈入人生新篇章的机会。

每天都会有人消失。那个在星巴克排队的男人，买完他最后一杯咖啡，接着可能会驱车驶向他新的生命轮回，而留在身后的一家人，会永远都想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是那个坐在灰狗巴士最后一排的女人，她盯着窗外，风撩起几缕碎发拂过她的脸颊，仿佛带走了那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你也可能会和某人擦肩而过，而这就是他们作为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一切你可能根本意识不到。

不过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停下来思考过，想要真正消失究竟有多难。这种消失需要抹掉各种层次的细节，即便是那些最不起眼的踪迹也不能放过，因为总会留下某些线索——一小截线头、一颗真相的种子、一个错误……往往只需一个小小的针孔，就可以穿针引线，解开谜团。譬如，离开时的一通电话，距高速公路入口匝道三个街区前的一场车祸，一次被取消的航班。

抑或，是最后一分钟改变的行程。

室内的雾气冷凝成水珠，挂在玻璃窗上。透过这扇玻璃窗，我看到一辆黑色的林肯城市轿车停靠在了路边，我知道那就是她，甚至在车门还没打开、人未走下来之前我就知道，来的一定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她并没有与后座同行之人道别，而是匆匆穿过人行道，走进了玻璃门。我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她粉色的羊绒毛衣甚至蹭到了我的胳膊，触感柔软，令人心动。她弓身收着肩膀，似乎是在为随时有可能到来的任何接触乃至重击做好准备。对于这个女人而言，她深知一张五万美元的名贵地毯也很容易就能刮花她俏丽的脸庞。我给她让了路，并深吸一口气，打消紧张的情绪。既然她来了，我就可以开始了。

我向上扯了扯包带，跟了上去。接着，我不动声色地混到她正前方的安检队伍里，因为我知道，被追踪的逃亡之人只会关注身后，而忽视前方。我一边听着身后的动静，一边等待着我的机会。

虽然她还不知道这一切，但很快，她会成为那些消失的人之一。而我则如同一缕轻烟升空，逐渐消散，消失得无影无踪。

克莱尔

2月21日，星期一

空难前一天

“丹妮尔，”我走进紧挨着客厅的小办公室，“告诉库克先生，说我去健身房了。”

她从电脑前抬起头，我发觉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喉咙底部的淤青，尽管那儿我已经用一层薄粉底掩饰过了。我下意识地调整了领巾的位置，我知道，她绝不会多嘴一问的，她向来如此。

“我们四点钟在中央大街扫盲中心开会，”她说，“你可能又会迟到哟。”丹妮尔一直管理我的日程，并把我的各种小过失一一记录在案。如果我不能准时参加会议，或者取消我丈夫罗里看重的约会，那么我认为她就是最有可能向上汇报的那个人。克莱尔，如果我打算竞选参议员的话，我们可没有那么多犯错机会。想起这话，我就不寒而栗。

“谢谢你啊，丹妮尔！我和你一样，也是能够看得懂日程表的。请帮我把上次会议的笔记上传，做好出发准备。我们中央大街见吧。”离开房间时，我听见她拿起了电话。我不禁有些踌躇，这可能会引人注意，而其后果，我简直不敢往下想。

库克家族是仅次于肯尼迪家族的政坛世家，人们总会问我，嫁入他们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时，我会训练有素地转移话题，介绍我们的基金会信息，还有第三世界的扫盲运动、水资源倡议、城区规划项目、癌症研究等，专注于工作，而不理会那些谣言。

然而，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即便是在家中，每时每刻也都有人在身旁，包括助理，还有做饭和打扫的用人等。我不得不抓紧每一分钟，利用每一寸空间来谋得自己的隐私。家里都是罗里的人，我没有安全的自处之所，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监视之下，而他们全都忠心耿耿地为库克家族效力。我和罗里结婚已经十年，但我仍然只是一个误入者，一个需要被监视的外人。

而我早已学会，如何让他们表面上看不到任何问题，确信一切如常。

丹妮尔用她的列表和日程安排掌握着我的行踪，而健身房是仅有的几个她不会跟来的地方之一。这也是我见佩特拉的地方，她是我在认识罗里之前的朋友中剩下的唯一一个了，只有她，罗里没有强迫我断掉联系。

因为罗里根本就不知道佩特拉的存在。

* * *

我到健身房时，佩特拉已经在那里了。我到更衣室换好了衣服。我爬上楼梯走向那几排跑步机时，她正站在楼梯转角处，从一叠毛巾中拿起一条干净的。我们四目相对看了一会儿，随后，她移开了视线，不再看我；而我则随手拿起了一条毛巾。

“你紧张吗？”她低声道。

“吓死我了！”我说着便转身走开了。

我看着钟跑了一小时。正好在两点半时，我身上裹着毛巾进了桑拿房，筋疲力尽，肌肉有些酸痛。室内水汽氤氲，佩特拉独自坐在最高一排，脸被热气蒸得通红，我对她笑了笑。

“你还记得莫里斯夫人吗？”我坐到她身边时她问道。

我闻言一笑，回想起那段单纯的时光，心中充满了感激。莫里斯夫人是我们十二年级时公立学校的老师，不过佩特拉差点没从班上毕业。

“有一个月你每天下午都会陪我学习，”她继续说着，“那时由于父亲身份的原因，其他孩子都不肯接近我和尼科，只有你走上前来主动帮忙，我才得以顺利毕业。”

我在木凳上转身，面对着她说：“你这样讲好像你和尼科被孤立了一样。你们还是有朋友的。”

佩特拉摇了摇头，“我父亲是俄国大佬，就像美国黑帮教父阿尔·卡彭那样，他们会因此对我好点儿，却不会和我成为朋友。”我们那时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所贵族学校上学，在那儿上学的都是贵族子弟，他们仅仅为图新鲜，就接近佩特拉和她哥哥尼科，好像在玩大冒险一样。其实他们不过就是想试探一下，看究竟能和这两人走多近。因此，他们从来没有让他俩真正融入自己的圈子。

于是，我们三个组成了一个异类学生的铁三角。佩特拉和尼科不许别人取笑我的二手校服，也不许他们嘲弄我母亲用来接送我的旧本田——那辆车开到路边时总是咯吱咯吱地响，而且排出滚滚浓烟。他们总陪着我吃饭，避免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而且会拉着我参加学校的活动，否则我肯定会逃掉的。他们俩总是把我挡在身后，顶住那些坏孩子，那些孩子对我说话刻薄无情，认为我太穷，太普通，只是个依靠奖学金来此读书的走读生，根本不配和他们做同学。那时，我没有其他朋友，只有佩特拉和尼科。

* * *

好像命中注定一般，两年前的一天，我走进健身房，看到了佩特拉，她好像是从我的过去走出来的幽灵。可我早已不是她高中记忆里的那个人了。太多的事情已经改变。关于我的人生，以及一路走来失去的东西，我得跟她解释太多太多。因此，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期待我抬头认出她时，我躲开了她的视线。

健身之后，我去了更衣室，想在桑拿房里躲一会儿，等佩特拉离开之后再走。但我进去时，佩特拉恰好在那里。一切都像是我们预先计划好的一样。

“克莱尔·泰勒。”她说。

听到她叫出我的闺名，我实在没控制住，不由得淡淡一笑。她说话仍带着家乡的俄语腔调，往昔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刹那间，我好似找回了原来的自己，而不是那个多年来精心扮演的罗里夫人，不再是那个坚硬外壳之下光鲜亮丽、徒有其表、讳莫如深、身怀秘密的人了。

随后，我们慢慢开始闲聊，虽然距上一次见面已有多年，但我们还是很快就了解了彼此的境况。佩特拉一直没有结婚，漂泊不定，一直是她哥哥在接济她，目前，她哥哥正打理着家族产业。

“而你，”她指了下我的左手，“结婚了？”

透过层层水汽，我端详着她，很意外她居然不知道这件事。“我嫁给了罗里·库克。”

“真不简单。”她说。

我看向别处，等她问我那些常人总会问到的问题———比如玛吉·莫雷蒂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名字会永远与我丈夫联系在一起。最开始，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儿，但随即声名狼藉，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她很久以前爱过罗里。

然而，佩特拉只是向后仰靠到长凳上，说：“我之前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看到过凯特·莱恩对他的专访。他对基金会的贡献很大。”

“罗里是个饱含热情的人。”要是真有人愿意深入挖掘，竟也会发现此言非虚，颇有些事实成分。

“你妈妈和妹妹还好吗？维奥莱特现在一定都大学毕业了吧。”

尽管已是多年之后，我还是一直害怕面对这个问题，她们的离去仍然像一把利刃一般刺痛着我的心。“十四年前，她们死于一场车祸，维奥莱特当时才刚满十一岁。”我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故的情况，那天是周五，外面下着雨，一个酒驾司机闯了红灯，迎面撞上，她俩当场死亡。

“噢，克莱尔……”佩特拉道。她既没有去说那些陈词滥调，也没有逼我回忆那段往事。相反，她只是陪我坐着，用沉默抚慰我的悲伤，因为她知道无论说什么都不能让我的痛苦减少半分。

* * *

每天健身之后在桑拿房见面成为我们俩的习惯。佩特拉知道，由于她的家庭出身，我们不能在公共场合交谈，这会被别人看到。甚至在我们讨论清楚、知道我最后要做什么之前，我们一直都很谨慎，很少打电话交流，而且从不发邮件。但是在桑拿房里，我们回忆起贯穿彼此高中岁月的同盟关系，重建了曾经给予过彼此的信任，恢复了友谊。

没过多久，佩特拉同样也发现了我小心隐藏起来的秘密。“你得离开他，你知道的。”在我们首次见面几个月后的一个中午，她对我说道。她正注视着我左上臂的一处淤青，那是两天前的晚上罗里和我吵架后留下的。尽管我努力想掩盖住——毛巾拉高遮住前胸，垂挂在脖子上，或搭在两肩上。佩特拉静静地看着罗里一次次发怒时在我皮肤上留下的痕迹。“这可不是我第一次在你身上看到那种淤青。”

我用毛巾遮住，不想让她怜悯我。“我之前尝试过一次，大概在五年前。”我曾相信，走出婚姻是可能的。我计划过一次抗争，虽然我知道这很麻烦，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我用他虐待我这件事威胁他——只要把我想要的给我，我就不会对外公开，让公众知道你是这种人。

可事实根本没按我想象的那样发展。“实际上，我信任的一个女人也曾试图帮助我，可她嫁给了罗里在兄弟会的一个老朋友。罗里赶到时，她丈夫开门请他进去，就像以前在兄弟会那样站在罗里身边，秘密地握手。罗里告诉他们，我在一位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下，一直在和抑郁症作抗争，也许，是时候住院治疗了。”

“他要把你送进精神病医院？”

“他是要让我知道，事情可以发展得更加恶劣。”我并没有告诉佩特拉后面的事，比如我们刚到家，他就把我狠狠地推到厨房的大理石台上，我因此断了两根肋骨。“你的自私真是让我吃惊呢。你居然想毁掉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那可是我母亲的遗产，就因为我们吵架？！所有夫妻都会吵架的，克莱尔。”他在房子里指了一圈，从高档家电到价格不菲的台面，说：“看看你周围。你还想要什么？没人会同情你的。甚至都没人会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