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山上的流浪猫

时间在暑热中膨胀，抑或是我无法习惯自己最近有多么迟缓。我气喘吁吁冲过街角，汽车站终于映入眼帘，这时手机上弹出安东尼新发来的消息。“嗨，性感美人。只是想问下‘楢山’里情况如何……”

他知道我厌恶这种烦人的俏皮话，即便他第一次这样时，也没让他显得多与众不同。引用经典电影，得了吧。我小声嘀咕——“去你爹的”，把手机揣进兜里。

世界上有很多这种混蛋，他们以为养老院是人间地狱，子女无情的老人才会被送进来，而那里的工作人员正逐渐变成虐待狂。你会习惯这种看法，当然了，如果有这些看法的混蛋是你男朋友，情况就会变得更复杂。

我不应该停下来读信息。接连错过两辆公共汽车之后，等我到达橄榄树养老院时，心脏在我胸膛里跳得像一只被困住的黄蜂，我的视线之外都变成了模糊的黄色和绿色。我飞奔过去开始工作时，热风烧灼着松树和橡树，除了我似乎一切都在沉睡。

科琳正在门口等待，托齐太太的子女正从科琳身后走过来。我一门心思尽力呼吸，没注意到他们脸上阴郁的表情。我挥手跟他们打招呼，视野边缘的模糊效果渐渐消退。科琳摆出困惑的表情，紧张地皱起眉头，才阻止我犯傻，我停下脚步，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可怜的托齐太太，这个消息的确不应该让我感到意外，可是在一群近百岁的老人中间工作，你不会想到人们这么早离开。托齐太太八十三岁，真可怜。我回想起安东尼的消息，心头一颤，想拣些安慰的话说，这时脚下传来喵喵的叫声，有什么东西在蹭我的腿。

“加斯帕德，看你跑哪儿来了？！”我说。

养老院的这只流浪猫抬头看着我，诡异地像人类一样用后腿站立，前爪伸向我的手。他全身灰色，长着优雅的白爪，看起来漂亮极了。此刻想到这些可真是没有道理……

托齐太太的女儿笑着抹了抹眼角。

“至少她到最后还有个伴儿，”她说着跪在加斯帕德旁边，“在她腿上咕噜咕噜叫，就好像他们早就互相认识了。”

我觉得自己从没见过加斯帕德那么喜欢某个人，也从没见他出现在托齐太太身边，但是我没跟她挑明。这位女士想要摸摸加斯帕德的脑袋，可他向后退去，飞快地逃进橡树丛中。她耸耸肩，脸上仍然挂着悲伤的笑容，我们一一握手。新的一天以哀悼开始——又一张熟悉的面容，伴着早晨的问候和每周要洗的衣物，永远地离开了。

他们离开时，科琳还在盯着修长的橡树，脸色比往常更加苍白。我捏了捏她的肩膀。

“你没事吧？”我说。

“没事。不过我们不该放那只猫进来。不干净。”

我的第一反应是要跟她争论，然后我觉察出眼下不是时候。我们一起走进屋里，谁都没有再说什么。一如往常，沉默是我们最有效的庇护。我们照顾的人只是我们的病人，或者说他们仅仅应该被这样看待。一旦放纵泪水，它似乎就永远都不会干。

我开始在橄榄树养老院工作那天，确信自己要进入地狱。其实也没那么糟，当然了，你比你想象得要更频繁地面对死亡，而且你照顾的病人不会都运气好到有家人定期来探望，比如说达蒙太太——我只见她儿子来过一次。她是个可爱的小老太太，记忆力衰退，只要你准备好了，她就愿意一直给你讲她的童年，因为那是她的大脑唯一还没有完全忘记的一段时光。有时候我认为她很幸运。她的儿子说来看望又在临行前取消时，她从不记得。

来到达蒙太太的卧室时，我的心脏还跳得厉害。她正在翻看一本装有黑白照片的旧相册。

“下午好，菲西娅。”她不用看我就说，嘴唇上露出笑意。

“下午好，达蒙太太。”我尽可能亲切地说。

她忘记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忘记我的名字，对此我不会不以为意。对于其他病人，我例行公事。如果你不希望在某一天崩溃并且再也不回来工作，那么保持距离很重要。可是对于达蒙太太，我会找些微小的善举，做些让她高兴的小事。作为老太太最后记住的几个人之一，我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所以安东尼说这份工作我干不长久，这话让我很讨厌，可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他只是很害怕。当一位老太太的记忆从边缘开始磨损，而你成了她唯一能够牢牢记住的面孔，那这就像是站在暴风中心：唯一平静安全的地方。你不会出任何事，可周围的一切都像无底洞一样等待着把你整个吞没。

达蒙太太知道我喜欢她的故事，尽管它们漏洞百出。我给她铺床的时候，她把相册翻得唰唰直响。她的相册里装满了快八十年前在瑞士拍的照片，她在那里经历了战争，然后又度过了几十年，等待某天突然被带进警察局就再也没回来的家人。越过边境那天的经历她给我讲了无数次。那时，她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不知所措地紧紧拉着一名医科学生的手，后者多年来一直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送到安全地带。我们年轻的医生——达蒙太太这样称呼，眼中满是憧憬。

一声猫叫打断了我们，加斯帕德又回来蹭我的腿。

“小猫咪，”达蒙太太拍着大腿轻声呼唤，“来坐这儿！”

我斜瞟着猫，特别困惑不解。最近我们关门闭户，竭尽所能抵抗热浪，这只猫究竟是怎么溜进来的呢？

“出去，加斯帕德。”我说。

我把他踢出去，又关上门，甚至都没来得及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过达蒙太太又看起了照片。不管疲惫与否，我真得继续工作了。

“我儿子明天过来，”她说，“你会见到他。”

我挤出一个笑容，她儿子好几周都没说要来探望，不过在达蒙太太心里，他总是明天就来。

“那太好了。”我说。

不幸的是，我只能如此回答。

在养老院的餐厅里，百叶窗遮挡着阳光，电风扇的噪声盖过了电视节目。这样最好，他们又要报道导致巴黎几十位老奶奶丧命的炎热天气。梅尔基奥先生在打盹儿，只有手指还在不自觉地抚摸趴在他大腿上的加斯帕德。加斯帕德看上去倒不怎么活泼，他伸出爪子在空中挠了两下然后又放回去。科琳擦干净了最后几张桌子，扭头看旁边一起睡着的老人和猫，我就坐在窗边喘口气。

“菲西娅，你还好吗？”她说。

不怎么好，我感觉自己好像吞下了一块石头，一定是被安东尼说对了，我应该多锻炼锻炼。

“你应当去看看医生。”科琳说。

“我该锻炼一下，等凉快点儿就开始。”

“这种天气会要了我们的命。”她叹了口气。

我走近梅尔基奥先生时，他在打呼噜。他的头晃了一两下便开始发出鼾声，听起来仿佛他和猫同时在呼噜呼噜叫。

科琳离开后，我在桌边坐了一会儿，享受午后逐渐逝去的光亮。真可惜我们得一直放下窗帘，挡住山上美丽的风景。拉起它们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身处塞尚的风景画中，只不过即使塞尚真的画出了我们的山岳，他也绝对画不出清风和迷迭香的气味。不过游客不会明白，现实跟他们在博物馆欣赏的色块有多大的差异。我拉起百叶窗，透过窗户正中，天空在石灰岩峭壁上方延展。

“我挂好了你的画，梅尔基奥先生，”我说，“瞧！”

此时他应该醒过来了，甚至加斯帕德都已经离开。可他没有回答，仍在张着嘴睡觉，脑袋倒向一侧。要是再不醒，脖子就会落枕。我一边想，一边走向他。我还来得及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低声唤醒他。当然，这无济于事，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医生带走梅尔基奥先生的尸体之后，我们陷入一阵惊恐，同样的夏天又来临了。我几乎能听见安东尼的话音，自命不凡地声称他绝不会把自己的父母送到这种地方等死。我在头脑中找不到合适的话应答。

不过我很快就不再想这件事，因为自己心中涌起其他隐忧。我知道自己早就应该去看医生，甚至不确定为什么要推迟，以及在担忧什么。害怕听到自己生病？抑或是，害怕听到自己的心脏一切正常，害怕最终被安东尼言中，知道他一定会说他早就说过了，语气甚至可能有点冷嘲热讽？

无论先前可能存在怎样的期待，离开心脏病医生的办公室时，我只希望他再把我叫回去，说他又看了看我的病例档案，觉得自己搞错了，其实没有什么异常。可是除了我走过环绕楼梯井的石阶时回响的足音，周围一片寂静。城市中心区的这些古老大楼里，永远不会太热或太冷，既不会太吵，也不会太亮，虚弱的身体在这凉快的“石茧”里等待恢复健康……如果能给他们进行一些治疗的话。

我准备出去，一只手扶在门把手上。再多享受片刻的安宁与凉爽也是我应得的。今天外面是赶集的日子，阳光晃得你流眼泪，一群人摩肩接踵，你无法以正常速度在其中穿行。我在不会使我心跳加速的楼梯井里又待了一会儿，然后打开门，热浪仿佛掐住了我的脖子。我走得很慢，告诉自己不算什么大问题，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我走进人群、阳光和集市的喧嚣，这里聚集了颇多的游客，以致你几乎听不到一句法语。广场上弥漫着成熟桃子、奶酪和橄榄、石灰岩和树荫散发的气息。在这里，热浪来袭时，人们想到的会是卖甜瓜，而不是琢磨谁先死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了解自己的名字是否被无情地写上了长长的厄运清单。

我缓缓穿过集市，停下来为达蒙太太买一片火腿。其实我不必这么做，可是他们在养老院里提供的火腿看上去像是凝结的蜡。而且达蒙太太常说，当年她父母被送上开往波兰的火车再没回来之后，自己喜欢上了吃火腿。转念一想，我给自己也买了一片。既然医生给了我不参加斋月的好借口，那我不妨充分利用一下。

趁我铺床的时候，达蒙太太翻阅着她的相册。我的心脏在胸膛里怦怦作响，有一个小声音说我才二十三岁，我努力想把它屏蔽。我回忆起自己从在这里工作开始遇见的所有老人，有的身患癌症后又活了二十年，有的抽烟喝酒但是长命百岁。我不禁想起其他意料之外去世的老人，比如托齐太太格外注意健康饮食和锻炼身体，最后还是死于动脉瘤。我知道这样想很愚蠢，可是我胸部疼得……

一只小手落在我的手臂上，我都没注意到自己刚刚已经呆呆站了一分钟。我面对着达蒙太太坐在床上，她用浑浊的大眼睛注视着我。

“怎么了，菲西娅？”

没什么，需要多锻炼锻炼。

“我的心脏乏力，”我说完这句也没有要停下的打算，“慢性肌纤维震颤之类的病症，先天性的。医生今天早晨通知了我。”

“不过你会没事儿的。”达蒙太太的语气就好像这显而易见。

“医生也这么说。”

我感觉要无法呼吸了，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喉咙。

“我很傻，是不是？”我说，“他说暂时不用担心，可我还是在网上查了一下。我会没事的，直到最后血液在心脏中凝结，心力衰竭。我才二十三岁，男友一直说我应该健身，好像这都是我的错。我不想告诉他……”

“好啦，菲西娅。这种事儿你得信赖医生，而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对不对？来坐这儿。”

我坐在窗台上，面朝着她，她看上去就要开始传授我一套活出真我的生活智慧，也就是如何在尚且不用别人给你擦屁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她张开嘴，把头歪向一侧，然后又摇了摇头，似乎忘记了要说的话。

“不会有事的，”她说，“你是个好姑娘。”

我向她微笑。奇怪的是，就算脑中仅剩一点记忆碎片，她还能如此平和地生活。她又开始看相册了，我应该找时间把她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如果不是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会在这里待一整天，让她给我多讲一些。有颇多事情我永远不会知晓，都是因为等我想到问起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阿尔及利亚的僻壤曾经到底什么样——如果这对我来说有任何意义——除了人们在足球比赛之夜披在肩上的新月旗？然而我的祖辈只剩下奶奶能告诉我这种事，可她的法语和我的阿拉伯语一样差。

眼下是个请达蒙太太讲故事的好时机，这样就可以避免我思虑死亡和无法正常运转的心脏。接着我想到她忘记的一切，要是她说不上来那得多伤心啊，于是我只好默默注视着她，并没有打扰她回顾自己久远的记忆，那些她设法与相册的二维画面一一对应的残缺寡淡的记忆。

然后嘈杂声打断了我们。我听见开着的房门外传来“别让那只猫挡路！”，走廊里医生迈着匆忙急促的脚步来到隔壁房间，我抹了一把额头，心里明白那些沉闷的声音是因为大家害怕引发恐慌，不想高声喧哗。我离开达蒙太太的房间时，塔迪厄医生和两名护士正在走廊里，加斯帕德背对着我坐在地上，注视着他们。他看着我从旁边走过去，没有主动来要求抚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