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专访

1981年5月，我在位于波兰克拉科夫市郊的莱姆的家中进行了这次专访。

当天，由于一直打不到车，我们晚到了几分钟。此前我曾想象莱姆住在一座宽敞的、超现代的豪宅里（波兰现在有一些这样的房子），但是到了那里才发现，莱姆所住的不过是一所很小、很朴实的房子，甚至和一般波兰家庭比，也不大。来此之前，我曾在心里想：像莱姆这样具有国际声望的作家，生活的环境一定很壮丽宏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住所是那么简单。当然，不协调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在莱姆的房子前停着一辆最新款梅赛德斯-奔驰车，型号是450 SL，颜色大概是那种亮绿色。不协调这件事，我们在访谈中也会提到。

莱姆房子的周围有一个不大的花园，莱姆就站在花园的入口处迎接我们。他看上去完全符合我的想象：六十出头，个子不高，身体微胖，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朝气和活力。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一件厚厚的羊毛开衫，开衫的肘部贴有皮革贴片。他的裤子是灯芯绒长裤，鞋是沉重的黄色步行鞋。

莱姆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看上去比莱姆年轻几岁。我们与她简单地寒暄了几句，然后就直接上了二楼，那里是莱姆书房的所在地。进到书房，我迅速扫视了整个房间。房间里有些凌乱，或者说不是凌乱，只是塞满了各种杂物，有园艺工具、网球拍、滑雪板、靴子等等。

书房里有一张宽大的书桌，书桌上摆满了书籍、报纸、杂志以及各种各样的物品，还有一台废弃不用的小型便携式打字机。房间的四周，从地板到天花板，立满了书柜，书柜里装满了书、报纸和杂志，看不出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摆放的。不过有一个书柜很特别，它很大，面朝门站立，里面的书摆放得整整齐齐，装订得也很漂亮。那些都是莱姆自己的作品，有各种版本，有的是波兰语，有的是其他语种。地板上堆着成堆的杂志，有些是英文，有的是法文，还有的是俄文。我在莱姆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新出版的《新闻周刊》，这在波兰可是稀罕货。一个书柜的上方，挂着一张波兰教皇的大照片。

莱姆的妻子用托盘送进来咖啡和一些饼干，莱姆将它们接过来，放在一张带轮子的小桌上，这张桌子我此前不曾注意到。莱姆坐在一把古旧的、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我和耶日则坐在虽小却舒适的扶手椅里，位置要比莱姆的古董椅子低很多。

还有几分钟访谈就要开始了，这时我请耶日检查他的俄制录音机，确保它能正常工作。很幸运，我们检查了。磁带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到。莱姆马上提出用他的录音机，这是一款德制新式录音机。

莱姆身上有一股迷人的魅力，待人也很友好，访谈中他时不时地大笑起来，而且对任何话题都不回避。访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此间莱姆没看过一次手表。

尽管莱姆通晓英语，法语更棒（这是我的母语），但是他更喜欢用波兰语接受采访。耶日担任现场翻译，访谈结束后他又把录制好的音带转成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份英语文稿。我对英文稿做了编辑和修正，并请莱姆当面确认。

访谈结束后，莱姆送了几本签了名的书籍给我们，我也把最近刚出版的我的一本小说送给他，并在他的请求下在书上签了名。莱姆问我们怎么回城，我们告诉他叫出租车。听到这里，他坚持要开他的奔驰车送我们回去。莱姆就像大多数波兰人那样，一路开得很猛。他紧贴着方向盘，不时地打起手势，朝其他驾驶员骂几句。最后终于抵达了波兰作家联盟的大楼前，我们热切地握了握手，就此告别。

费德曼：您认为自己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科幻作家吗？

莱姆：老实说，我并不这样认为。体裁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我写作的路子其实很宽。我想写一些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也想以自己感兴趣的方式来写。有人或许会说我是在进行某种心理实验，企图创建某种情境模式。他们说得没错，不过我还要补充一点：对我而言，那些常规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或任何您所说的那些惯例都是不够的。之所以不够，是因为它们通常将一个作家的视野限定在个人的悲欢离合上，而我感兴趣的则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而不是个体的命运。

费德曼：也就是说，虽然您主要是因为写了那些被视为科幻小说的作品才出了名的，但您仍然认为自己是作家而不是科幻小说家。您从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是这样为自己定位的吗？

莱姆：我最初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看作科幻作家，我根本没有对自己的作品下任何定义，我甚至不清楚我的作品究竟属于哪个类型。当时，科幻这种体裁在美国广泛流行，而波兰人却不知道它是何物。我在1960年代写作《未来学大会》时，没有人知道未来学会是什么样子。由此您可以看到，文学体裁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费德曼：那么，您如何看待您作品中的科学元素呢？

莱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认知，或者说是有关认知的理论。至于它是否只限于那些正儿八经的科学也就是自然科学，还有待讨论。让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以及地球上的某个“有脑动物”已经将科学作为一项主要事业来追求的事实。所谓的“有脑动物”，我指的是人。我之所以要搞这些文学试验，一方面是为了检验科学和哲学究竟能解决多少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看看其他有思考能力的物种会怎样实践科学这种哲学。

费德曼：您的意思是说，科学和哲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莱姆：是的。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是基于同样的心理过程。

费德曼：当我们谈到某部具体的科幻作品时，通常会发现，它要么是悲观的，要么是乐观的：悲观的是，它常常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事情会变得更糟），或是描绘一个只能怀恋的过去（过去的事物更美好）；乐观的是，它把过去描写得一无是处而把未来想象得万分美好。您认为您的作品属于哪一种情况？

莱姆：我哪种情况都不属于，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来思考世界。你不能简单地说事情是好还是坏。通常它们既非常糟糕又相当……好吧，同时又相当好。这是一方面。而作为一名作家，我在选择一个题材时，有点像医生在俯身望着一个垂死的病人。作为一个医疗案例，这样的病人是完全无趣的。他早晚都会死去，就是这样。医生将不得不去照看另一个病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给人类另一个机会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最终不会自杀。

费德曼：您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曾经给H.G.威尔斯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威尔斯，我与你在写作上存在根本的差异，你从来不在乎人类，却仍然认为人类必须得到改善。而我虽热爱人类，却认为它改善无望。”康拉德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在对人类的看法上，我觉得您处于康拉德和威尔斯之间。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

莱姆：这个位置蛮好。很高兴您把我与如此杰出的两个人物放在一起。

费德曼：就您所说的来看，您的作品似乎包含某种抗拒性，对现实主义的抗拒，对具体事物的抗拒，对个体的抗拒，您似乎更喜欢谈论更为宏大的群体。这很像我熟悉的那种小说，我称之为“实验小说”。换句话说，您的叙述技巧有点类似于美国所谓的“新小说”或“创新小说”，而我更喜欢将其称为“超小说”。 您认为自己是个实验派作家吗？

莱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这主要是因为我讨厌重复自己和他人，这也是我尝试打破常规的主要原因。但是，与此同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有时（并非总是）可以用一种离题或者说东拉西扯的方式来表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像美国大多数的实验小说那样，仅与语言有关，或仅与语言的自我指涉有关。所以，您可以看出来，我对所谓的“语言学的诗歌”并不感兴趣，这种“诗歌”创造了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除了自身不指涉“诗歌”之外任何东西。

费德曼：但是我在您的作品中确实感觉到了某种实验性，不仅是我一个人，我熟悉的那些美国作家大多数都有这种感觉。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您的作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说得更具体一点吧。我觉得您的小说有两个方面很有趣，并且与我作为实验作家的工作有关。第一个方面是，您小说中的角色，也就是那些中心人物，常常会发生人格上的分裂，不仅会分裂成两种个性，有时还会分裂成三种、四种甚至更多种个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展现了多种个性。第二个方面是，您擅长使用不协调感，而且使用起来非常随意。例如，《星际航行日记》中有一则故事，讲到一名宇航员正在太空中烹制牛排，突然不知怎的，牛排就飞走了。您知道，这种事情本来是很琐碎并且无关紧要的，它们被放在小说里，看上去完全不相关，显得非常荒诞。想想也是，您这边正在烹饪牛排，而太空中其他稀奇古怪的事情同时也在发生，这种场面的确可乐。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写吗？

莱姆：关于不协调的问题，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与太空旅行的特殊情形有关。举例来说吧，在我上一部小说中，一位主角就曾指出，与星际航行最相似的一件事就是受到长期监禁。当您坐在监狱里时，您是无法外出的。不过，如果您足够努力并且知道等待，您还是有机会逃离哪怕是最严厉的监狱、最艰苦的牢房的。但是，当您在太空旅行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您无法逃离飞船。这里便存在着一个矛盾，一种特殊的辩证冲突，冲突的双方是如此不相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太空中尽管您是绝对自由的，但同时您也被监禁起来了。处在太空中的人，完全摆脱了地球的吸引力，可以说是最为自由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您才猛然发现，自己完全被飞船囚禁了。虽然从这种境况里可以总结出一套哲理，不过对我来说，呈现这种情境时必须要好玩，也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手法。至于人格分裂的问题，我想这是个玩笑。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有意识地要这么做（大笑）。如您所说，当我小说中的角色分裂成多种个性时，我通常是为了创造幽默，创造出某种幽默的情境，仅此而已。

费德曼：谈到这里，我就想请您来说一说您的创作过程了。读您的小说会给人一种感觉，即您的作品不仅写得风趣幽默，而且还存在某种即兴创作。在写一本小说之前，您会提前做规划吗？您能确切地知道您每一步要写什么吗？在您写作过程中，存不存在随机的情况？

莱姆：不存在即兴创作的情况。当我写作时，我会整体地写。我没有事先计划任何事情，因为我知道它不管用。创作之初，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根据这个想法我会先写出一个版本，如果对这个版本不满意，我会再写出一版甚至更多版。情况就是这样。我承认，这很浪费时间，因为每次都必须从头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像您要做空翻两周或其他类型的空翻动作，即便您最初的动作没有做好，您也不能立马停下来，重新再做一遍。 您必须先回到地面，才能再从头开始。这就是我写作时的情况，除了这种方式我不会用任何其他方式来写作。

费德曼：您快乐吗？我的意思是，您在写作过程中能体验到创作的快乐吗？

莱姆：不。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枯燥的事，可以说相当辛苦（大笑）。

费德曼：嗯，不过，您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幽默的元素，有时这种幽默非常夸张，让人不好理解，读者会以为作者是在故意迷惑他。是这样吗？

莱姆：会有这种情况，但我绝对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我更愿意让读者或批评家自行决定他们的反应。我并没有做任何预先的设计，不过是有时候写到某个地方，事情自然会朝那个方向发展而已。

费德曼：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您的作品中有些场景非常荒谬，以至于人们会怀疑作者是不是只是出于好玩才故意要这么写。我特别想到的是《未来学大会》中的一些场景。我想问的是：这些场景是您在写作时自然发生的，还是您预先计划好的？

莱姆：我的写作不受任何规则的支配。通常，我的书写过程有点像是将一根线浸入糖的液体溶液的过程（这个比喻不算坏），过了一会儿，糖晶体开始沉淀在丝线上，变得越来越浓厚，也可以说长胖了。这个过程与我的写作很一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是线性的。我并不是从头到尾这么一路写下来，而是会不断地重新安排各个部分，各种细节。它有点像洗牌，像万花筒，蕴藏着千变万化，这与组合理论有关。换句话说，所有的把戏都是被允许的，即使是最离谱的那种。

费德曼：您说您的写作不受任何规则支配，这是否意味着您并不总是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写作？

莱姆：怎么说呢，也是，也不是。我给您举个例子好了。在我上一部小说中，存在这么一个情景，当然它看上去也是挺怪诞的。这个情景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乘着太空飞船旅行，他有一台电脑，这是一台特殊的电脑，里面装有卡带，上面存储着各种已逝的著名人物的声音，有爱因斯坦的，罗素的，莎士比亚的，等等。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打开电脑，与这些名人对话。例如，他可以请莎士比亚为他朗诵一首诗，当然，这是一首以前从未存在过的诗。 总而言之，如果可以，我绝对会对所有事物沉迷。一方面，我认为必须控制所有这一切，但与此同时，每一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规则。每本小说都是一个可以自行运转的世界。这就是我对小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