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

谁知道呢？也许她活得是比大多数同辈人更久，可她那么瘦小，那么纤弱，几乎像个侏儒。说真的，她眼神不济，听力减退，要是再活个一年两载，也只能是上帝开恩。没错，她是挺精神的，都90岁了，还像个肌肉萎缩的女学生似的，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上街。从她住的公寓俯瞰，一边是甘贝塔街，另一边是圣埃斯泰夫街。她每周两次戴上击剑面罩，在公寓二楼的客厅和自己的影子交锋。不过，他母亲曾经也很精神，可她72岁生日当晚上床睡觉后，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不，不，胜算是他的，绝对，绝对是他的。

1965年初次接近她时，他47岁了。也就是说，那时他和玛丽·特蕾莎已经结婚快20年了。这20年来，大多数日子都是幸福快乐的，也是平平常常的。他喜欢这份平平常常，它能让你过得稳稳当当，不会出什么意外。这一点很重要，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总爱强调这一点：他不是个好赌的人。在他做出人生中的任何重大抉择之前——比如多年前向妻子求婚，申请能得到法学学位的课程，出价买下婚后一直居住的这套公寓——他都会以冷静、精明的眼光把方方面面研究透彻。事实上，除了爱吃甜食、有点宠溺女儿之外，他几乎没什么恶习。那年，他的两个女儿——索菲和埃莉斯，分别是16岁和14岁（或许是17岁和15岁——他从来都搞不太清楚岁数。正如他所说：“如果你非常非常幸运，你的孩子每年都会长一岁。”）。他不抽烟，不喝酒——三年前医生苦口婆心地和他谈过之后，这些习惯他都改了。他也不贪心，至少没那么贪。别的男人也许会开漂亮的跑车，租游艇，养情人，但这些他统统不感兴趣。

唯一的烦心事——到目前为止他生活中仅有的烦心事——就是这套公寓。房子太小了，容不下两个成长中的女儿和从她们卧室里没日没夜传出来的喧嚣音乐。简单得近乎愚蠢的歌曲，什么甲壳虫乐队、动物乐队、奇想乐队，光听名字就说明那些歌手不成熟。如果他想有一套更宽敞、更气派、更安静的公寓，一套走路到事务所只需五分钟、沐浴在晨光里的大公寓，一套周围有商店、咖啡馆和一流餐厅的公寓，谁会怪他呢？一句话，这是明摆着的事。

他拟了一份提议，给C.夫人寄去一封短笺，问她何时方便，能否见一面，谈谈关乎彼此利益的一件事。他不确定她会回复，不过他可不是个毫不相干的外人。跟阿尔勒市的其他人一样，他和她是熟人，也是邻居。去年肯定有五六次，他在路上停下来和她谈论天气，谈论戴高乐和蓬皮杜的阴谋诡计，谈起往太空发射火箭是多么荒谬可笑，因为地球上的生活显然更迫切需要关注。一周后他才收到她的回信。那天他下班回来，家里空荡荡的——玛丽·特蕾莎购物去了，两个女儿在学校参加戏剧排练，可她们房间里的收音机却开着，以最大音量反复播放着摇滚乐（“我们要离开这里。”歌手用英语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直吵得他气呼呼地冲进房间，啪的一声把收音机给关了。他拿着报纸刚坐到扶手椅上，就发现C.夫人的回信放在餐具柜上。

“尊敬的先生，”她用上世纪上学时练就的坚定而果断的笔法写道，“我必须承认我很感兴趣。我们周四下午4点在我家见面好吗？”

除了事先拟定好的合同——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一向都是——他还带了一束春花和一盒松露巧克力，郑重地献给了在门口迎接的C.夫人。“你真是太客气了。”她喃喃地说，用一只近乎透明的手接过花，另一只手接过巧克力盒，然后领着他穿过门厅，走进客厅。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她径自去厨房找花瓶插花，留下他站在豪华客厅里，独自面对高高的天花板、精美的波斯地毯以及厚重的红木家具。

客厅一角有架贝森朵夫钢琴，旁边的陶瓷花盆里养着一棵枝叶舒展的粗壮棕榈树，或许是一株苏铁？这和房间里的其他摆设一样，让他一见倾心。想想吧，下了班就陷进沙发，聆听巴赫、莫扎特或德彪西的音乐，而不是什么动物乐队之流。就算家人都不会弹钢琴，也没有显露出一丁点儿音乐天分，那又怎样？他们可以上钢琴课。他自己也可以学，怎么不行呢？他还没死呢。不久女儿们就会离开家上大学，然后结婚成家，到那时家里就只剩下他和玛丽·特蕾莎，也许还会养只猫。他想象自己坐在琴凳上，猫咪睡在膝头，德彪西的《意象集》像一门全新的语言从他的指尖流淌出来。

“瞧，美不美？”老太太缓缓回到客厅，把花瓶摆放在咖啡桌上。他这才发觉咖啡桌上除了一把塞弗尔蓝玫瑰印花茶壶和一碟杏仁小圆饼，还配有双份的杯碟和套着银环的布餐巾。

她倒了两杯咖啡，他则坐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看她有没有任何中风或帕金森的迹象——可是没有，她的手很稳——接着两人就忙着加糖和奶油，用咖啡匙搅拌，直到她打破了沉默。“你有个提议，对吗？”她问，“而我，”这时她眼中残留的光芒中闪过一丝诡谲，“我知道你的提议是什么，我敢赌5法郎。先生，我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你不知道吗？”

他想不到对此该说什么好，就只是笑笑。

“你想出价买这套公寓，终身年金，对不对？”

他努力不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他已经准备好对她屈尊俯就，就像对任何老年人一样——当然，要礼貌，要大方，为她和自己的最大利益着想——可她还是让他措手不及。“呃，对，”他说，“完全正确。反向贷款。”

他放下咖啡杯。公寓里一片死寂，仿佛没有其他人住。女佣呢？难道她没有女佣？“其实，我和妻子玛丽·特蕾莎已经有一段时间考虑搬家了。”他轻声笑了一下，“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长成大姑娘了，房子也一天天显小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市面上有很多房子，但是像这样的几乎没有，而且离我上班的地方那么近……”

“自从我外孙不在了，你估摸这老太太的房子没有继承人了，就算她不需要这笔钱，接受了又有何妨？总比一分钱拿不到，留下房子让政府充公好吧，对不对？”

“对，”他说，“我是这么想的。”

据他所知——他已经对此研究过了——她没有继承人。她当过新娘，也做过母亲。令人惊叹的是，自从她1896年度蜜月回来和丈夫一起搬进去，她已经在这套木地板吱嘎作响的房子里住了整整79年。她丈夫很有钱，是一楼百货店的店主，这让她一生衣食无忧，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她开过音乐派对，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滑雪、骑行、打猎、钓鱼，度过了德占期、第四共和国成立，却没有意识到日常生活有多大的改变。当然了，没有人能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1934年，她的独女死于肺结核。之后她和丈夫成了外孙的监护人。后来，先是她丈夫（吃了一盘喷洒过硫酸铜、没洗干净的现摘樱桃）意外身亡，接着她外孙又死于非命。她抚养他上了医学院。他一直和她同住，是她唯一的亲人和精神支柱。不到两年前，他在一条荒无人烟的公路上出车祸死了，年仅36岁。还是玛丽·特蕾莎在报上看到了讣告，否则他完全不知情。他们寄了张吊唁卡，不过没去参加葬礼。从死者的情况看，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不过，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个想法初次闪现，他说不出他是不是对此不敏感（用玛丽·特蕾莎的话说，有点“恋尸似的”）。不，他说得出：他只是务实而已。

“你出价多少？”老太太问，眯起眼睛紧盯着他，似乎是想确认他还在屋内。

“当然是合理的市场价。我想给你，也给我和家人最合算的价格。你看，”他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附近几套类似公寓的价目，“我想月付2200法郎，你看怎样？”

她几乎看也没看那张纸就说：“2500。”

他迅速心算了一下，意识到就算她再活10年，他也能以一半的房价得到这套公寓，这还不把升值考虑在内。“成交。”他说。

“你不会干涉我？”

“不会。”

“要是我想把墙刷成粉色呢？”她笑道。这突然一笑，让她透不过气来，猛咳了一通。她抽烟，这他是知道的（也把它记在了总账的借方这一头）。没错，她90岁还能骑自行车，这很了不起，可她的肺已经被熏黑70多年了。他看着她用纸巾轻拭一下眼睛，然后粲然一笑，露出了牙齿——对，她还有牙，只不过是假牙。

“把天花板刷成黄绿色呢？”她继续开玩笑，“再把浴缸挪到客厅，就摆在你正惬意地坐着的扶手椅那儿？”

他摇摇头，“你以前怎么住，今后还怎么住，没有附加条件。”

她靠在椅背上，嘴唇紧绷，笑容僵硬，“你还真是在下赌注，对吗？”

“月付2500，”他耸耸肩，“价格合理。”

“你赌我早晚会死——赶早不赶晚。”

“哪里的话。我祝你健康长寿。再说了，我不是好赌之人。”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她问，弓着背往前探过身，以便让他看得清楚：她头顶上秃了一块，连衣裙的领口处露出了嶙峋的瘦骨，显然，她的手没法伸到背后拉好拉链。

“不知道，什么？”他咧嘴笑着，一副施恩于人的样子，不过他心中一沉，因为他确信她会说她要退出这场交易，有人出价更高，她一直在拿他开涮。

“我也在下赌注。”

那天他走后，她仿佛飞上了云霄。她兴致勃勃地清理了茶具，然后在公寓里踱来踱去，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再返回去，来来回回走了三四遍。她摆动着手臂好促进血液循环，目光掠过那些珍贵而熟悉的家什，不只是相框里的照片和油画，还有弗雷德里克上文法学校时做的陶瓷雪人和新婚时丈夫收集的装裱好的蝴蝶标本。对她来说，它们比世间任何东西都更宝贵。她得福了，突然而意想不到地得福了。要是能高兴地跳起来，她早跳起来了。她不会像她认识的很多女人一样去养老院，如今她们要么死了，要么因年迈而生活窘迫。不，只要还活着，她就住在自己家里。为了庆祝，她拆开巧克力盒，倒了杯红酒，坐在窗前，一边抽烟一边望着街上往来的行人。这是世上最精彩的节目，比任何电视剧都好看，比《人间喜剧》都好看——不，这就是《人间喜剧》。而且还不用翻页，也没有插播广告。

她看到一个头戴一顶可笑帽子的女人刚走进街对面的店里，旋即又出来，像是忘了什么东西，随后她脸贴着橱窗不停地挥手，直到女店员出现在窗前，取下模特头上一顶同样可笑的帽子。这边来了辆小型摩托车，骑车的小伙子身后还坐着个紧搂着他腰的姑娘。突然一辆黑色雷诺汽车如影子般冲到摩托车前，小伙子按下羊叫似的喇叭以示抗议，好在汽车在最后关头变更了车道。差点酿成车祸，真出车祸了，岂不是太可怕了？又一个小伙子像弗雷德里克一样死了，那姑娘也丧命了。死亡无处不在，不是吗？不必去找死——它就在那儿，一直在表象之下潜伏着。而这也是《人间喜剧》的一部分。

别胡思乱想了——该庆祝才对，不是吗？2500法郎！说真的，这男人的到来如天使降临，而且她加价时，他连犹豫一下都没有。和所有人一样，他以为她比实际上更富裕，钱对她来说不算什么，无论出价多高，她都可以接受或拒绝。其实不然。如果不算这套公寓，她几乎身无分文。为支付弗雷德里克的学费，给他买衣服、买车，供他拿到医学学位，她的积蓄都耗尽了。而她也永远失去了弗雷德里克。她靠削减开销勉强度日，而她活到这么大岁数，需求也少了。她似乎不用买电影票，也不用去听音乐会。除了星期天去教堂，她几乎哪儿也不去。除了往募捐箱里投点钱，上教堂也不用花钱，至于捐多少，那是她和上帝之间的事。

弗雷德里克死后，她雇用女佣的天数从她希望的每周六天减到了两天，不过从今往后就不一样了。如果她想在肉店买一份上好的肉，或是在鱼店买鳌虾甚至龙虾，她只管上前买就是了，不用考虑价格。祝福他，她心想，祝福他。最妙的，甚至比这笔钱更妙的是这个赌注本身。如果说弗雷德里克被夺走之后，她就迷失了自我，如今她又找回来了。现在，人生的目的突如其来而又妙不可言地回到她的生活。她凝视着窗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偶尔把烟送到嘴边吸一口好让它燃着不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来她都没这么快乐过。她突然想到曾经和丈夫去过摩纳哥的蒙特卡洛，那是他们整个婚姻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她记得她身穿黑色天鹅绒晚礼服坐在轮盘赌桌前，费尔南德穿着燕尾服容光焕发地坐在她身边，掌盘人转动着轮盘，那颗亮闪闪的银色小球落入她所在号码的槽里——黑色22。她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接下来就用他的小耙子把所有鲜艳、闪亮的筹码拨到她这边。

合同生效后第一个月月底，他去拜访她。他觉得自己慷慨大方，豁朗通达，很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听说她病了，得了那年春天城里肆虐的流行性感冒。当然了，像她那么大年纪的人，免疫力低下，病情会更严重，更不用说她常抽烟，还咳嗽。雨下了一整天，他像演杂技似的，努力平衡着手中的雨伞和一个袋子：装有一瓶雅文邑白兰地、一盒巧克力（两磅重，什锦味）、一条高卢牌香烟（上次见她抽过）。这次在门口迎接他的是个50岁上下的女人，双颊凹陷，头发染得很糟糕，两眼没精打采的。他迟疑了片刻才意识到这一定是老太太之前雇用的那个女佣，又想了片刻，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在付她薪水。“夫人在吗？”他问。

她没问他姓甚名谁，也没问他有何贵干，只是点了点头，便伸手接过他递上来的、行贿似的礼物，领他进了客厅。他举目四顾，一切依旧，墙没刷成粉色，天花板不是黄绿色，也没摆放浴缸。他站了一会儿，沉醉在所有的细节里——这客厅保持原样就已经堪称完美了，不过玛丽·特蕾莎（她还没见过这房子里面呢）至少会想稍作改动，重新装修一番，因为她是个女人，女人嘛，不给东西打上自己的印记是绝不会满足的。这时身后有动静，他转过身，看到女佣把坐轮椅的老太太推进了客厅。轮椅！他按捺不住心头的一阵雀跃。不过他镇定下来，露出适宜的关切表情，说：“夫人，再次见到你真好。”他还想继续说，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不过在这种场合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