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城

一

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总在想着另一座城，似乎那里才是命运安排给我的、我真正的栖身之所。这种感觉在这几年愈发清晰，但那座城的样子却影影绰绰、难以描绘，似乎一个迟疑就会被错过。

毛姆曾在他那本极负盛名的《月亮和六便士》里写过一个叫亚伯拉罕的英国人。亚伯拉罕是医学院的高才生，在外科手术方面尤具才华，在去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就职之前，他给自己放了个假，优哉游哉地乘着游轮去了地中海。一天早上醒来，他乘坐的那艘船刚好在亚历山大港靠岸：“阳光给这座城市镀上了一层金色。他站在甲板上，向岸边望去，只见码头上熙熙攘攘。他默默地看着那些人——有衣着褴褛的当地人、来自苏丹的黑人、头戴帽子的土耳其人、三五成群的意大利人等等，他们吵吵嚷嚷，非常喧闹。他抬头仰望碧蓝如洗的天空，白云袅袅，阳光明媚。忽然间，他心里有一种奇特的感受，他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总之，这件事情太过突然，按照他的话说，就仿佛是晴天霹雳一样。”是的，就在那一瞬间，他像是听到了上天的旨意，一股狂喜涌上心头——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就决定要留下来，在亚历山大度过后半生。

20岁的时候读到这个故事，没留下太深的印象；30岁再读，我认为这是一种大浪漫；到了40岁，我想，大概每个中年人的心里都会装着另一座城吧。

为了找到那座城，我游历了许多其他的城，却从未有过亚伯拉罕那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在一个雪夜，我和吕蓓卡在电话里讨论起我们心中“那座城”的样子。

吕蓓卡说：“新疆，住黄土夯的小屋，看柏油马路上哈萨克人骑着马，太阳从云层之间投下如注的光，打在黄黄红红的红花地里，打在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和辽阔的田野绿洲上。新疆老头儿唱起木卡姆来那叫一个迷人。我就置一顶帐篷，一边给人摘葵花一边构思剧本。”我说：“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的某个带着意大利古老的野蛮之气的小镇，那里总是艳阳高照，街上一溜几百年历史的房子，那是从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手中接过来的肉铺、面包房、冰激凌店、花店、裁缝铺和鞋店。出了镇子就是一片原野，原野上有三棵树，我会在树下送别我的情人。”吕蓓卡又说：“秦岭，就跟《空谷幽兰》里头写的那样，悬崖上搭个棚子，棚子前巴掌大一块自留地，自给自足，隐居参道。腊肉与苞谷酒，粉浆饭与糊涂面，都吃得人喉咙想唱小曲。在这地儿我一个月不洗澡，跟村里的老头儿们死聊死磕，写老辈的男人的故事，女人的故事，爱的故事，杀人的故事。”

我又说：“南美。住在像弗里达家那样的黄色、绿色、粉色或者蓝色的房子里，斑驳的走廊带着殖民地的建筑风味和热带的气韵，院里种着宽叶的大芭蕉，女人头戴红色的花朵，与鹦鹉争艳。人们画画、读诗、举杯痛饮，晚上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那样，在月光下讲故事。”

然后我们钻进被窝，把所有幻想塞到梦里，得到人生的片刻丰满。那座城依然虚无缥缈，此时此地，我们依然不能离开。这令我惆怅，是不是每个中年人都会对生活心怀惆怅？

二

吕蓓卡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还要痴迷于话剧，高中时我们总去首都剧场门口等退票，而每次散场后，我们俩都要叽叽喳喳说上很久，那时吕蓓卡的眼睛里永远都放着光——那种朝圣一般的、热烈又纯净的光。后来她如愿考上了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毕业后成了一名编剧。

不，应该说，她在大二就已经是“编剧”了——那时她悄咪咪地把一个秘密告诉了我：“原来好多电视剧都不是那些编剧自己写的，而是雇我们这些学生代笔，再署上他们的名字卖出去！”看我瞠目结舌，她得意地继续说：“我们有个刺激的名字，叫‘枪手’！”

毕业没几年，凭着聪明的头脑，吕蓓卡就不再做枪手，而是成了枪手的老板——专门“接活儿”，然后找学生当枪手。

她赶上了最好的时候，那些年，话剧开始了市场化的尝试，一大批公司冒了出来，吸引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编剧的活儿多得接不过来；而影视制作这块更火，对编剧的需求也更多。没几年，混得风生水起的吕蓓卡就不再局限于话剧与编剧，而是跟着几个大腕成立了影视制作公司，开始涉足权力颇大的“影视制片”。

等我留学回来再见到她，她早已从大学时那个闭门写作、深居简出、爱听摇滚的女学生，变成了电话不断、会议不断、浑身名牌的女老板了。明明知道答案，我却还是问了她一句：“你还写不写了？”她噼里啪啦地拨弄着计算器，眼皮都没有抬：“写？我连看都没时间看了。”

也许当老板才是她价值的最大体现，况且，我有什么资格质问她呢？中学时我的理想也是成为一名作家，可我大学直接选了会计系，今天我的生活就是被各种报表围绕，计算着各种利益得失。如果吕蓓卡问我同样的问题，恐怕我会给出同样的答案。

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我兴味索然，转而随口跟她聊起关于“那座城”的事，不想她听后杏眼圆睁：“你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不知道它在哪儿。”

“我也是，但总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三

七年前，我在山里遇见了一座花园，仿佛暗合了某种命运，它让我突然就心里一紧。那是一座老宅的庭院，墙边丛生的月季有一人高，院中暗香浮动，花架高低错落，金钟、蔷薇、玫瑰、蟹爪兰、白木香、三角梅，无数的花花草草在院子里摇曳生姿。金毛犬在院子里逡巡，鹩哥不停地学我们说话，还有一只橘色的猫先是在房顶上睥睨众人，而后起身伸了个懒腰，踩着灰色的瓦片扬长而去。

这个花园让我习惯耸紧的肩突然松了下来，我想，找不到“那座城”，至少一座花园可以弥合我和世界的裂痕。许是一场缘分，没过几天，一个朋友要移民，在山脚下留下座租约还有不少年的农家院。我驱车前去，院子中间是几间瓦房，西侧是成片的树和玉米，东侧则是一片水塘，秋日傍晚绯红色的天光温柔地打在那片绿油油、黄澄澄和蓝汪汪上；向西望则是远山如黛，层层叠叠。就是它了。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树木保留，玉米掰下来送给朋友，然后翻地，养地。待到来年春天，我买了花籽，请了老师，开始打造花园。之后的每个周末我几乎都会穿着工装在院子里忙碌。拔草、播种、灌溉、施肥、换盆，上墙剪枝，去细留粗，再理顺，固定。遇上酷暑寒冬，狂风暴雨，更是要费尽心神，但这院子、这劳作本身似乎有一种原始的蓬勃的力量，让我从不觉无聊、寂寞和辛苦。

我找人垒了一个灶，购置了一口大柴锅，买炭烧火，尝试炖出城市里没有的味道。也偶尔溜达去旁边的一片湿地，那里长着无数一人多高的芦苇，温柔的、毛茸茸的存在让人心生欢喜。

院中遗有朋友的一套酿酒设备。两个酿酒的罐子身形巨大、锈迹斑斑，已经被弃很久。朋友曾经雄心勃勃地投入巨资，想打造出茅台一样的品牌，后来理想灰飞烟灭，他便带着妻儿移居到了海外。

我保留了这两个酒罐子。同时我也惊讶地发现，对其他东西，我也开始表现出恋旧。父母结婚时的衣柜，穿了十年依然结实的皮靴，原来老房子的钥匙，都被我留了下来。一件事物进入心灵需要足够长的时间，但一旦进去，便不会轻易消逝。新东西永远层出不穷，旧物却带着无法替代的温度。

有了这院子，生活便慢了下来，没有什么东西再来追赶。双脚站在土地上，在时间的轮回里回到过去，作为一个孩子，甚至是一棵草、一只虫子，低到尘埃里去看细雨飘落、柳枝抽芽，看鲜花吐蕊、落英缤纷，心间便像有一只猫爪轻轻挠过。这一切使办公室里的紧张、地铁里的拥挤、家庭琐事带来的窒息和处理人际关系时的谨慎一下变得遥远，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太习惯城市了，表面上我练就了刀枪不入，对任何事情似乎都已经不会感到激动（我曾以为那是成熟的表现），但在这里，我发现我想念那些快乐与痛苦，那些激情与落寞，我想它们的货真价实，我想它们的淋漓尽致。

我的花园赋予了我这种自由，哪怕只是周末的两天。

三年过去，花园初步成形，尽管还粗糙不已，但下雨的时候能听到雨滴淅淅沥沥打在草木上的声音，推开门能有泥土和花朵的香气，夏日的夜晚，水塘中能有阵阵蛙鸣此起彼伏。傍晚，天空时常会出现好几种颜色，由深深的蓝到淡淡的蓝，到淡淡的黄，再到淡淡的绯红色和淡淡的紫色，直到夜幕关闭了最后的缝隙，吸收了所有的色彩，便可开始听微风瑟瑟，夜鸟啁啾，如丝流云飘过月亮，万千星辰闪烁在无垠的夜空中。在那样的环境中人微如尘，但心灵空间又是如此之大，大到可以容下天地，这让我感觉整个院子饱满得几乎在膨胀。

这样的日子久了，周日晚上回城的路上就会生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夜空逐渐模糊，空气逐渐污浊，视野逐渐狭窄，而灯火，逐渐稠密和明亮起来。我们用才智发明了灯，驱散了黑暗，建造了城市，但我们大概没意识到，正是这些，有时让我们失去了对于更宏大的地域和空间的感受力。

仿佛一个悖论，带着些许荒谬，但讽刺的是，这又是现实的写照。

四

吕蓓卡决定移民。离开之前，她带着孩子来我的花园里玩。看到我又重新安排了花草的位置，她脱口而出：“弄得越来越艺术了。”话音未落，我们俩就都看向了对方——上次讨论“艺术”，还是在我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吧？

一晃居然十几年过去了。

记得那时我说：“听说吴冠中在世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个叫陈子庄的孤寡老头儿，好多画是画在旧报纸上的，困顿时笔和纸不是跟人家要的就是地上捡的，但吴冠中看了他的画特激动地说：‘陈老先生真称得上当代第一画家，我们算什么？有他在，我们不要再画了。’”

“凡·高不也是一生潦倒？我们难道要去过那样的日子？”

我感受到一种难以应对的复杂。我们热爱艺术，但搞艺术需要甘于寂寞、全情投入，在这样一个浪潮奔涌的时代，把大好的青春都掷在一方书桌上，委实可惜。可，除了发工资的时候有一瞬间的开心之外，我又委实难以从那些报表中得到乐趣。我沉默不语，吕蓓卡则用一种看破红尘般的冷静继续说道：“决定什么是艺术的，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可能是挖煤的、开赌场的、倒腾期货的，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也不用懂，他们有钱有势，就可以制定规则，构建圈子，然后告诉这个世界，这就是艺术。”

“而你要做的，就是挤进这个圈子？”

吕蓓卡没有理会我话里的阴阳怪气，她似乎早就想透了：“没有钱，都是瞎扯。”

可她考上戏剧学院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要写出《茶馆》那样的作品！”我很想提起这句话，但当然没有。我还记得那时树叶在她的窗外哗哗作响，就像现在，秋风正掠过我的花园。我当然也不会再对她阴阳怪气，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人的苛责，不过是因为自己也有深藏于心的自责与无奈罢了。

“找到你的城了？”我问她。

吕蓓卡未置可否地笑了笑：“不走的话我就废掉了，他也废掉了。”她望向正和小狗嬉戏的孩子：“带着他去配眼镜那天，我意识到我每天都在通过各种早教班和兴趣班告诉他：‘孩子，现实是残酷的，你必须去竞争、去厮杀。’如果他没有按照‘生产规程’成长，就会被认为是无用的残次品，然后被社会抛弃，被旁人看低。可他这个年纪，难道不是应该在山野里疯跑，去追蝴蝶、采蘑菇吗？”

我完全理解她的矛盾与无奈，到了我们这般年纪，再让孩子们去找回丢失的那颗心，我们都知道那有多难。

“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希望他将来能搞艺术。我是说，那种真正的艺术。”吕蓓卡挑起眉毛，“到了澳洲，我也闭关，真正弄个好剧本出来。”

也许吕蓓卡是一时兴起，但我支持她这个决定。就像我当时没有投钱去买房子，而是选择了打造这个花园，人生中的很多重大抉择往往不是通过理性的计算来完成的。当你的心不舒服的时候，理性、知识和经验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眼前这条路上没有利、全是弊，但它是你心之所向，你就会走下去。

五

那两年也不知道怎么了，如同当年拼命地向着未来奔跑，拼命地拥抱新事物，我身边的人都开始拼命地反叛、拼命地回归，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我们唱崔健、读王小波和王朔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我们为了爱情飞蛾扑火的那股劲儿熄灭在了生活的磨砺中，我儿时生活的那片已经绵延百年的老胡同，也在一个夏日里被夷为平地。我们想把曾经的自己和过去的生活找回来，却如痴人说梦，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另求他路：有人学佛，有人沉迷于爱好，有人求诸艺术，有人隐居到山林。有人说这种回归是“文艺”的，不是的，我们只是不堪重负，我们聪明并且有足够的技巧，但这无法帮助我们得到快乐与安宁。而宗教、艺术、爱好，这些东西虽然并不指向人间的幸福，却能多少带来灵魂的安顿，我们放弃“正确”一意孤行，不过是因为这种安顿能让偏离了本心的我们从现实的利害得失中超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