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母游

1.去老县城

小时候去老县城，一般是在腊月，去采购年货。那是我们最欢欣的时刻，因为它意味着山村一个盛大节日的开始。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大人们终于不用为田间地头、家禽家畜、零碎揽工等外部事宜而忙活了，开始重视家庭自身的需要和改善。而我们高兴的是，除了好吃好喝的物质满足，还可以跟着父母去县城闲逛打望。

这是山村孩子对世界认知的开始。要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走两三个小时。出村不远有一个叫毛狗洞的地方，传说路边的山上以前有豺狗出入，这也是我上小学的必经之路——每次经过时，都要快跑而过。还要爬很大一面坡，因为山形酷肖墨斗，这地儿便叫墨斗城。墨斗城与城无关，只因一条通往县城的翻山公路而出名，两边和坡顶稀稀拉拉地散落着一些农户和石灰窑，上坡的路边善解人意地有一口小水潭，泉水清凉可掬，可供长途跋涉的路人解渴。后来还有农户在路边支一只小凳子，摆上几玻璃杯凉茶来卖，大概五分钱一杯，所谓凉茶就是山区用大叶茶冲泡后放凉的茶水，特别解暑去渴。墨斗城的坡度很大，上坡时无论是走路还是推着自行车，都累得气喘吁吁。下坡太陡，即便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也是不敢的。只有跟父亲进城的时候，我跟妹妹一前一后坐在他的飞鸽牌28车上，才能感受到旅途的疲惫，被速度带来的惬意一扫而光。

墨斗城是老家巫溪少有的用城命名的地方，儿时听到家族的一位堂兄吹嘘，说自己在外打工谈了一位女朋友，告知自己家住墨斗城，还让对方误会他是城里人。没想到多年以后，老家通了高速公路，新县城修建，墨斗城恰好位于高速公路出口，连接新老县城，不仅成了交通要塞，还商铺林立人来人往，真正有点小城的景象了。

墨斗城与城无关，却像是进入老县城的一道屏障，预示着县城在望，漫长的旅程就快告一段落。墨斗城坡下是前进桥，桥边是县城水泥厂，桥下是蜿蜒的大宁河支流——现在被修成了护城河的样子，名叫白杨河。沿着河边走一段路，再穿过一座山体的隧道，小时候心向往之的老县城就到了。山体的名字很奇怪，叫南门湾，1987年9月1日半夜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南门湾岩崩事故，100余人葬身于泥石流。我还记得以后数年间去县城时看到的那些披挂在山坡上的纷飞的彩色吊钱。隧道现在叫龙头山隧道，以前叫老洞子，记得有毗邻的两条，一条走车一条行人。老洞子长年光线昏暗，凉气袭人，被废弃后成了人们纳凉闲聊的好去处。洞子门口有卖瓢儿糕的，就是把萝卜丝混合米浆调味后盛在一个圆形的铁瓢里，再放到锅里油炸而成，那诱人的金黄酥香成为记忆里抹不掉的童年味道与无数羁旅者的乡愁。

南门湾是县城的南大门，蜿蜒的山体与流淌的大宁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便是老县城的主体部分。从老洞子暗夜潜行般走出去，眼前一亮，豁然开朗，潺潺的流水声和鼎沸的市集声扑面而来。沿着山脚走一段路，便到了大宁河边，河水终年清幽，直到现在都是动人的翡翠绿，让人魂牵梦萦。河街的一边是汽车客运站和轮渡码头，那时跑短途长途的面包车大客车都汇聚于此，而坐一艘小小的驳船顺流而下，便可经秀美的小三峡抵达巫山长江口。码头后面是农贸市场和路边的各种小商铺，也是我们采购年货的主要地点。河街对面的抬高部分，拾级而上，是县城的中心地带人民广场，小时候也叫操场坝——相对于这位于山脚河边、逼仄拥挤、坡坡坎坎的老县城而言，人民广场确乎是县城里最大的一块平地，也是一个县城之所以成为县城的标配——几乎所有的中国县城都有一座人民广场。

以人民广场为坐标原点，正北方是县城大礼堂，正南方是县城唯一的一家电影院，东部商铺后面是人民医院和城厢小学，西部有高高低低的小吃店、酒店——背街便是大宁河边的农贸市场和车站码头。西北角的小路可以至老洞子出城，东南角的路口出去有一家新华书店。西南角是人行悬索桥的入口，桥头石座上的一头白色的飞鹿雕塑尤为打眼，这便是始建于1980年、横跨大宁河、连接东西岸的鹿子桥。每当父母去打年货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在这鹿子桥周围欢快地跑上跑下、晃晃悠悠。

印象最深的一次进城，不在年底，也不为采购，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游。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红遍大江南北，也波及我们山村小城。电影院的移动宣传车放着高音喇叭在大街小巷一趟趟呼啸而过，最重要的一句广告词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带好手绢进场。一次父亲从县城打零工回来，突然宣布要带我们去城里看电影，让我和妹妹欢呼雀跃。母亲不去，既为农活也为省钱，但是对于父亲的这一决定难得地表示支持。于是我们第二天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父亲进城了，一路无比轻快，因为有父亲的28自行车驮着呢，我坐后座，妹妹坐前面的横杠上。到了电影院门口等父亲去买票的当儿，姐妹俩照例要在人民广场溜达一番。看电影的时候我没带手绢，竟然也哭得稀里哗啦。我从小就泪点低，尤其见不得小孩和男人哭。有意思的是，一周之后，姑姑从成都回来探亲，因要带奶奶去看，我们又跟着去二刷了这部电影。这次是否因小强找妈妈而看哭不记得了，记忆犹新的是奶奶回家后对村人的比画和吹嘘，说看到电影开头小强妈妈当年跟他父亲“耍朋友”（谈恋爱）的场景，把上衣往上一脱（镜头）就过去了，也没看到两个奶子。现在想起奶奶当时讲述的情形，真是可爱得让人哈哈大笑。

这是物资匮乏年代父亲第一次带我们进电影院，让我领略到一种不为实用、体面有序、充满仪式感的文化生活，让一个乡村少年对城市的感受由浮光掠影到内部体验。这也是父亲无形之中对我开启的城市与审美的启蒙，让我明白，同样是看电影，安安静静地端坐在宽大舒适的电影院里看电影，跟扛着板凳漫山遍野赶场去看乡村露天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现在的小孩几乎每个人都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表达母爱的歌，但是不一定知道它是在1988年创造了票房神话的《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电影主题曲，并因此传唱流行。而这首歌于我，还意味着深沉的父爱，并链接起那么多亲切难忘的往事与情感。

2.有几条路通往外面世界

从有记忆起，我家就住在公路边。先是公路沿线零零散散分布着一些人家，再后来搬到路边盖房居住的农户就密起来。主要是为了出行方便。山脚人家耕地少而贫瘠，光靠那一亩三分地是养不活一家人的，必须到县城去另谋一些生计。公路也有一个不断改造升级的过程，见证了社会进步与时代变迁。先是铺的石子，骑自行车速度太快的话容易被磕碰倒地，我记得还跟小伙伴在路边的草丛里捡过板栗——应该是过往运货的汽车散落下来的；后来是水泥路，长年累月被大小汽车碾轧，东一个坑西一条缝； 再后来便是城镇化改造，一些住户搬迁，公路拓宽并铺上了厚厚的沥青。现在看来，即便家门口与公路之间隔着一块院坝，还是灰尘大，过往的车辆声也影响休息，家里有小孩的还有安全隐患，母亲说一个孩子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汽车撞死了。小时候的我对这些却毫无印象，也不知道，这条公路就是横贯中国东西部的347国道。

这条公路维系着农村家庭的补给，也鼓荡着山村少年的内心。沿着公路一直走，走出去，到山那边看看，去县城、都市，还有更远的远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偏僻山村，还没有旅游的概念，更没有旅游的条件，那么走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求学了。而且已经有了榜样，1990年，大伯家的堂姐考上万州的中专，成为同辈人中第一个靠读书跳出农门的人，并在村人无比羡慕的眼光中，坐上了无数次从家门口呼啸而过的长途汽车。

于是在15岁那年，我终于也搭上了这样的长途汽车，第一次出门远行。不是一个人，而是由父亲带着，在这么重要的人生节点，他要亲自把我送到万州去读高师班——那时候万州还叫万县市，属四川省的一个辖管三区八县的地级市，而万一中的高师班是为了培养师范人才从各区县中考生中掐尖招来的，上着高中课程，但是每月有几十块钱的生活补贴，而且高中毕业后进可考大学，退可回当地中师读一年后当老师。所以当年考上高师班也叫进“保险箱”，意味着无论进退都跳出了农门。所以，当我以全县第一名的中考成绩获得走出大山的通行证，虽不像堂姐那般轰动，也有金榜题名的荣光。它的深层意义是，在盛行考中专的年代，让我以“曲线救国”的方式上了大学，而且由于路途遥远半年才回家一次，从此与土地疏离，很少再干农活了。

在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走347国道，从巫溪到万州，要十四五个小时；而现在走高速公路，三个小时就到了。长途汽车是双层卧铺，几乎都是夕发朝至。我跟着父亲上了车，满是欢喜与向往，不觉得空气有些黏稠，也不觉得晕车。卧铺车是接驳运输，往往是一个司机开车，另一个就躺着睡觉，半夜再起来换班。汽车在夜色中前行，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包，我就在这颠簸中迷迷糊糊半寐半醒。早上到了国本路汽车站，发现这个地级城市的四周也还是坡坡坎坎，走出山外还是山，万一中的所在地便叫“康家坡”。父亲带我坐公交到林阴覆盖的一马路，再往上爬一架长长的阶梯，才看到坡顶上万一中的砖红色校门。想象着何其芳当年也是这样爬上了康家坡，走上了文学与革命之路。办完入学手续，父亲便带我去了堂姐家——彼时堂姐已经在万州工作、成家，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了，这是父亲的托付，让出门在外的我需要时有个依靠。我记得在堂姐家吃完中饭，父亲来不及跟我们到城里转转，就匆匆到车站赶车回家了——他第二天还要去上工。那时候父亲靠做零工供两个孩子读书，是我们家经济压力最大的一个时期。

三年之后，我考上了武汉的大学，真正从山里到了平原。这次送我出门的是母亲。母亲的在外经验显然不如父亲，但是上大学的缴费需要父亲更加辛劳地出工。父亲虽然走不开，但是已经做好了安排。学费是他从信用社贷款的一万元，还有出门打工的一个邻居同行。所以如果说去万州求学父亲是引领，那么去武汉上学母亲就是陪伴——是帮我拿行李、给我壮胆儿的。2000年去武汉的路途更为漫长曲折，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更没有高速公路和高铁，只有各种组合的水陆联运。必须先到长江边，可以乘汽车到奉节，或者坐驳船到巫山，再坐大船到宜昌中转，最后从宜昌走汉宜高速或坐火车到武汉。还可以从奉节或巫山走水路直接到武汉，不过耗费的时间会更长。

在邻居的建议下，我们三人先坐汽车到奉节，然后在码头买了船票顺江而下。蓄水前的奉节码头要往下走很长一架梯子，每每让我想起万州的康家坡，这上下的爬行与望不到头的台阶隐藏着人生的真谛与未知。而只有一步步走出去，才可能看到更大的世界，也才会更清醒地意识到来处。比如“老乡”的概念和说法，就是我当时在奉节咂摸的一个词。老家是圆心，脚步是半径，每往外走一步，你的世界便如水面扩散的涟漪般一圈圈打开，最开始的那一圈涟漪，和最外围的那一圈涟漪，隔开它们的也许会是整个水面，是无穷的时间与空间。

你站在哪一圈涟漪之外，由圆心到那一圈涟漪的范围，就成为你的来处。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你跟什么人算得上老乡，是由你“此在”的位置决定的。“人在此而言在彼”，从原来的地方跳出来才可能看清与言说来处，并随着时空的变化，来处和“老乡”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就比如，在万州我是巫溪人，在重庆我是万州人，而在武汉我是重庆人。可是重庆与我何干，万州我又了解多少？老家已经新楼林立，都不过是曾经的寄身之所，并且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被冲刷、覆盖，变得越来越恍惚陌生，我所熟悉和牵挂的，永远只是圆心——记忆中熟悉的那点巴掌大的地方和人事。

初到宜昌的印象并不好。车站周围到处乱糟糟的，围攻你的招徕声尤为喧嚣。尤其在老火车站，不断有人过来问东问西，听说还有扒手横行，我被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胆怯和恐惧包围，只想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还好邻居从卖票窗口回来说没有合适的车次，我们立马决定坐汽车去武汉。当汽车在汉宜高速公路上飞驰，看着窗外的一马平川，我才如释重负地感到一种惬意。到了武汉，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指引，我母亲坐上了去广埠屯的公交车，在武汉话和普通话交织的语境中怯生生地用四川话问路。从此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便从学说普通话开始。母亲返程的时候，我怕她搞不清楚换乘路线，便给她买了从武汉港直达奉节的船票。逆水行舟，母亲走了两天两夜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