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深处的珍藏

可以说，我从学生时代，就沉迷于阅读文学作品，并尝试着给报刊写一些稚气十足的“小豆腐块儿”。记得初二有次上政治课，我悄悄打开《儿女风尘记》阅读起来。读着读着，竟被书中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感染得不能自已，先是抽泣，继之放声，遂被老师罚站了一个课时。

在接近耄耋之龄的生涯中，创作是断续的、十分不专业的，真正成为“专业作家”，则是退休之后——自己的“全天候”，基本被一支碳素笔和一沓沓稿纸所控制。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到电影电视文学、赵树理研究等门类，都曾涉猎。多年的笔耕，也不能说毫无建树，正如我《自画像》诗中所言：“奋笔耕耘心血付，供读作品无几篇。”无几篇，说明还有一点。

人类所从事的每一种行业，都有总结的必要。像我这个年龄，更应当回顾总结自己的七彩人生，风雨流年，尤其钟爱一生的文学创作。如果说，本人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首功当推自己的勤奋和孜孜的追求；其次，就是常常萦怀的几位老作家的殷切教诲。

我所接触过的这几位老作家，无一不是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作家。他们怀着繁荣发展党的文艺事业的初心，对我这个当年后生给予了厚爱，令我数十年不能忘怀。

领教李束为的严厉

1964年2月17日，《山西日报》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关于父亲的长篇通讯和社论：《我靠后——庆丰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来元心中的“数”》《共产党员应有的性格和作风》，吸引了著名作家、山西省文联主席李束为，他来到长子，采访父亲。这期间，经父亲牵线、时任长子县委书记王晋同志安排，我与父亲一同见到了李主席，并将习作《摇耧记》奉上。顺便瞥见他面前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稿纸上，记录着一个题目：《第二次土地革命》。我清楚，作家是准备写反映父亲领导的艰难曲折的“移坟、建集体陵园、实现土地连片”这一壮举的。坐在办公桌后的李主席，欠身接住我的习作，快速翻了翻，笑着对坐在沙发上的父亲说：“老刘，好啊！你儿子都会写小说了！”又对我说：“我晚上看，明天咱们讨论。”

令人高兴的笑容，平易近人的交谈，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官作家”的距离。二十郎当的小伙子当时的兴奋，可想而知。

然而，第二天，我如约而至时，却“物是人非”，李主席完全变了一个人：难看的脸色、严厉的语气，把我吓得直冒冷汗。他说，小说他看了。翻出掖好的一页，发起火来：“你给我说，哪个农民会把‘歇晌’说成‘午休’？”又翻了一页：“‘他在风中颤栗’，‘颤栗’，群众能懂吗？你回乡几年啦？”

“三年多。”

“怎么还是满口学生腔？小刘啊，要想搞创作，先过语言关。得认真学习群众语言，一是装个小本本，听到好话，就记下来，要积累；二是要下功夫读读赵树理的小说……”

我像个在严厉公婆面前的小童养媳，大气不敢吭一声，战战兢兢去拿稿子，主席略减威仪，说：“放下吧，我带回去。”

啊？我一惊。

抬头望了一眼黧黑脸膛上金丝眼镜后面的那双小眼睛，立马想：老头儿厉害归厉害，但终究还是要帮忙的。果不其然，《摇耧记》没发表，却在当年7月《火花》“报告文学专号”上发表了我与世钧合写的报告文学《靠前与靠后》，这一发表，说不清对我的鼓励有多大！

人心都是肉长的。虽在束为主席这里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但我还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老作家的良苦用心，决心照他的训导去做——身上多了一支笔、一个小本本，随时将听到的感到新鲜的群众口语记录下来。比方我朋友长得五大三粗的老婆，一次去赶庙会，遭了罪，她是这样形容的：“啊呀！上头晒，下头挤，闹得我饥又饥，渴又渴……”我觉得，这比通常所写的“又饥又渴”生动多了。一次，两个男人吵架，一个说：“你蚂蚱打喷嚏——吓唬割草的！”另一个说：“不管你说甚，我没喝水——不尿！”一个破口大骂，一个说：“我跟你骂的一样！”还有一次，队长骂了一个泼妇，她竟抱住队长的腿不放，多少人上来劝解都掰不开。队长说：“没事。让她抱。我这老寒腿遇上‘暖水袋’了，还是免费的……”在人们的哄笑声中，那泼妇爬起来，红着脸走了。

我的小本本上记录着——

“小晌午。”

“搭黑起五更。”

“唱戏没嗓，担担没膀——废物！”

“听话不懂孬好，吃饭不知道饥饱——二货！”

二人见面打招呼——

甲：“吃啦？”

乙：“嗯。”

乙：“吃啦？”

甲：“嗯。”

……

通过观察、记录，我不仅积累了许多方面的群众语言，还对各色人物的性格特征作了分析对比，这对写作大有裨益。于是，有了发表于1973年7月16日《山西日报》一整版的小说《突破千斤以后》。

这篇小说的反响尚可，于是，我被借调到了山西省文艺工作室《汾水》编辑部。

初次见面，西戎夸了两句

在来《汾水》编辑部之前，我已由长子县奉调新成立的晋东南地区创作组（后并入地区文化局），任务是：编印全区首份综合性文艺刊物《上党文艺》；指导全区文艺创作；个人创作。

1975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干事领着两位衣着朴素的女同志来找我。经介绍，来者一位是段杏绵，即马烽的爱人；

另一位是郁波，即胡正的爱人。她们说，经省委宣传部下“借调令”，让我去刚成立的“山西省文艺工作室”工作。我很直率，问：“啥时候？”白净的、笑嘻嘻的段杏绵老师开玩笑：“现在……”

我们都笑了。

郁波老师说：“尽快吧，天慢慢凉啦，多带点衣服。”

就这样，几天之后，我提着个大黄帆布包，踏进了向往已久的、常在《火花》上看到的“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的门槛，与同是借调来的大同人冯池同住一室。

《汾水》编辑部的大领导是大名鼎鼎的老作家西戎老师，我被安排在小说组，负责人是段杏绵老师，每天的业务就是看稿子。

大概是来到编辑部的第二天下午，下班时有人告我：晚饭后去西戎老师家一趟。

西戎，这是我学生时代就崇拜的一位作家。现在，不仅在其麾下工作，还将面对面地接触，真有点受宠若惊。

晚饭后，我如约而至。一同来到西戎老师家的，除了冯池，好像还有晋南的胡帆等四五个人。西戎老师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当介绍到我时，他笑嘻嘻地说：“你就是刘长安？哈哈！读了《突破千斤以后》，我原想作者至少在五十岁以上呢，谁知你这么年轻。”他顿了顿又说，“刘长安，你的小说语言不错，通俗，应保持这种风格。一篇小说，不论是叙述性的语言，还是描写性的语言，都要自然、不做作，生动、细腻、富有感情……”

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这几句“语言说”却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记忆的硬盘上，逾数十载而不忘。

从西戎老师家出来，踏着月色，我走进了隔壁院子——李束为老师家。

拜访或称探视李束为，是我来南华门东四条之前就有打算的。掐指算来，我受到这位前主席“严训”已逾11个春秋矣。我不能忘记这位前辈的大恩大德，如若没有长子县委会那间办公室的那顿严训，能否有今天的进步，还真不好说。再者，经过了如此的动荡，老人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如何呢？

路途很短，容不得多想，我已经叩门而入。

我报了家门，李老说不认识。

我又提到了家父，李老仍然摇摇头。

我说：“在长子当县委书记的王晋同志，您该认识吧？”

老人说：“噢，认识认识，老朋友了。我想起来了，去长子采访过。你是那位劳模的儿子？”

我说：“是啊。”

“怎么来太原啦？”

我把过程简单说了说，又提到长子县委会那间办公室那个插曲，老人叹了口气说，对青年作者要求不严，成不了材。文学创作也需要接班人，各方面不过硬，是创作不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

这是他对业余作者严字当头的本意，爱心可鉴。

我在心里赞扬老人的同时，也为他捏着一把汗，因为他明显苍老、迟钝了许多。

聆听马烽一席谈

从《村仇》《一架弹花机》《韩梅梅》等，到《三年早知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电影文学剧本）、《我的第一个上级》、《葫芦沟今昔》等，马烽老师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作品，几乎被我的眼睛“承包”了。尤其上学时，从课本上读了他的《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便开始订阅《火花》，有时，他的小说或者评论他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大型刊物上，小县城没有零售，就骑自行车到50里开外的长治购买。这算不算马老师的铁杆粉丝呢？

参加工作调来长治后，听说马老师一家插队落户平顺西沟，便约文友葛来宝乘车赴西沟探望。回来不久，地区文联主席打电话，说，邀马烽同志谈创作，你来听听吧。整个下午，除了侧耳静听，还认真做着笔记。最让我历久不忘的，是这样两句话：意见应该听，主意自己拿。这是很具辩证哲理的两句话，解决了我对不同意见只会争论不会变通的一大难题。因为一与人争论，往往就被扣上骄傲自满的帽子。

来到省文艺工作室不久，一天下午，有人告我，马烽同志找你。

我就去了。

马老师很客气。让我抽烟，我说不会（其实是不敢当着老师的面抽烟）。马老师点着烟说：今天请你来，是跟你商量商量调动的事宜。就是想把你正式调来工作室，你看怎么样？要是没啥意见的话，由省委宣传部下调令。

这是喜从天降！我感到意外！感到激动！要知道，“西李马胡孙”，个个都是我顶礼膜拜的老师，能在他们身边工作，与老师们朝夕相处，那是三生有幸啊！

可是，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在马老师等待答复的目光中，我突然想到了年迈的双亲，想到了妻子和三个子女，想到了自己微薄的工资，嗫嚅着说：我很愿意来省里工作，可有个小问题。

“什么？你说。”

“工资低，怕顾不住。”

“你月工资多少？”

“34元。”

“几口人？”

“三个子女，加我们两口子，共五口。”

听毕，马老师不言语了，只顾吸烟，吸完，还不说话，把烟蒂拧灭在烟灰缸里，才说：你刚才说是个“小问题”，这怎么是个小问题呢？工资这样低，累手这样大，要是在长治的话，礼拜天还可蹬车子回家帮帮忙，可要调来太原，一切就砸给你爱人了……

“马老师，困难我慢慢克服，党员还是应该服从组织的。”我打断说。

马老师说：“刘长安，这不是战争年代，说走就走了；现在，对个人及家庭困难，也是组织应该考虑的。你看这样行不行，暂时在这里工作，哪天觉得不得劲儿了再走……”

我还能说什么呢？面对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对下面体贴入微的长辈，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只能使劲地点点头。

“刘长安，不管人在哪里，只要有志于文学创作，就要深入生活。”马烽老师接着说，告诫我：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家不做生活的旁观者，要做生活的参与者，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人民群众的生活，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融为一体……

遵循这一教导，我参与了本大队农村改革的全过程，写出了中篇小说《春风又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获中组部老干局征文奖的纪实文学《一次撞击心灵的交谈》（原载《北京文学》2011年第6期）等等。

与孙谦的一次近距离接触

无须赘言，孙谦老师也是我至尊至敬的偶像。他的许多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是我的最爱。《奇异的离婚故事》《有这样一个女人》都是我当学生时读的。记得一次上晚自习，同学们都在做作业，我却在津津有味地读《奇异的离婚故事》。当读到于树德进城后思想蜕变，欲与在战争年代救了他一命的妻子离婚时，竟气得拍案而起，惊得同学们围过来问怎么回事儿，于是，我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遍，同学们也都气得不行。后来听说孙谦老师因为这篇小说挨了批，心里还很不好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