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之名：新工人文学小组十年记

京郊有个不起眼的皮村，一群普通的劳动者打工之余在此写作。十年过去了，皮村涌现出范雨素等众多新工人作家。本文作者张慧瑜是新工人作家们的志愿辅导老师，见证了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十年来的发展，回顾了他参与文学小组的点点滴滴，值此五一劳动节之际，希望本文为人们理解劳动者的文学提供新的材料和视角。

在北京朝阳区东五环外金盏乡的皮村有一个文学小组，一群喜欢文学创作的劳动者，周末聚集在工友之家的办公室里一起交流和讨论文学。从2014年9月开始，距今已近十年的历史，涌现出范雨素、郭福来、李若、小海、李文丽、万华山、施洪丽、马大勇、徐怀远、徐克铎等一批新工人作家，先后发表、出版《我是范雨素》《劳动者的星辰》《久别重逢》等作品，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作为文学小组最早的志愿者，我见证了小组的成长和发展，也与文学小组的朋友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我将以亲历者的身份展现文学小组的“这些年，这些人，这些事”。文学小组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14年到2017年初创时期，有十几位工友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二是2017年到2019年文学小组因为“范雨素事件”被大众媒体所关注，吸引了更多劳动者和志愿者参与文学小组的活动；三是2019年以来文学小组创办了“劳动者文学奖”、《新工人文学》电子刊物等交流平台，进入自主发展的时期。这十年来，不断有老朋友离开文学小组，回乡创业或者到其他城市继续漂泊，也不断有新的朋友加入，这种自由和包容使得文学小组像一处开放的文学驿站。在经历了范雨素爆红、疫情波折、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拆迁等事件之后，新工人文学小组依然如涓涓细流般坚持每周末一次的文学课，从未中断。在陌生的城市，大家以文学的名义相聚在一起，用笔书写新的人生篇章。新工人文学促进更多的劳动者彼此看见和相互体认，是新时代人民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 以文学为平台：皮村文学小组的发端

2014年9月21日周日傍晚，我开车从海淀来到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新工人影院与工友们进行了第一次文学课。2002年，孙恒、许多、王德志、姜国良等喜欢音乐的打工青年在北京成立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其初衷是为进城打工的劳动者歌唱，他们出版了第一部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用版税收入成立了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2005年，工友之家从西北五环外的肖家河搬到了东五环外的皮村。皮村在北京靠近首都国际机场的地方，每天飞机都从村子上空飞过，距离地面很近，噪声也很大。皮村虽然离北京很近，却是一个脏乱差的城乡接合部，村里人主要以出租房屋为生，90%的人口是外来打工者，白天大部分都去市里上班，晚上皮村街上恢复熙熙攘攘，像个热闹的小县城。我从城里开车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就是当下中国的隐喻。也许飞机上的人们不会想到国际化大都市旁边还寄居着这样一个城中村，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皮村似的边缘地带是城市繁华的另一面，也是支撑城市建设和运营的活水源头。工友之家在皮村租了两个农村大院，成立了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陆续搭建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图书室、同心互惠商店、新工人剧场等文化活动空间，为附近的工友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我之前来过这个院子，2010年暑期在这里看过北京帐篷小组创作的帐篷剧《乌鸦邦2》，院子中间有一个硕大的帐篷，里面是简易的舞台和长条板凳。后来临时搭建的演出帐篷变成了固定的新工人剧场，成为打工春晚和群众联欢活动的举办地。

2014年夏天，我看到关注工人文化的博士王子艳在朋友圈转发了工友之家招聘文学老师的通知，就发了一份简历。其初衷有两个，一是我当时在研究机构工作，业余时间比较多，正好可以磨炼上课的经验；二是之前做过大众媒体中农民工形象的研究，偏重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缺少社会学田野，想以志愿者的身份继续进行参与式观察。后来听工友之家的发起人王德志和社区工作者付秋云说，就我一个人投了简历，“自然”被选中成为文学小组的第一位志愿者老师。付秋云告诉我，之所以要成立文学小组，是因为附近的工友来图书室借书，打听有没有文学课，想学习文学创作。在这种背景下，工友之家发起了文学兴趣小组，之前也开展过音乐小组、戏剧小组等社区文化项目。第一次上课是在新工人影院，与其说是个影院，不如说更像是录像厅，前面是放映机的幕布，我坐在幕布下面的矮桌子前讲课，工友们稀稀疏疏地坐在红色的椅子上，大多是在皮村工作和住在皮村附近的工友，有60后，也有90后。我一开始把每周一次的文学课设计成与文学写作相关的课程，想多讲一些写作方法。第一次课讲的是《文学与写作》，谈了“何为文学？”“文学写作的特点”“为什么需要文学创作”“如何写作”等话题。大家坐得比较远，第一节下课后没有怎么交流，讲完就结束了。自此，我开始了每周到皮村一次的文学生活。

第二次上课，文学小组的“临时”教室就搬到了社区文化中心对面院子的机构办公室，直到2023年6月院子被拆除，文学小组一直在这里上课。办公室门口的院子里有桃树，也有杏树，一次在文学小组的群里，大家讨论是否给文学小组课起个名字，有的说叫桃花源，有的说叫杏坛，还有的说叫星火，我觉得这些名字都有道理。这个院子主要是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居住的宿舍，平时堆放着各种杂物。大家围在办公室的椭圆形桌子边，不像教室区分出讲台和课桌，更像是彼此平等的圆桌会议。我坐在桌子的东北角，方便电脑连接幻灯机。第二次课讲的是“家书抵万金”，第三次课讲的是日记的写法。第三次课结束时，我留了一个作业，让大家以“我与皮村”和“皮村的故事”为主题写作。有几个工友交了作业，下次上课时，我就把他们的作业和写作者的照片投影到PPT上，前面是鲁迅、卡夫卡，后面就是工友们的作业，然后边读他们的文章，边与大家一起分享文学写作的技巧。这种作业展示和分享的过程，对工友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第四次课我讲了寂桐和晨晨的作业，寂桐写的是《皮村街上》，“人来人往的皮村街上/这里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脸庞/想法也都不一样”；晨晨写的是《我爱我家》，“这里虽然不大，但是这里却有着他们的家/这里虽然很热，但是一根雪糕也会带来清凉/这里虽然很冷，但是一杯八宝粥也会带来温暖”。这些“朴实”的诗句准确地呈现了住在皮村的北漂们在他乡的感受。这是寂桐和晨晨第一次创作诗歌，课上的分享使得她们有了写作的信心。

每次课寂桐和晨晨都来得很早，两个人像亲姐妹一样，坐在一起。她们有着各自人生的不幸，寂桐是小儿麻痹症患者，拄着双拐走路，但性格非常爽朗，经常能听到她的笑声。寂桐和晨晨参加工友之家的培训之后，留下来从事社区工作，寂桐在二手超市的库房挑拣衣服，晨晨则跟着付秋云从事工会服务。参加文学小组之前，她们从来没有写过东西。寂桐是个多愁善感的姑娘，她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寂桐”。寂桐有寂寞的含义，也有像梧桐一样坚韧的意思。寂桐写了很多伤感的爱情诗歌，她在自己的诗歌中渴望爱情，又在现实的落差中体认着爱的不可能。如《相伴》，“天空没有永恒的晴朗/乌云    雾霾/是它的不速之客/但永远挂着太阳/夜空不一定美丽/星星    月亮/却对它不离不弃/如果你看不见没关系/那就换个角度审视自己/看吧    望吧/你的背影已远去/相伴的是来时的行李/是我对你最深的记忆”。用日月星辰来隐喻不弃不离的相伴。还有《石·雨》，“石和雨的相遇/注定会溅起血色的痕迹/觉醒吧/沉睡已久的石头”。寂桐把爱的刻骨铭心描写为“血色的痕迹”，这也是水滴石穿的彻骨之爱。寂桐的诗歌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寂桐有如此充沛、炙热的情感。2015年6月寂桐写了诗歌《我想牵上你的手》，“我想牵上你的手/走在沦陷的夕阳/回想对镜梳妆与眼泪千行/回望共度一生与悲欢沧桑/那时候/你是我的魂，我是你的魄”。这首诗里浓烈的爱情与现实生活中身体的残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首情“诗”被音乐小组的工友李小杰谱上了曲子，变成了一首情“歌”。相比寂桐的忧郁，晨晨更像一位无忧无虑的大女孩。晨晨也是留守儿童，不到18岁就出来打工，她总是有说有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雪婷”，是一个美丽的名字。晨晨的诗歌更像少女的畅想曲，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想象，如《我是一枝刚从土里冒出的嫩芽》《亲爱的我想对你说》等，其中《我愿做一只小鸟展翅飞翔》有这样的诗句：“我是一枝刚从土里冒出的嫩芽/当我刚冒出来的时候我欣喜若狂/恨不得把所有没有看过的东西全部看一遍，每天欢天喜地！”有时候晨晨也写一些富有哲理意味的诗歌，如《旅行》《活着》《牢笼》《脆弱的灵魂》等。晨晨多才多艺，还学习弹吉他、吹葫芦丝等。记得有一次群众文艺演出活动，晨晨落落大方，一个人主持整场晚会，一点都不怯场，很自信。

范雨素交的第一份作业是《我的一日活动》，记录的是2014年10月31日她在宋庄镇明星学校当老师的一天生活。这种分享大家作业的环节，极大地鼓励了文学小组成员创作的热情，有几个工友几乎每次都交作业，我也能感受到他们每次上课都等着作业讲评环节。相比工友们在其他岗位上的工作，写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能够让他们暂时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获得文化和精神的喘息，这本身说明文学写作这一精神活动能够给人带来成就感。不仅如此，普通人从事文学创作，把自己的故事和观察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他人可以阅读和分享，这就是一种以文学为媒介的公共交流。从第四次课开始，我改变了在文学小组授课的方式，从简单地传授知识、分享经典作品，变成了一种公共讨论课。每次上课前，我还会分享一些热门话题，如2014年10月APEC会议期间关于“APEC蓝”与雾霾的讨论，工友们对这种“中产阶层”的环保话题不是很感兴趣。第七次课讲了“被挤在屏蔽门和地铁车门”之间意外死亡的北漂潘小梅的新闻事件，寂桐课后写了一首诗《地铁上的不归路》，“屏蔽门啊/地铁门啊/你们像两把无刃的刀子/随着几声巨响/她的内脏碎了/她无法挣脱/她想着她就快完了/被挤压的青春/被挤压的人生/在这一刻停止”。从身体的“被挤压”到人生的“被挤压”，写出了新工人的生命状态。2015年6月发生了毕节市四名留守儿童自杀的事件，我们也在文学小组课上讨论过，范雨素课后写了一篇诗歌《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这首诗从留守儿童的自杀，联想到作者自己作为单亲母亲和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孩子，我和你们的母亲有一个一样的名字/我们叫作农民工/你们有一个农民工小孩共享的名字：留守儿童/我的孩子也有一个农民工孩子共有的名字：流浪儿童/我从不敢向人述说我的故事/我怕引来围剿/就像围剿你的父母一样/因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孩子上学”。诗的最后范雨素祈祷农民工的孩子们都有来世，“在来生/所有母亲的孩子/不叫留守儿童/不叫流浪儿童/他们都叫作/六十年前/毛爷爷起的名字/祖国的花朵”。2015年6月28日文学小组和音乐小组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劳动者诗与歌”晚会，范雨素深情地朗诵了这首《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让大家关注留守儿童的问题。工友李小杰也演唱了根据寂桐诗歌改编的歌曲《我想牵上你的手》，那句“你是我的魂，我是你的魄”感动了很多人。“劳动者的诗与歌”成为每年一次文学小组的文艺聚会，直到疫情防控期间中断。

2014年以来，每个周末我都到皮村与大家一起交流文学，先后认识了范雨素、郭福来、徐良园、寂桐、苑伟、晨晨、王春玉、王修财、李国富、王建等工友。在文学小组上课，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北京冬天的寒冷。工友之家的两个院子都是平房，文学小组上课的办公室是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大开间，没有暖气，开着空调也不保暖。记得2014年冬天和2015年春天，每次到皮村都穿着很厚的衣服，但是每次课大家学习和讨论的热情都非常高。与大学课堂不同，工友们非常喜欢发言和分享，凭借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更有主见，有时候会因为观点不同而吵起来，每到这个时候，就会有其他工友“调停”，“不要争了，还是听老师讲”。2015年下半年，我即将到美国访学一年，9月6日我和从事小说创作的郝老师一起到皮村，这次课上我给大家带来了《皮村文学：工友之家文学小组作品集（2014—2015）》，我把这一年大家创作的所有作品编辑成册，按照每一个学员的方式依次排列，这是文学小组的第一本作品集。由于我读大学时经常打印论文、编辑文档，这种编辑工作并不陌生。之所以把大家的作业整理在一起，一是，为了展示一年来文学小组的成果，便于感兴趣的朋友阅读和关注；二是，可以起到鼓励作用，工友们从不敢写、不会写，到敢于从事文学写作，再到自己的作品印成“印刷体”，虽然还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对于写作者来说也是莫大的鼓励。这种体验来自我的大学时代，那时候刚学会用电脑和Word文档，我经常把自己写的文章编辑成册、打印出来，这极大地提升了我的信心和写作的动力；三是，为文学小组的实践提供一份档案和史料，这或许和我接受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训练有关，史料和当事人的叙述对于后人研究一段历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天大家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了印刷版，都非常高兴，我们拿着这本《皮村文学》的作品集照了一张合影。不管文学小组有没有意义和价值，把大家的创作尽可能整理和留存下来都是有意义的，这也成为皮村文学小组的一种传统，每年编辑一本大家的作品合集，把所有人的文章都收录其中。后来创作比较多的工友还专门编辑了“工友之家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如《工厂的嚎叫：小海的诗》（志愿者张慧瑜编辑，2017年4月10日）、《布谷鸟的啼叫声：李若作品选》（志愿者张慧瑜编辑，2017年6月17日）和《城边的野草：徐良园诗歌作品选》（志愿者张慧瑜编辑，2017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