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的小邮局

如同熙攘人世的一方窗口，大学里的小邮局见证并联结了许多人与事、物与情，得以瞥见人生的辛酸无奈、离合悲欢。那个神志不清戴着灰礼帽总来寄信的哲学系老教授，爱写诗的、漂亮风情的单身女教师……岁月终被雨打风吹去，徒留无限怅惘。

一 

午休时分。邮政所静悄悄的，我嚼着话梅干，正读着《朦胧诗选》，这会儿是我的休息时间。我在柜台上，搁着一块覆着牛皮纸的三角纸盒，上面有圆珠笔描画的四个空心字：本台休息。这块免战牌，是我师傅传给我的，休息或结账时，就搁在台子上。

我听到门口有动静，抬起头瞄了眼，只见一个拄着拐棍，戴一顶灰旧礼帽，身穿灰西装的瘦高老人，勾着腰走进来，摸索到我的窗口，两手小心地扒着柜台，弯下腰，侧着脸，问：香港的汇款到了吗？

他的颧骨有点高，脸皱巴巴的，像上了年纪的柳树皮。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啥汇款？香港的汇款，我小姨寄来的，十万港币。老人答。我纳闷了，香港的汇款属国际业务，不但邮政所办不了，支局也办不了，得到市局国际营业厅办，就在H城火车站旁那幢英国人盖的石头房子里。有汇款单吗？望着老人一本正经的模样，我半信半疑道。汇款单？汇款单不是给你了吗？大伯，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哪有汇款单？我紧张地提高了嗓门，扬了一下手中的诗集，你可啥都没给我啊！再说了，我们这里也办不了对港业务！在里间打瞌睡的所长走了出来，一看情形，冲我摆摆手，然后大声对老人说：伊教授，回家等着吧，等汇款单来了就给您送去。

老人讪讪离开柜台，走到靠墙一张条椅上，坐下，支着拐棍，嘴里嘟哝着什么。所长低声对我说，哲学系伊教授，神经不大正常，大半年没露面了，我还以为走了呢。

所长说完，就回到里间，戴上袖套盖起了邮戳，所长咚咚的盖戳声，像铁骑突出刀枪鸣，又像是带着怨气。这也怪不得所长，因为她是我们所里最忙的。全校师生寄出去的信件，所长得一一过戳，邮车拉来的邮件，在交给校收发室前，也得所长盖落地戳。邮车一天来三趟，早一趟，午一趟，晚一趟。那时流行音乐卡，厚厚的，给所长盖戳制造了麻烦，有的音乐卡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在邮筒里就欢唱起来，吵得我们头昏脑涨。这种时候，所长就会一边盖戳，一边骂骂咧咧：现在的大学生，就知道浪费爷娘铜钿，真是造孽啊。

这时，走进来一个女的，黑色高领短袖线衫，露着两条白皙的胳膊，柳眉单眼，很有风情的样子。她打量了一下我柜台上的“本台休息”，又抬头望望墙上的钟，便悄悄坐到了条椅上，与老人隔着很宽的距离。老人转头，看着女人，有点突兀地问：帮帮忙，帮我写封信好吗？女人似乎有点吃惊，将身体又往椅子尽头挪了挪。我眼神不大好，你能帮我给我的小姨写封信吗？女人说：哦，可以的，大伯，带信纸了吗？老人一边在身上和身边摸索着，嘴里一边念叨着：信纸、信纸放哪儿了呢？然后，抬高嗓门，似乎是问身边人似的自言自语：信纸呢？你把信纸放到哪里去了？女人愣了一下，拉开随身的黑色手提包，从包内取出一个拍纸本，撕下一张，把纸和笔记本放在包上，又把包搁在膝盖上，掏出笔，说：您说吧，大伯。老人微闭着眼，仿佛很享受似的，缓缓口述起来：

亲爱的小姨，您好吗？一别数十年，家国千万里。万丈红尘中，梦中长相忆，我们都很想念您！小姨，我的妈妈走了，我的爸爸也走了，我本来要去香港讲学，然后顺道去看望您，但是我的名额，被曹大嘴占了，曹大嘴在我们系里，一手遮天，蛮不讲理……

女人快速地书写着，一张纸写满了，又从本子上撕下一张，接着写。

……好吧，亲爱的小姨，纸短情长，不胜依依，即此搁笔，余容后续。望您见信，速将十万港币寄来，以解燃眉之急……

老人口述完毕，女人将写好的信折叠了一下，递给他，同时问：写完啦，大伯，有信封吗？老人歪头朝着柜台方向问：有信封吗？我说：有，五分钱一个。老人说：买一百个。我说：五元。老人又开始在身上摸索起来，边摸边说，钱呢？钱到哪里去了？女人起身，走到窗口，低声对我说，请先给我一个，待会儿你上班后，我买十个，你扣下一个好了。于是，我递给女人一个镶着红蓝边的航空信封。她回到椅子边，坐下，将信装进信封，问：大伯，请告诉我地址和收信人。老人道：香港，我小姨，我妈妈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我把桌子上的牌子收起，说：上班了。

女人将信交给老人，走到窗口。我们所长说他脑子有问题，你给他写什么信？我边对女人使眼色，边低声道。她点点头，没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权当练练字。然后，她将一张早就填好的汇款单，夹在工作证内递给我。从汇款单上得知，她叫杨桃，中文系的。一看汇款单，是《诗潮》寄的稿费，三十元，这说明她可能是个诗人。我的小心脏不由得怦怦跳起来，因为我也迷恋写诗，自己破订了《诗歌报》和《诗潮》，她竟有《诗潮》寄来的稿费，让我心生敬意。于是我把笑容堆到脸上，付款时，还特意找了三张崭新的纸币递给她。她接过，莞尔一笑，说：谢谢，其实一样花。我竟说了句多余的话：写诗换来的钱，应该是最干净的。我看到她的脸，突然拉了下来，低声道谢后便走了。

所长说，瘦高老人是福建人，姓伊，哲学系教授，父亲是国民党。前些年，收发室发现一封从福建拍给伊教授的加急电报，电文是：13日302次晚8点7号车接头。收发室觉得这封电报不简单，便报告了保卫科。保卫科一查，那趟火车是从福州开往南京的。是日，保卫科人员悄悄跟随伊教授，当火车靠站，飞身将伊教授扑倒在地，两手反剪，并将一位提着编织袋、与教授接头的穿红色罩衫女子控制，打开女子携带的物品，是一袋土特产。女孩是伊教授的外甥女，嫁在南京，带了点土特产，经过杭州带给伊教授，因走得急，拍了电报。原来是一场误会。据说自打那次电报事件后，伊教授就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杨桃。有时在食堂，有时在图书馆，都是独自一人。在教工窗口，买了饭菜，择一个位子，默默地吃，吃完，挺着腰，端着托盘，走到回收盘子处，离开。一次，我先吃好，经过她身边，还跟她打了个招呼，她显得很高兴。

二

我，张小行，十八岁那年，高考落榜，参加招工考试，被分配到邮政所工作，尽管在当年，能进邮局工作是令人羡慕的事，但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没有一个高考落榜生，乐意每天面对一帮兴高采烈的大学生并为他们服务的。从早到晚 ，我都套一件墨绿色工作服，坐在铁栅栏后一把旧椅子上，像只很有耐心的青蛙，待在自己从柜台到墙壁一平方的面积里。我的前边是一排铁栅栏，后边也是一排铁栅栏，栅栏外是客户和一片小水杉林。

我高考落榜的关键原因，是数学成绩差，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思想意识不端正，自己不想学。工作之后，我还会做考数学的噩梦，就会被吓醒。上岗第一天，我就赔了钱，那会儿我师傅还没退休，坐在我身边，带我。师傅姓俞，上海人，一认真，嘴角皮肤就皱起来，看上去特沧桑。我开始独立操作，心跳、冒汗，算盘珠扒拉得极不利索，师傅上厕所时，我出了差错：一个戴眼镜男生，递给我一元钱，说，同志，买十张八分邮票。不知为何，我竟把一元看成了五元，麻利地找了对方四元二角。而那个男生呢，一把抓起邮票和找的钱，就跑了。等我反应过来，绕出柜台，追到门口，大声疾呼：站住！你给我站住！人早没影了。我没看清男生的模样，记得他额前的头发打了摩丝，一根根翘着，像个刺猬。

真当是木啊！师傅如厕归来，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啊呀，钞票侬也勿认得？哪能办业务啊……当着邮政所全体人员的面，师傅喉咙梆响地教训我。我懊丧极了，红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久，师傅退休了，我只能硬着头皮独立操作，天天跟钱打交道，小心脏时刻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尤其到了轧账时，账上的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少了，肯定得自己赔。多了，那一准是我轧错账了。

赔过几次钱，我的心情就像一团乱麻，乱糟糟的。心情一不好，服务态度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脸总是挂着。有人来办业务，若是来者的汇款单背后，没填姓名或证件号，我伸手朝空白处戳戳，给个白眼。对方填妥，我将证件和单子，往柜台下一扒拉，并不抬眼看来人，即便对方已在栅栏外冲我惶恐微笑着。我一拉抽屉，数好钱，我将证件和钱，扔回柜台，再一关抽屉，邮戳“砰”的一声，便不再睬人。自从戴眼镜的刺猬头拐钱逃跑后，我也逐渐纠正想法，应该抬起头来，正眼多看看人，为的是有朝一日把那家伙逮住。我已经想好了，不但要让刺猬头把钱吐出来，重要的是得当众羞辱他一番，那货不但拐跑我的钱，还让我挨了师傅的数落，在众人面前出了丑。奶奶的，还大学生呢，还戴眼镜呢，我呸！

空一点时，我就望着窗外那片很有点年份的水杉林，发发呆。水杉林，春天绿莹莹，冬天光秃秃。男女学生，胳肢窝夹一本书，经常在林间出没。每天下班后，我脱下工作服，去教工食堂吃晚饭，吃好，去图书馆。所长知道我爱看书，托总务处熟人给我办了张阅览证。我喜欢图书馆里面的味道，坐在里面，我就觉得心情放松，觉得图书馆才是我该待的地方，一天的忙碌就好像被泉水洗过一样，消失了。我在图书馆里，翻阅新到的期刊，把期刊上的投稿地址和邮编，抄下来。然后，把自己写好的诗，按地址投稿。当然，我投出去的诗，过不了多久，又被退了回来。

好几次，我在图书馆见到过杨桃，她坐在一个靠窗位置，有时看书，有时一个劲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仿佛世上任何事都与她不搭界。

三

每天，我到邮政所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银行取营业款。师傅退休前，款都是小金取的。师傅退休后，轮到我，因为小金的资格比我老。早上，我脚踩军绿色高[革][幼]作训鞋，鞋是我求我老爹搞来的，那会儿我老爹在省军区司令部通讯处当处长。我把我那辆天蓝色“永久”牌自行车蹬到邮政所，停好，打开营业柜，抓起一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走到所长工作的里间，把公文包往一辆半旧自行车兜一搁，把车推出教学楼。

我骑的这辆自行车，墨绿色，市面上没得买。又高、又笨、又重，中间还带一横杠，看上去木乎乎的，骑上去慌兮兮的，邮政所里几个女的，都不敢骑，因为上去了就下不来。一次，小金骑了上去，摔了个四仰八叉，于是这车就灰尘蒙身，少有人问津了。所长说，这车是公车，意思是只有干公事时可以骑。为骑这车，我也摔过几个跟头，好在我张小行，天生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外加两条大长腿。我在草坪上练了不到一下午，这辆公车就被我给驯服了。我发现这车吧，看着挺吓人，但只要一骑上去，却相当平稳、牢靠，且视野开阔，跟如今开吉普牧马人SUV差不多，那种高大、威猛的感觉，特飒、特拉风、特豪迈。

我猫着腰，穿过梧桐树簇拥的水泥路，荡着读书声的教学楼，一溜烟骑到校门口，为表示对门卫的尊敬，我一捏手闸，减速，飞起右脚，蜻蜓点水般在地面一点，旋即跨上车，然后没命地朝农业银行方向蹬。穿过两个红绿灯，看到一个蒙尘的路牌，左拐，骑个三百米，就到了农行。我走进玻璃门，风风火火地把黑包朝柜台一搁，等待那位上嘴唇有颗痣的男出纳员，将缠着封条的现金递出窗口。然后，眯着眼，伸手拨拉一下沓数，并在单子上飞快签了字，塞钱入包，拉上拉链，大步流星出了门。我的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得潇洒连贯、严丝合缝，跟电视剧里的流氓大亨一个样。按理说，我该把钱数一数，但我哪有时间呀，一想到顾客都在窗口等着，哪有心思数钱呢，何况我也数不清啊。何况钱出自银行，总不会有错的。师傅带我时，曾对我说最好数一数，言下之意，也可以不数。我把装着现金的公文包，搁进自行车筐，然后，像一只急着下蛋的母鸡，又铆足了力往学校蹬。每天，我骑着公车去取款。有时去支局办事，偶尔也替所长跑个腿，干点私事。不久，我练出骑车单放手吃棒冰的技术，甚至双手大撒把，在车上做两个扩胸运动。多年以后，H大学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都还记得我当年骑自行车的帅模样呢。

初夏，知了在梧桐树上叫个不停，我从银行出来，钱多包鼓车筐晃，蹬着车，脑子里回旋着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声。太阳明晃晃的，还没骑到半路，我就出了一身汗。老实说，每次取款回校的路上，每次蹬着车，我都慌兮兮的，生怕遇到劫匪。如今银行或邮局门口，常看到押钞车、安邦护卫什么的，几个猛男，全副武装，穿着防弹背心，提溜着警棍或握着枪，天兵天将一样。但我那会儿，压根儿没这套神操作，从来没人保卫我和我从银行取出来的钱。回首往事，我每每惊出冷汗，发现自己当年干的活儿，风险系数不是一般地高，几乎天天在玩命。当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那会儿治安还行。我骑进学校林阴路，准备来个双手大撒把，于是，我开始脱外衣，正脱着，没料车轮压着一块小石子，车身一歪斜，我便连人带车，栽在热乎乎的柏油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