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脏的时候

陈建功新作长篇非虚构作品《我们脏的时候》，以作者18岁到28岁（1968-1978）十年矿工生活为主线，以自嘲反讽的笔调，诉说了个人的时代际遇、心路历程、青春叹喟、文学起步……书名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名著《群魔》里一个叫列比亚德金的“可怜虫”之口，其原话是——“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 作者称，“它使我在这十年故事的迷茫中，找到了进入灵魂的入口”。全书共20余万字。经作者授权，本刊节选部分章节。为阅读之便，对原书章节有所调整。作者在本书的《后记》中特别说明：除了不可回避的人物之外，其他人的名字都是改过的。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

—— 一部文学名著里的人物告白

1.“人模狗样儿”话当年

“人模狗样儿”是个什么样儿？这是个问题。这词儿可以骂人，也可以自嘲；可以表示不屑，也可以表示亲昵。大约二十几年前，应该是在世纪之交吧，那时，江宁、洪胜和我之“人模狗样”正“初具雏形”，和当年的“窑哥们儿”们聚会了一把。

酒过三巡，当年的老矿长说在矿上，你们哥儿仨好得，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现在还真行，都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啦！

江宁和他最熟。江宁从工人干到班长，从班长干到段长，后来也从段长又干到了矿长，最后还当了矿务局的头头儿。当时他已经从矿务局调到一家市属大型国有企业当老总去了。那位开玩笑的老矿长，对我们都知根知底。我们相识时，叫他师傅。用当下时髦的网络用语，人家那时就是“骨灰级”的窑工啦。后来当了矿长，我们便成了“徒儿们”。在矿井下一起玩儿过命的人，甭管官大官小，得意失意，也不管师傅徒弟，年龄几何，都是从石头缝儿里钻过来的，开起玩笑，也肆无忌惮。江宁便说，还说我们，当年你他妈的当我们矿长的时候，不也人五人六儿的嘛！

我们哥儿仨里面，论年龄，洪胜是老大。因为在北京西城胡同里长大，深得北京市井文化真传，是我们中间最为伶牙俐齿的一个。我们至今不知道在各自当官儿的那单位，是不是也都人模狗样儿的。反正我们哥儿仨凑到一起，或者说，和窑哥们儿凑到一起，是绝对不“装孙子”的。我猜，是看着江宁跟这位老师傅老矿长撒了欢儿，洪胜的胆儿也肥了，说贼操的，要不是逃脱了你兔崽子的魔爪，我们还混不到今天呢！

大家一起干杯、骂街，拍手大笑。

我们哥儿仨——严格来说应该是哥儿四个，十八九岁时一起去挖煤的、最为“铁磁”的四个哥们儿，除了王大溪早早就离开了我们，剩下的哥儿仨，现在都算是混得人模狗样儿了吧。

2.寻找一个直面灵魂的入口

我以及我们哥儿几个这点儿故事，我是早就想写出来的。29年前，应该是1995年。那时候，我刚刚从北京市文联所辖的北京作家协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先是当创作研究部的主任，几个月后成为中国作协的书记处书记。那年夏天，时为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包兰英找上门来，说要约一组面向青少年读者的自传体作品，我算是他们社选中的作者之一。

我已经说过，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复兴潮流骤起，我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和电视连续剧，至今早已烟消云散。之所以还有编辑登门约稿，大概是因为有个“官位”，也有点“人缘”。当时便想，不应辜负这份厚爱。于是就在“历尽劫波尚有泪，写完‘简报’已无诗”的俗务忙碌中，回身寻觅1968年到1978年间在京西挖煤时的往事，自然也就有了些感慨。以此拟了一个提纲，定名曰《十八岁面对侏罗纪》。

“十八岁”就是我到京西木城涧煤矿当矿工的年纪，那时我是人民大学附中“老三届”（67届）的学生，和江宁、洪胜一样，也都是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的一员。所谓“侏罗纪”，就是我们所开采的煤层，这煤层据说形成于石炭二叠纪和侏罗纪之间。对地质，我是一窍不通的。“石炭侏罗”之类，皆为当年采掘队的技术员吕亦贤所言，大抵应不会错。看这题目，就知道写的是青春面对苍凉。

肖复兴的儿子、后起新锐作家肖铁，好像还赞过这个题目。复兴告诉我，肖铁看了我们这套丛书每一册的题目，说：“这个题目最好！”

但，二十几年间，虽说断断续续地写着，二十几年后，这个题目，也已经不想再用。

对于人类，“励志”应该算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但对于我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有给人励志的激情，更多的，是自我的悲悯。

十八岁，这是一个太过清纯的年龄，至少，在无数人的笔下，都称之为一个“太过清纯的年龄”。

我清纯吗？

或许再往前推10年，我还算“清纯”的。那时候我才八岁，一手被祖母牵着，一手被我姐牵着，跟在我爸身后，从南方遥远的北部湾畔的小城，搬到了北京。

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朋友，已经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怀念他。我说这是一次可耻的遗忘，但这一点，是到了年届半百我才发现的。

我是小学三年级转到人大附小读书的。那时的人大附小，随着人民大学本部迁到西郊新址，也刚刚从城里搬来。人民大学的本部，原在铁狮子胡同1号，今张自忠路3号，即过去的段祺瑞执政府。高中时学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才知道那就是“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地方。人大附小，或者是人民大学的寄宿制幼儿园，就在“铁1号”附近的白米斜街。尽管至今也未曾走过那条街，但我对“白米斜街”耳熟能详。我那时还不会说普通话，但能听得懂同学们鸡一嘴鸭一嘴的神侃。他们的话题永远是白米斜街的生活——寄宿时的趣闻，春夏秋冬的快乐……听他们说这些，我的感觉大概和今天一个贫寒子弟听富二代们讨论时装、吹嘘跑车相似。他们大概以为在一旁痴痴听着的我，根本听不懂。因为我一张嘴，他们就笑，来自僻远小城的我，寂寞而孤独。

很快就发现，有一个人的处境和我相似，甚至还不如我。他会说普通话，甚至也来自白米斜街，却很少和别人讲话。他每天都是默默地，牵着一头奶羊来学校，那羊肚子下一晃一晃的大奶子，格外惹人注目。

那时的人大附小，就在今天的位置，当然教学楼还没有盖起来。我们的教室是平房，教室外面就是绿地。那位牵羊的同学，每早牵羊过来，就把那奶羊拴在教室外的一棵小树上，任由它绕着圈子，四下里找草吃。不管怎么说，学校毕竟不是村落，天天带一只羊来读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

很快两个孤独的孩子就成了朋友，并且我也从对方那里知道了他牵羊上学的缘由——奶奶天天都要挤羊奶，是为了喂他那个还需要喝奶的妹妹。

“为什么不订瓶牛奶？”我问他。

他不再回答我。

后来我才听说，他的爸妈都是“右派”，妈妈刚生下了小妹妹，就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这才理解了他少言寡语独往独来的原因。再以后读到一些历史故事，才明白我关于“牛奶”的发问，与“何不食肉糜”很是相近。

如今我倒不是为那可笑的问题而后悔。我久久难以忘怀的是，几个月以后，当我自然而纯熟地掌握了普通话以后，当我因有几篇作文写得好，几次被老师叫起来朗读，也就渐渐被更多同学所接纳以后，我也就在这渐渐中，和那拴羊的朋友疏远了。

不是故意的，可是我的确沉浸于被群体所接纳的欢欣里。今天，他的名字，已经连一个字也想不起来。

这就是人的本性吗？在许多人看来，这不过算是孩子之间的友情故事吧？我却觉得其间深藏着喻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谁都在试图逃脱“悲摧”的笼罩，谁都不愿意被孤立，被弃置于主流之外。而我，从少年渐渐成为青年，其实也开始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里身处卑微了。如果说，孩提时的随波逐流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青年时代的卑躬与迎合则使我永远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正如我于198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在一份“思想汇报”里所感叹过的——

那时的我，是经受着时代的挤压，却要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我的时代的“我”；是对现存的一切抱有深深的怀疑，却又不断寻找着理论，论证存在的合理性的“我”；是被生活的浪潮打得晕头转向，只能紧抓每一根救命稻草的“我”。

这篇文章，在1982年初夏的某个晚上，8点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往牛里说，那节目就相当于当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第二天，这文章又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刊载。

那真是一个可以直面灵魂的时代。

然而，这篇文章，真的就是“新我”与“旧我”的诀别吗？

又不是，因为40年又过去了，我依然在这个“诀别”中“悲摧”着。

当然，那是另一本书的任务了。

那本书的书名，应该叫《人模狗样的日子》。

本书，《我们脏的时候》，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名著《群魔》里一个叫列比亚德金的可怜虫之口，他的原话是：“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后来，这个人物和这句话，都进入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部歌剧，也成为其真伪莫辨的自述《见证》中的一声叹息。

有人声称从中听到了祈求、哀伤、怨怼和愤懑。也有人声称感受到了渴待与抗议……我以为，随便去想、去悟。

但我的收获是，它使我在这十年故事的迷茫中，找到了进入灵魂的入口。

3.“痞子翻天”的快意

1968年上半年，我正痴迷于办《红卫兵报》。北京中学所谓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实现了“大联合”，派别之争已成强弩之末。时至今日我还时不时自问，当时你难道真的没把这人生的抉择当成个事儿？

那时我天天奔走于人大附中、景山少年宫和《北京日报》印厂三点之间。景山少年宫进门左手拐进去，穿过少年体校的操场，就是寿皇殿的大殿。大殿西侧的一排平房，当时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办公地，也是机关报《红卫兵报》编辑部所在。《红卫兵报》是在地处东单的《北京日报》印刷厂印制的。因此我除了天天回西郊人民大学林园楼的家里睡觉，都是绑在《红卫兵报》那儿，不是到景山后街那边写稿编稿，就是去东单那边校对拼版。

对于只出过油印小报的我来说，出版一张铅印的报纸，是种新奇的体验。巨大的滚筒印刷机瞬间转动起来。卷筒上的新闻纸如平展展的布料，在辊轴中穿来卷去，再出来时，已是一份份折叠好的报纸。报纸自动叠加，码高，又自动打捆，顺着滑道，出溜到流水线上。只见一捆一捆的报纸，排着队运到车间东墙的一个闸口，嗵嗵嗵落了下去，落到早已停在楼外的卡车上……

我沉迷于这种过程，就像写大字报、油印传单直到铅印的文章，沉迷于当时时尚的文风，沉迷于“设问句”“反问句”，沉迷于雄文在胸真理在手的自信一样。“井冈山”的战友陈同学，每次看完我的文章都嘎嘎地笑，随后就是啧啧赞叹：“郭沫若说，‘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你这是‘设问反问，谁敢质疑’！”

4. 嫩骨西风

卢群利那会儿还是岩石六段的工人，代表木城涧煤矿到海淀区学校招工，洪胜却永远管他叫“人贩子”。有一次跟他逗，说“人贩子”你丫忒不是东西，把我们三百多号兄弟蒙来木城涧挖煤，连媳妇都给耽误了。你倒好，急里忙慌先把村里的头号美女勾走了，连一口都不给我们留！这“人贩子”对文化，还真是有几分敬畏，同坐一列绿皮火车去挖煤的，共三百人，都是“人贩子”卢群利从海淀区各个中学里招来的，包括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等等。集合时间是1968年8月26日中午。始发站那时叫西直门火车站，现在则叫北京北站了。那时的西直门火车站，应该还是60年前詹天佑指挥修建时那模样。记得走上几级台阶，从拱券形的大门口穿过去，就进入候车室了。左拐是检票口。检过票往前走，看到几排木柱顺序排开，支撑着高高的雨棚，一直延伸到月台的尽头。月台的另一侧，就是停在轨道上的绿皮火车了。

卢群利应该是预先包下了三四节车厢。巨大的蒸汽火车头，卧在月台北端，滋滋地喷着水汽，团团雾气在人流中间飘散。水雾缭绕间，偶尔听到人流中爆出几声惊喜的喊叫。坐同一趟列车去做工的人，来自不同的学校。而这两年，海淀区的中学里也是“山头”林立。时而“串联”，时而“声援”。几大派别，还组织过好几个大型宣传队，排演大型歌舞，演遍了北京，甚至还演到了外地。在火车站与熟人相遇，不足为怪。我扛着那个有点吓人的行李包往车厢走的时候，就遇见了不久前在中学红代会认识的薛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