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

1

我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在春末，这是上海一年中天气最舒服的季节，往前或者往后十天半月，要么就阴沉沉的，要么就湿答答的，要么就热乎乎的，只有这么几天风清气爽，要下也就下点毛毛细雨。前一段时间，身体不适，嗝气，拉稀，胃胀，腹痛，大便里带着血，头晕得像随时都要睡着了似的，我就跑到医院做了检查。我挂到的那个门诊医生，漂亮，年轻，像刚刚出道时候的王菲。我忍不住当场哼哼了两句王菲的《忘掉你像忘掉我》——

想不再回头

又不想错过

想不想之间

着了魔

……

这首歌收入王菲的专辑《十万个为什么》，那时候王菲不叫王菲，起了个艺名叫王靖雯，还是二十来岁的邻家小妹妹。我和“王菲”开玩笑，你不会是王菲吧？王菲什么时候改行啦？“王菲”低着头看了看我的彩超和CT化验单，然后说，你尽情地唱吧，不要忘记预约一下核磁共振，等着进一步确诊。

我做核磁共振的那天，有一位面黄肌瘦的大娘问，我看你年纪不大吧？我笑着说，差十几天才36岁呢。大娘叹着气说，你这么年轻，确诊是肝癌晚期了吗？我听到大娘同样说出了“确诊”两个字，就警觉地问，肝癌晚期会怎么样啊？大娘说，只好等死，两三年、几个月，这就看自己的命了。

几个月？两三年？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仔细回味了一下“王菲”的表情，感觉似乎有些不妙。我又侥幸地想，我这么一个遇到蚂蚁都会绕道的人，这种不可救药的事情不太可能砸在自己头上吧？不管如何，我再也淡定不起来了。

我被推进核磁共振机的时候像被推进了棺材一样，强烈的电流和蓝色的光像一把刀子，在我的身上划来划去切割着我。从那台机器里爬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心情唱王菲的歌了，第一件事情是把自己的一串钥匙取回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把钥匙紧紧地捧在手心，像捧着一尊观音菩萨塑像，默默地念叨着“阿弥陀佛”。

一个人，有多少把钥匙，说明有多少扇门，能打开多少把锁，他的世界就有多大。那些钥匙很多的人，把钥匙一起别在腰上，一走路，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的碰撞声。我有两串钥匙，每串只有孤零零的一把，而且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总是安静无声的。其中一把，被我装在了上衣的口袋里，它是出租屋上的，金黄色的，不知道被多少人用过，所以已经磨得锃光发亮，而且不知道被复制了多少把备用的。而另一把，用一条黄色的绳子系着，像系着一枚观音菩萨吊坠那样，时时刻刻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它是老家大门上的，银白色的，母亲去世前，把这把钥匙交给了父亲，父亲去世前交给了我，而且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所以也是孤独的。

老家的大门是木门，每次一打开就发出吱扭一声，可惜的是我不常回家，大部分时间都挂着一把锁。但是这把钥匙并没有闲着，我经常用它朝着别人的锁孔捅一捅，包括捅一捅自己的出租屋。我好奇地以为，在这个陌生的到处都是门和锁的城市，说不定哪一天，用老家的钥匙就捅开了异地他乡的某一扇门。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这把钥匙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钥匙还要有用。在我激动的时候绝望的时候孤独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于把它捧在手心，或者紧紧地按在自己的心窝，这样可以迅速地平复自己的心情。天长日久，我的胸口就被硌出了一个钥匙形状的暗红的图案。有几次，被别人看到了这个图案，我就解释，这是胎记。

回到正题，两个小时以后，“王菲”走出了门诊室，软软地叫了一声，陈小元，陈小元在哪里？我把钥匙塞进了胸口，像小学生一样举着手问，是我，请问医生，结果怎么样？“王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家属呢？我说，我没有家属，准确地说，我的家属都不在了，你有什么直接告诉我吧。

是的，我没有撒谎，我的母亲、哥哥和父亲，已经陆续去世了，从血缘关系来讲，我还真像孤儿一样，没有一个亲人了。我接过“王菲”递过来的报告一看，一下子就蔫巴了。我像梦游一样恍恍惚惚地走出了医院，发现杨柳青路没有一棵柳树也没有一棵杨树，竟然全部种着樱花，当时正值盛花期，花瓣被风轻轻一吹，落在地面上像铺了一层粉色的霜。有几只小麻雀在地上蹦蹦跳跳地啄着，也许是太香了吧，被呛得直甩脑袋。我朝着麻雀飙了一口唾沫，抬起头幽怨地看了看太阳，不由自主地骂了一句“卧槽”！

我骂的似乎不是别人不是死神，而是头顶的那颗虚情假意的太阳。太阳羞羞答答地躲在一片白云后边，装作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它每天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是万物生长和活着必须依赖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光芒竟然是一把把刀子，在偷偷地割着我的皮剜着我的肉。如果不是它，谁有这么大本事，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要了自己的狗命呢？

不，不是狗命，而是猪命，自己是属猪的！狗还可以对着上天汪汪几声，而猪呢，没心没肺，一事无成，不就是自己吗？我抹了一把眼泪，也许不是眼泪，而是已经变天了。江南的春天就这样，那雨说来就来了，从来没有丝毫的预兆，不像我的陕西老家塔尔坪，下雨之前基本会打个雷闪个电。

我把自己的钥匙紧紧地按在心窝，像打雷一样对着西北方向嘶喊：爸、妈、哥，你们知道吗，我马上就要和你们团聚啦！

2

十年前，我在西安一家报社当记者，上海世博会召开的那年春天，得到了一次前来上海采访的机会。采访结束以后，我又逗留了几天，顺便逛了逛这座令人无比向往的大都市。也许是天意吧，我所住酒店的背后叫艺海大厦，大厦上有一家报社。我直接找到人家的采访部主任聊了聊。真巧，采访部主任叫汪菲，与王菲就差三点水而已。

汪菲主任问我，我们报纸办得怎么样？我翻了翻当天的报纸说，很臭。汪菲说，为什么？我说，全是打打杀杀的新闻，我一看还以为生活在杜月笙当道的民国时期呢。我朝着窗外指了指说，对面的那条街叫什么？汪菲说，叫南京西路，往西一两千米就是百乐门舞厅，张学良当年是常客，卓别林访问上海的时候，带着老婆在那里跳过舞。我说，那几座金光闪闪的大楼呢？汪菲说，那是梅龙镇广场、中信泰富和金鹰国际，都是国际明星和富婆们购物的地方，世界上的奢侈品牌应有尽有，比如皮包，香奈儿呀、爱马仕呀、路易威登呀，几万十几万一个；比如手表，宝珀呀、江诗丹顿呀，十几万上百万一块。你看看那些大楼下边停着的，全是接送顾客来购物的豪车。

我对名牌像个白痴，但是依然自信地说，这就对了，这么繁华的大街，这么多有品位的商场，这么多时髦而高雅的男男女女，你做这么低俗而血腥的新闻合适吗？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办报纸其实就是做人，你办的这份报纸必须符合这座城市的气质。我们两个人聊了两个小时，汪菲见我是难得的人才，问我想不想来上海发展。我当时就说，当然愿意啊，能在上海当记者简直太牛×了，和姚明刘翔没有睡在一个被窝里，起码是生活在同一片云彩下边的。

我是半个月之后正式到上海上班的，每天看着那些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高楼大厦，像注入了一针针兴奋剂一样，简直是太激动了。尤其是世博会开幕以后，作为报社的采访记者之一，哪怕排队六七个小时的沙特馆，我凭着采访证就可以自由出入。西安的老同事们，包括一位副总编辑，带着老婆孩子来参观，我提前帮忙联系了一下，什么航空馆呀地震馆呀，再热门的场馆都不用排队。大上海的美丽和繁华，把老同事们给羡慕坏了，有一个主任离开的时候悄悄地问，能不能帮忙在报社里谋一份差事，哪怕是当一般的编辑也行。

我觉得自己选择上海是多么英明，为此还写了几句诗——

如果我不在上海

我就没有一种慈悲叫静安寺

我就没有一笔财富叫陆家嘴

我就没有一个日子叫步行街

我就没有一个目光叫明珠塔

我就没有一个方向叫东方

我就没有一股风叫东风

我就没有一个亲人叫东海

就不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当然，那是我短暂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也是我到上海以后的高光时刻。可惜的是世博会结束两年多，也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三年，因为经营不善和新媒体的冲击，这家报社就被迫关门了。堂堂的大上海，可以说人才济济，民间流传着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幼儿园招聘一名阿姨，报名一百多人，其中五分之一是博士，一半是硕士，剩下的几个本科生吧，基本是从北大清华哈佛剑桥毕业的，学量子力学的也不在话下……我这可怜巴巴的三流大学的本科生，而且学的是百无一用的工商管理，报社倒闭以后，为了能够留在上海，只好进了另一家报社的发行部，当了一名发行员，也就是卖报的。在外人看来，依然在牛×烘烘的报社工作，其实还不如人家一名外卖小哥。

我就这么风里来雨中去，在上海一下子干了十年，其中什么样的苦都受过，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也从来没有逃离的那种想法，更多的还是一种自豪和荣耀。我常常安慰自己，像我这种来自农村的孩子，祖祖辈辈都是土农民出身的乡巴佬，能在如此美丽繁华的地方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乡亲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几乎把我当成了英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春节期间回家过年，他们就问这问那问东问西，比如上海的楼房那么高，水是怎么上去的呀？永久牌自行车是上海产的，那里的自行车是不是不要钱呀？我住的地方离大白兔奶糖公司远不远呀？他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总会把我拉出来，说你好好念书的话，以后就可以去上海工作，在上海工作就像神仙一样是坐在白云上边的。

奶奶的，都十年了，怎么像昨天的事情一样。我把“死刑判决书”撕得粉碎，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从绿化带里推出了我的电瓶车，然后疯子一样漫无目的地飙着。三月的风吹在我的脸上，让我有了想尖叫的某种欲望。我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什么顾忌，放声地唱起了那首《忘掉你像忘掉我》——

生也猜不透

死也猜不透

发白透

……

这首歌是《白发魔女传2》的主题曲。在经过一家商场的橱窗的时候，我停下了电瓶车，对着橱窗玻璃照了照。我过去一直是剃了光头的，只知道自己年纪轻轻已经有了白头发，但是从来没有意识到白到了什么程度，但是现在发现，被判处“死刑”之后，仅仅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头发突然冒了出来，而且从鬓角到头顶一下子全白了，像撒了一层盐一样雪白雪白。

我真想一拳头下去，把这块讨厌的玻璃橱窗砸碎。但是看到笑眯眯的塑料模特，像新娘一样穿着一件白色的婚纱，我还是放下了已经举起来的拳头，摸了摸玻璃上的自己……这么多年，自己总是风风火火，人家常常骂我，你赶着去死吗？当时觉得那么刺耳，如今看来其实是一个真理。人人都那么急急吼吼的，却不知道无论你快还是慢，在人生的尽头等着你的永远都是死神。

我再次骑上电瓶车的时候就不再那么飙了，而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不知不觉，我抬头一看，竟然是艺海大厦。我工作的第一家报社当年就在楼上办公，占据着大厦的20、21、22层。艺海大厦位于康定路江宁路交叉口，顺着江宁路再朝南不远，是江南名刹玉佛寺。我停好电瓶车，爬上了21楼，自己所在的采访部已经变成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许多演员正在那里排练节目。原来的办公室格局未变，只是已经面目全非，墙上贴着许多演出海报，工作人员有的染着宝蓝色头发，有的穿着燕尾服，打扮得十分前卫；窗外的那排石库门老房子消失了，曾经在屋顶咕咕叫着的一群白鸽也消失了，只有三条马路之隔的玉佛寺，香火依旧那么旺盛，袅袅的烟尘弥漫在那片天空，像起了一层淡淡的雾。

我坐过的那个位置靠着窗，如今坐着一位吊着大耳环的女孩，她正在臭美地照着镜子。我说这是自己原来的位子，回来找一找过去的记忆，她就面无表情地把座位让了出来。我坐在位子上，给老主任汪菲打了一个电话，但是他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老报社倒闭的那年，汪菲因为一时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就回了沈阳，毕竟是在堂堂的大上海闯荡过的人，见过大世面，思想开放，被辽沈晚报当作人才予以重用，当起了经营方面的副社长。

我只好发了一条短信，本来想倾诉一下自己的病情，最后只是问候了一声：汪菲主任，你在那边还好吧？汪菲半个小时以后，叹着气回复了一句：沈阳是个小地方，还是你们上海牛逼。

我看到“你们上海”几个字的时候，心里不免咯噔了一下。我扪心自问，牛×的上海是我的吗？我连燕窝鱼翅都没有吃过，他妈的竟然就要死翘翘了，上海怎么可能是我的呢？我在26岁生日前一个月来到上海，算起来整整十个年头了。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清明节正好又是自己36岁生日。我本来是不在乎生日的，其实在乎又能怎么样呢？在上海两千五百万人口里似乎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人记得我的生日；在世界六十多亿人口中有三个人，母亲，哥哥，父亲，他们是记得我的生日的，可惜已经先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