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书

一

近三年来，多时闷在家里，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我翻出书架上被冷落多年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白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集》《聂鲁达诗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想集中阅读一下外国诗人的作品。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藏书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竟有三个译本：一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宗岱翻译的；一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屠岸翻译的。第三个译本很特别，恐怕没有多少人拥有它。面对屠岸先生的译本，我不能不说到一位我敬重的翻译家、出版家，他叫施咸荣。施先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大家，也是《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编辑和出版者。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挚友施亮，正是他的儿子。因了这层关系，还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我，就得到了大翻译家施咸荣先生的一批赠书，屠岸的译本就在其中。在《译后记》中，屠岸先生说：“译诗是难事，译莎士比亚更谈何容易。要译文的文义不出错，不是易事，但更难的是传达原诗的风格，原诗的韵味。好诗有一种在字面上捉摸不到然而能够动人心魄的魔力。”这句话透露出大诗人、大翻译家屠岸先生对诗歌的理解和敬畏，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认同一个观点，即“诗歌根本不能翻译”。

然而，热爱译诗，尤其是热衷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的人，还有人在。我手里的这第三个版本——杨九声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就是明证。

我对“友人书”的执念：一是作者作为朋友、文友、好友、挚友相赠的著作（包括作者身后亲友、后辈所赠）；二是我由衷喜爱，冒昧地向好朋友讨要来的。这就引出了我得到杨九声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小故事。那是前些时，我在朋友圈看到好友杨浪的文图，知道他有一批藏书要转赠朋友，其中有一本郭小川的诗集《雪与山谷》，便发信向他讨要：我特别喜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诗集，它的封面洁白素雅，一位女战士裹着大衣行走在满天的飞雪中。我初次读到这本诗集时正值懵懂的青春期，有些尚能背出的诗句中，牵连着我满满的青春记忆。浪兄在赠我的郭小川诗集的扉页处写道：“这本换手心里特别不忍，不过诗集赠诗人也是得其所哉，或许因为这些流布阅读的过程使它久存呢？培禹兄存阅，浪”。就在得到心仪的诗集的同时，杨浪兄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他把杨九声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起寄赠予我。杨九声先生是知名文化学者杨浪的父亲。

友人书，格外珍贵。一本本赠书，有着一段段过往，长存着一个个故事。

二

友人书，书还在，友人却已远行。

都说少年记忆最清晰。大约还是“文革”中的岁月吧，我们那条小胡同里也出现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式的街头演出。其中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蹈跳得特好看，许多时候，她都是主演。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混”在一块儿的伙伴里，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喜欢盯着她多看几眼——苏伊的爸爸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因为那个时候，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1973年，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诗情正“勃发”，一口气写下了三百多行的长诗《雷锋和我们同在》。写完之后，自己朗诵，激动不已。那天，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心跳地交给了苏伊。记得她瞪大了那双美丽的眼睛看我，我赶紧转身逃离……

显然，苏伊十分认真地完成了我的托付，她把我的“诗”交给了刚从向阳湖干校返京不久的父亲，因为没几天，《北京少年》的编辑钱世明同志就找到我家来了，他说：“我们刊物光发你这一首诗怕也登不下。但我还是来找你，一是我觉得写得不错，二是大诗人臧克家很欣赏呢。”原来，臧伯伯不仅亲笔给我改诗，还热情地推荐给了当时北京仅有的这家少年文艺刊物。正是这首长诗“处女作”，我得以登堂入室，去面见我崇拜的大诗人臧克家先生。记得他给我那首“长诗”打了65分，一会儿又主动说：“还可以比65分高一点儿。”说完，他先笑了。在场的著名诗人程光锐和刘征先生也鼓励我说，从克家这里得一个65分，很高了！

从那以后，我成了赵堂子胡同15号——大诗人臧克家先生寓所的常客。

最难忘一个冬天的傍晚，在胡同里散步之后，臧伯伯竟来到了我住的大杂院来看我。我那间小南屋只放得下一张椅子，我赶忙让座。他和蔼地说：“还是你坐。”他站在书桌前，“哦，有这么多书读。”我告诉他都是我二中的语文老师贾作人偷偷借给我的。“您看，您的诗选。”我把一本《臧克家诗选》递过去。臧老的目光瞬间有一丝惊喜，继而变得深沉，久久盯着那本书……忽然，他翻开诗集，很快找到某一页，拿起我的钢笔，在一首诗中改了一个字，对我说：“这个字印错了，我给你改过来。”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因为那个时期，包括《臧克家诗选》在内的许多文学书籍都还是“禁书”。“您的诗集会再版的。”我说这话，是为了安慰他。不想，老诗人却坚定地说：“会的，一定会的！到时我要送你一本。”

转眼1974年的春天到了，我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去了。在京郊顺义县谢辛庄村，劳动之余，我常把“新作”寄给老诗人，每次都能接到臧老的回信。我记得，他曾在我诸如“我开着隆隆的拖拉机耕地，多像迈着正步从天安门前走过”等句子下面，用笔画出一串圆圈儿，表示肯定；有的句子旁边则批语：“不好，缺乏生活依据。”等等。

终于，冬去春来。1978年，《臧克家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臧老没有忘记我这个小朋友，他在扉页上题写了“培禹同志存正 克家”送给我。这时的我，已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把好消息第一时间报告臧老，他高兴地微笑着，还掐着指头数着，胡同里的孩子谁考上了，谁谁也考上了。就是这天，臧老又重复了那句话：“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在场的郑曼阿姨和苏伊都笑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社。臧老知道我主动要求下农村采访，很高兴，他对我说：“对，这样才能多接触实际，打下厚实的底子。”由于工作紧张，我几乎不怎么写诗了，没有作品，倒觉得不好意思去见臧老了。没想到，老诗人却依旧关心着我这个“小朋友”——我写的一些通讯报道，他也看到了。1984年8月，我写了一篇平谷农民买飞机的报道，《北京日报》在头版突出位置发表。见报的当天，臧老兴奋地写了一首《有感于京郊农民乘自购飞机青云直上》的诗。我登门去取时，知道他刚刚午休，就不让阿姨打扰他，拿到诗稿就悄悄地离开了。两天后，我收到了臧老的信。他语重心长地写道：

……你的文字颇干净。这些年，你到处跑，特别下乡时多，积蓄了不少材料，定有不少感受，可以在心中不时酝酿，将来定会写出好的报告文学或特写、散文来。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

今下午你来，未进屋，我心不安。

……

其实，我心里更不安，因为忙工作，我好久写不出诗来了。但我仍旧热爱文学的心，臧老是十分理解的。1986年，当《臧克家诗选》又一次再版时，老诗人又送我一本，扉页上仍写着：“培禹同志正之 克家”。以后，几乎是臧老每有新著出版，我都能得到有他签名的赠书。特别不能不提的是，1989年下半年到年底，我的工作、生活都曾跌到了谷底。我自觉落魄，很久没有去见臧老了。正是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不禁心头一热：臧老亲笔书写了他的诗送给我。我默默地念着——

万类人间重与轻，

难凭高下作权衡。

凌霄羽毛原无力，

坠地金石自有声。

拙作一绝，录赠培禹同志存念  臧克家

我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夜里难眠，我拿起笔开始写起诗来——

寂寞是走不出的冬天，

北风累了，落雪无言。

有人问你或没人问你，

都知道此时已是零点。

……

这首题为《寂寞》的短诗，是我当时处境、心境的写照。我从臧伯伯不弃的深厚友情中获得了自信与坚强，我在诗的结尾写下这样两句——

寂寞是一种情感，

寂寞是一种尊严！

臧老看到《北京晚报》登出了我的诗，很是为我走出命运的阴影而高兴。也怪了，这以后，我创作激情不减，一些作品陆续得以发表，甚至其中的组诗《失去》还得了一个奖。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散文，题目就是《坠地金石自有声》。发表后呈给臧老看，臧老又一次鼓励我说：“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

1999年新春佳节就要到了，平生多少年来从不大会给朋友寄贺卡的我，出于对臧老的思念，精心挑选了一张贺卡，在精美的图案旁我抄写上了臧老《致友人》诗中的名句：“放下又拾起的，是你的信件；拾起放不下的，是我的忆念。”给老人家寄了去。想不到，我竟收到了臧老的亲笔回信。还是那再熟悉不过的蓝墨水钢笔字体，臧老在信中亲切地说：

“收到寄来的贺年卡，很欣慰，上面几行字，多少往事来到心中，感慨系之！……多年不见，甚为想念。我二三年来，多住院。出院将近一年，借寓‘红霞公寓’养病，与郑曼二人住，闭门谢客，体力不足，已94岁了。我们初识时，你才十八九岁，光阴过客，去的太多。我亲笔写信时少，因为想念你，成为例外……”

读着臧老的信，我的鼻子酸酸的……

2004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臧老走了。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就在这年春节期间，我给自己每天安排了一段“读书时间”，拣出的书目中，就有臧老于1980年和2000年分别送我的《学诗断想》《怀人集》和《臧克家旧体诗稿》三本书。灯下静静地重读臧老的散文和诗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释怀自己对臧老的思念之情。

然而，离开臧老越久，我的思念愈深。2010年中秋前的一天，臧老的女儿臧小平约了几个朋友来她的新家吃饭，有我。就在这次愉快的聚会上，小平姐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她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的《臧克家全集》第一卷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题写道：“小平代父亲赠培禹存念   臧小平 2010年9月”。捧着臧老厚厚的“全集”，一种“体温感”传导过来……时光转瞬到了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臧克家诗选新编》。我少年时的伙伴儿、臧老的小女儿郑苏伊给我寄来了这本带着墨香的新书，她在扉页上写道：“培禹兄存念 苏伊2021.2.6”。我的思绪，一下被撩拨起来，久久不能平复。

友人书，多是作家朋友的赠书。我收藏比较全的，其实是每逢新著出版都不忘惠寄我一本的老友、好友，他们中已故去的有我终生为友的老师刘绍棠、浩然、陈祖芬、韩少华、钱世明、王维玲、张胜友、尹世霖、李迪、葛翠琳、赵庆培、梁秉堃、陈援等。

有一本非作家朋友相赠的“友人书”，于我也十分珍贵——李志坚同志的《别样心境》。志坚是我的老领导，他从报社调往市委宣传部，后官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继而升任市委副书记，最后在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任上退休。他不幸于2016年3月因病去世。遗体告别那天，我在海南未能和日报、晚报的同事一起去送他，心里很难受。报社的干部职工都非常敬重他，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他的一两件难忘的事。我刚进报社不久，志坚已是很有成就的名记者、部门主任了。他所在的工业经济部主要负责工业、财贸等领域的报道，我所在的农村部主要报道京郊农村的新闻，本无多少交集，但我偶尔写了不错的报道，他都会在遇到时赞扬一下，有时是匆匆擦肩而过，他也招招手，说句：“不错。”他升任报社副总编辑后，非常忙碌还要经常上夜班。但他仍然经常问我写了什么稿子。一次，我抱怨说有篇通讯还压在总编室发不出去呢。当晚，夜班编辑来电话要配文的照片。第二天见到报纸，我那篇长通讯，竟发了头版头条。后来这篇报道获了全国林业好新闻一等奖。他调到市委当了领导后，我们几乎很少见面，似乎疏远了。1989年3月，市委宣传部组织北京新闻单位一百多名记者采访大秦铁路，志坚部长带队。途中，他让秘书把我叫到他的软卧车厢，通知我回来后即上任《北京日报》亚运会报道组组长。我说我是跑农村的记者，和体育、亚运会不沾边儿。他笑了，说：“这不就沾上了？”他谈了半个多小时，最后鼓励我说，这个组长就你合适！

几个月后，由于一场风波，我的工作和生活都跌到了谷底。报纸上很长时间见不到我写的文章了。我被调到日报文艺部后，采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须送市委宣传部审。志坚部长批示：可发。他又特意加了一段，大意是：“请增祥（他的秘书）电告运来、虎山（报社社长、总编辑），从这篇稿子中可以看出培禹同志的采访相当深入艰苦，这种精神应予充分肯定。”自此，我的名字又可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出现在报端了。志坚有恩于我，报社领导曾示意我给志坚同志打个电话，表示感谢。我却一直没有打，觉得谢谢之类的话有点说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