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史

一次次生育不仅繁衍出新的生命，也实实在在改变着一个女人的境遇——承载起十七次生育的是她隐忍缄默的一辈子。一位传统女性的生育史，照见了万千母亲的爱与疼痛。

亲爱的朋友，请您原谅我吧！

我把历史以只言片语的方式进行拼接，

完全因为它附着了太多的苦难，

此外，还有我沉痛的祭奠……

我比庄墩子只小一岁半，但明显身单力薄，和他打架刚一上手，就感觉不妙，有点降不住他，我挨了他几记胖拳后，还被他骑在了胯下，真是窝火。

“×你妈的。”他的虎口用力地卡着我脖根儿，嘴里像喝了大粪一样臭不可闻。

我本想来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并将他掀翻在地，可他卡得我实在太紧，我都喘不上气来。我反抗了大约三五下，就耗尽了体力，只能在神志尚且清醒时翻着白眼，两只手臂放平，不再挣扎，以示弱。

“你叫我一声爷爷，说你服了。”

“孙子！”我宁为玉碎，也不为瓦全。

这时，我父亲走过来，像逮小猪崽一般把庄墩子从我身上抱了下去。“你哪能打你舅呢！再说了，他妈是谁？”

我迅速站起身，使劲扑打着满身的尘土，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掩饰自己战败的羞愧，并倚仗父亲在一旁撑腰，还放出狠话：“你再骂一句试试，看我饶不饶你。我撕烂你的嘴。”

“×你妈！”

庄墩子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可是我已经被他打得没有了士气，刚才他险些把我掐死。我心里十分感激父亲及时出现，才避免了我如三哥一样早夭。可是，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男子汉，也并不想就此罢休任人侮辱。但我一时又没有能扳回败局的能力和办法，便鼓足勇气强努着绝地反击，我也朝他开骂：

“你×我妈，我×你姥姥！”

“啪”的一声，父亲猛地一个大耳刮子抽得我脸上火辣辣地疼。“混他妈蛋！你说，他姥姥是谁？”

庄墩子的姥姥原来就是我母亲。我大概到了六七岁时，脑袋里才有些灵光，转过这个弯。怪不得父亲下手那么狠。

庄墩子和我打架那次，是母亲又给我生了弟弟，大姐带着他来娘家吃弟弟的满月席（实为一锅蒸白薯须子和白薯拐子）。

不过，当我彻底弄明白和庄墩子的亲戚关系时，我这个当舅舅的与那个混蛋外甥已然不打架了，准确地讲，是庄墩子早已沉没在一个芦苇塘的泥沼里有一两年了。关于庄墩子的意外离开，我并没有注意到大姐有啥情绪变化，因为那时她不但肚子里又揣上一个后来让我认为比庄墩子还要混的小混蛋，她腆着难看的大肚皮，稀里晃荡的两个奶子瘪塌塌地在破旧的褂子里悬垂着，没有一点精神劲，那年她也就二十出头或者不到，可完全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朝气和年轻女人的羞涩。那时她身边还多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外甥女，泥猴儿似的。

母亲，从十五岁开怀后，就一气呵成地没歇过脚儿，接连生了十七胎。直到她五十有二，赶上了一九八二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头班车，才恋恋不舍地结束了她作为女人一生最崇高而又最平凡，痛苦且快乐的漫长生育史。

女人生孩子如过鬼门关，不死也要活活撕下一层皮。分娩时揪心拉肝的痛苦过程，那是肉与肉生生地剥离，自然界里的动物们，不分语言和种群，都为之感动。乌鸦反哺，山羊跪乳，是流传了上千年的谚语。

在阴阳两界之间行走，每生养一次都可谓到鬼门关转上一圈。然而不知母亲是怎么想的，她好像丝毫都不在意，一切都是轻描淡写，每次生孩子都似闲庭信步。她为了她的孩子们，一切都无所畏惧，用她青春的炽热，从容无畏地闯过了十七遭。

母亲麻木而快乐地接受着我们的父亲——一个与土坷垃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稼人，所给予她的疯狂粗鲁、无休无止的爱欲，占有，甚至是强迫，顺从地毫不腻烦地履行着作为妻子的义务，继而任劳任怨地再去践行和付出一个女人天经地义的母爱。十七次漫长的孕育和十七次痛苦的分娩，可想而知有多么艰辛。我们十七个捣蛋鬼的先后到来，几乎耗尽了母亲全部的心血和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光景。我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统计，女人的最长的生育时间是多少年？有没有比母亲的这个漫长三十七年的跨度更长的？我还曾一度认为母亲能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我家好几个亲属和亲戚都生了十几个孩子，比如我的一个远房大娘，生了十四个儿女，我的一个姑奶奶生了十三个，我大姐的婆家一个老人，也生了十七个孩子，论孩子的个数已经比肩了母亲的纪录，但是她的最后一孩子降生时，是五十岁，而且人已经苍老、糊涂得不成，她说的数字只有她自己认可，她的男人却骂她不识数、胡嘞嘞，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是不是那个年代的男人，都是那副德行呢？

儿女，是母亲一生质朴的希望和全部拥有；也是她心甘情愿为之付出所有的重负和累赘。末了，母亲从生命的海洋中，只捞上来我们四男一女，兄妹五人。我们兄弟姐妹口中喊的大姐，也不知是第几位出生的姐，二哥也不知究竟是行二，还是应该行三或行四，就连我自己也不知自己该在的位置。天下那些当爹的人多半都是糊涂虫，我父亲只想着每晚“炖他的萝卜干”。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十七个？哪有那么多？”父亲瞪圆了牛眼扯开了嗓子，深深地怀疑着自己的勤奋。

于是，母亲掰着手指，一个一个地为他数说出哪一个是哪年来的，又是何时没的。生的是什么病，临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眼神……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她那五根粗糙布满裂纹完全失去了女人味的手指，时而伸直时而弯折地起起伏伏了三四次。

“老九，埋在大河沿那行柳树下了，这是你们的父亲回来时说的。”母亲无奈地叹气说，“可是他……老九没的那天，咱家里那条名叫大黑的狗，误吃了老鼠药也死了。”

“那有他妈的什么区别，都是一个死，狗死也是死，人死也是死，都是没良心的短命鬼。”

我是知道这个事的，母亲不止一回地说过，奶奶也不止一次地为此事骂过父亲。这件事，是父亲图省事，只在大柳树下挖了一个土坑，同时掩葬了老九和名叫大黑的狗。老九和大黑合葬了。

“我那九儿子还不如那条狗呢，狗还有个名字，老九还没有起名就糟蹋了。”

“狗是狗娘养的，老九是你养的。一个是人，一个是狗，品种儿都不同，能搁在一起比吗？”父亲梗着脖子以其独有的思维方式狡辩着，“要说，我最对得起的就是这个老九。其他的崽儿没了就没了，挖个壕，向里一扔，跟着三锨黄土，一埋。唯独老九，我还送了他一条狗当陪葬，他再转世投胎，嘿嘿……一准儿是他妈的二郎神！”

他的话，真让我觉得恶心。

母亲一辈子忙忙碌碌，但从没有离开过一个“穷”字。她和父亲成亲的时候，只有一间低矮破旧的土屋。小脚祖母趁她回门时，威严地指挥一伙人将父母亲新房里的摆设全部搬走了，原来那些家具不过是为了父亲结婚时家庭脸面好看，从村里别人家临时借来用的。就连挂着双喜字的门帘都是借来的。当母亲再次回到她的婚房里，房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她蹲在空空荡荡的土屋里，茫然无措，一时都不知第二天该从哪里过起。

一九六二年，生我养我的南梨村，那个只有几百口人的小村庄，在沉寂了三年以后，又听到了喧闹起嘹亮的、久违的且接连不断的婴儿的啼哭声。

那一年的秋天，大饥荒的恐怖阴影还未退尽，我便如期而至。也许，我用尽一生的时间都无法想象，我的母亲是忍受了多少磨难和痛苦，才让我挤进这美丽纷乱的人世间。

我从小是劈哑嗓音，几岁的时候，说话声就像一个成年人。青春期变声之后也没有改变过来，现在如果不看本人容貌，只听声音的话，我比电影演员曾志伟还像曾志伟。母亲为此半生自责，父亲倒是不以为然。

“你不住天地哭，有什么办法呢？”母亲说。

在我小的时候，每天清晨，天色刚一放亮，父母就要到生产队里出工，风风火火地去挣全家人的口粮。母亲把我放在家里，怕我被狗吃了，怕我淘气踩到炉火上，又怕掉到院子里的井里，也怕雄壮的大公鸡啄瞎我的眼睛……因为，在我之前，她已经有几个孩子死于各种不测，村里这种事情也偶有发生，母亲便下了“狠手”。每天上工前，便用一根手指粗的麻绳，一端系在我幼嫩的腰间，一端拴在窗棂上。我的活动半径大约有一根扁担长短，我的全部世界就是半幅火炕。我只能在炕上爬来转去，画我的半个圆圈儿。

“你就是那时候把嗓子哭劈了的。”母亲说，“前几天的时候，就只以为你找不到我，吃不上奶水，急得哭。几天之后才发现，那根粗麻绳把你的肚子和后腰都磨秃噜皮了，露出血淋淋的鲜肉。”

我对麻绳磨腰的事，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我二大娘家的三妹出嫁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岁了。农村没有耽误到那么大年龄才出门的女子，三妹算是个例外。三妹她童年时有一回不慎掉到了热粥锅里，上颌、脖子、前胸都被烫得皱皱巴巴。长大后，三妹总喜欢围围脖儿或穿高领衫。说心里话，她的模样长得挺好看的，明眸善睐，凹凸有致。但是村里人都知道她掉粥锅里的往事，能透过她的高领衫看到她布满烫疤的脖子。其实，远不止于此。我毫不违心地说，抛开世俗与近亲之伦理，如果让我娶她为妻，我也绝对不会愿意，因为我知道她的两个乳头都被热粥烫没了。

虽然我的嗓子劈哑了，说话不那么好听；虽然我有那么一段真正被束缚的童年时光，但是和三妹没有凸点的胸部相比，我觉得我已经是那个年代的幸运儿了。

母亲是受媒妁之言别无选择地嫁给父亲的。她是中国最末一批裹脚的女人。后来，国家倡导妇女翻身解放，妇女解放的明显标志是要先放开束缚女人的裹脚布。缠了一半的脚，突然被放开，长不溜丢圆个咕嘟的，样子非常难看。农民惯用身边常见作物比喻一切，这种缠得半途而废的脚，便被形象地称为“白薯脚”。母亲的脚也是白薯脚，但是她不喜欢“白薯脚”这个词，她更喜欢官家人那“解放脚”的叫法。

村里小脚女人不下大田干活。但是，脚解放了，女人平等了，半大脚的妇女们，每天也得与爷们儿一样去大田里劳作。

那年月里，老百姓365天都在不停忙碌，到了年底生产队核算分值，南梨村是方圆十里八村最穷的村子，一个工日只能核上几分钱。但是，正在孕育着下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我的母亲，仍舍不得耽误一天工。生产队里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每天8分，大着肚子揣了崽儿的女人一天最多只给记7.5分。母亲说，村里面怀孕的妇女，如果想挣到7.5分，那一定是个十分要强的人了，她必须要比挣10分的男劳力还要能干活，而且能多干活。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既感慨又自豪，因为她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生产队里唯一一个能挣到7.5分、怀上身孕的女人，就是她了。

平日里，收工回来，母亲无怨无悔地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深夜，她还要在灯下纳鞋底、织纱活儿，为孩子们缝补，一针一线地直到月上柳梢。

生产队没有休息日，但是若遇到雨雪天气，队员无法劳动的时候，那将是母亲难得的休息日。不用去生产队上工，但母亲也不会休息，还要手不闲、脚不停地收拾起永远属于她的干不完的家务活。

有时，我总乱想，缠足变成了解放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不把母亲的脚放开，不让它们解放，或许我的母亲和如我母亲一样的农村妇女，还能轻省一些，一生还会少干一些农活吧。

我排在兄弟姐妹中的第几位，我脑袋里始终是一团糨糊。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

母亲对子女的计数方式，是把她孕育的所有孩子，不论生死，进行总数排列。而父亲则只算活下来的我们几个。

“都死㞗的了，还算啥算？”父亲很讨厌母亲的算法，他心里觉得晦气。父亲还总是恶狠狠地斥骂那些死去的孩子是没良心的讨债鬼。我看到他骂人的时候，双眼间的眉毛骤然竖立，扭结到了一起，形容十分可怕。于是，我便从内心里发誓，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千万不能死了。另外，我也很惧怕死亡。我怕父亲偷懒，会把我和死狗埋在同一个坑里。或许是因为他制造一个孩子太容易吧，他不必像母亲那样费时费力，所以他才根本不会太在意我们这一群为人儿女者的恐惧。在他的眼里，我们究竟算什么呢，张开嘴等着吃饭的讨债鬼？死狗？还是随意可以擤甩的黏糊糊的鼻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