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舞南北极

这是一篇献给勇者与开拓者的壮丽诗篇。作者以细腻而充满激情的笔触，描绘了中国极地事业40年间爬冰卧雪、奋发图强的壮丽征程。从“雪龙”号劈波斩浪的坚定航行，到“秦岭”站巍然矗立于冰原之上，每一个场景都充满了力量与荣耀。这不仅是一部极地科考事业非凡崛起的历史，更是对科考队员无畏精神的深情礼赞。

一    南极、难极，“中国龙”来了

四月的青岛，海风习习，春暖花开，明媚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宛如一片片闪亮的蓝绸缎舞动着。港湾里停泊着一条条竖着白帆的游艇帆船，远方不时地驶过一艘艘硕大的货轮渔船，令人神清目爽、心旷神怡……

2024年4月10日下午2时整，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奥林匹克帆船基地中心码头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身着红色民族服装的舞龙队，高擎两条金黄色的长龙随着欢庆的鼓点音乐奔腾跳跃。旁边，一艘红白相间的巨轮稳稳地靠泊在岸畔，船身上书写着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雪龙。

从船艏、驾驶台到船艉悬挂着一长串五颜六色的小型旗帜：这是航海文化中最隆重的礼仪——“挂满旗”，即将船上所有的信号旗以“两方一尖”的方式从前到后连接悬挂，在主桅顶升挂国旗。一条条红底白字的横幅、竖幅由上而下展开来，上面分别写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探索自然奥秘、勇攀科学高峰”“勇斗极寒、坚韧不拔、严谨求实、辛勤工作”。

对了！这正是我们的极地破冰考察船“雪龙”号，载着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劈波斩浪，战冰斗雪，历时5个多月，航程8万余海里，刚刚凯旋回到祖国的怀抱。国家自然资源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在青岛奥帆基地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并举办为期三天的“雪龙”号开放日活动，供社会公众参观。

有关领导和各界人士分别致辞，热烈欢迎考察队克服种种困难、凯旋而归，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们向身着红色科考服、脸上还留着风雪肆虐痕迹的考察队员们献上了鲜花。来自社区、学校和机关的市民代表依次登上“雪龙”号，参观了解为人类进步而勇闯冰雪极地的大国重器。

作为贴近生活反映时代，多年来从事海洋文化研究与写作的青岛作家，我有幸受邀参加了此次庆典，并且在活动日结束之后，随同“雪龙”号出海体验生活，近距离采访考察队员们。由此，我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海上生活，体味到南极勇士们的种种酸甜苦辣和心路历程……

南极洲，是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和“公土”，也被称作继欧、亚、非、大洋和南、北美洲之外的“第七大洲”，位于地球最南端，土地几乎都在南极圈内，四周濒临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它是世界上地理纬度最高的一个洲，同时也是跨经度最多的一个大洲，总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

这里98%的地域终年为冰雪所覆盖。冰盖面积约1200万平方公里，平均厚度2000～2500米，最大厚度为4800米。年平均气温为-25℃，极端最低气温曾达-89.8℃，为世界最冷的陆地。在地理上，南极洲通过970公里的德雷克海峡即到南美洲，与智利、阿根廷等国较近，而距离我们中国的首都北京，则约有12000公里。

然而，南极大洋里却充满了生机，那里有海藻、珊瑚、海星和海绵，还有许许多多叫作磷虾的微小生物。磷虾为南极洲众多的鱼类、海鸟、海豹、企鹅以及鲸提供了食物来源。可以说，小小磷虾供养了整个南极洲。自从人类足迹到此，它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

南极的腹地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堪称“生命的禁区”。不过，近代人类不断进入南极考察测算，依据地球物理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板块构造理论对有亲缘板块拼接的结果证实：南极洲存在着丰富的煤、铁、石油与天然气等资源，以及金、银、铂、铬、锡、铅等多种金属矿藏。

这就是南极！表面苦寒粗野、阴森冷酷，始终以“拒人以千里之外”的面孔出现，实质内里丰富多彩、神奇富饶。如同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诗中所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所以，几个世纪以来，一个个冒险家、一支支探险队顶风冒雪、跨海踏冰而来。甚至，为了某些利益而不惜互相争斗、兵戎相见。

1959年12月，由美国、苏联、澳大利亚、英国、挪威、阿根廷、智利等12个国家洽商签订了《南极条约》。主要内容是：南极洲仅用于和平目的，冻结领土所有权的主张，禁止在南极地区进行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活动，保证科学考察的自由，促进国际科学合作。目前，全球已有数十个国家签署了《南极条约》。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南极事务上，我们中国迟到了。说起来，这里边有一个让国人感到酸楚与悲愤的故事——

1983年9月，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迎来了最温馨舒适的春季，这天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花节，姹紫嫣红，游人如织。可是，来自东方古国的三位客人却无心观赏，脚步匆匆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走进澳大利亚国家会议中心，参加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第十二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此举行。我国组成了以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司马骏、南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和翻译宋大巧三人代表团，首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当时正值国内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华夏儿女也大步走上了国际舞台。

然而，现实却是那样严酷，如同迎头浇来了一盆冷水。协商国作为最早缔约《南极条约》的国家，有参与南极事务的决策权和表决权，而缔约国虽然可以加入《南极条约》，却没有发言的机会，更甭说参与表决了。要想成为协商国，必须在南极建有科学考察站、有项目有成果。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站，只是缔约国之一。

从会场安排上，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差异：协商国的代表坐在中心和前排，而缔约国的代表只能坐在后边，算作列席旁听，面前连张桌子都没有。司马骏、郭琨、宋大巧三人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

谁知，更大的不快和屈辱还在后边呢！大会开过几天之后，有关南极议题讨论完毕，按照议程要对商议内容进行表决了。大会主席“礼貌”地扫视了一下会场，微笑着说：“现在开始表决，请缔约国代表到休息室喝咖啡！”

说着，他拿起一把小木槌轻轻敲了一下桌子：“当！”

这一声响，就像敲在中国代表心上一样，翻江倒海，百感交集，没办法——谁让你在南极没有科考站和考察项目呢，也就没有话语权，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身离开会场。按说这是国际惯例，可对于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来到会场外边，从事南极具体工作的南极办主任郭琨再也忍耐不住了，眼眶里含着泪花，向着代表团团长愤愤说道：“不在南极建成我们自己的考察站，我就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了！”

生于1935年的郭琨，是河北省涞水县人，1956年从天津市扶轮中学毕业，保送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传统的家教和严酷的军事生涯，练就了其拼搏奋斗、勇于探索的优秀品质。他是我国早期开展南极考察的组织者之一，立下了卓越功勋，堪称南极事业的开拓者。

“郭主任，我的心情与你一样，这种事情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事多年外交工作的司马骏同样坚定地表示。

坐在休息室里，大会服务人员毕恭毕敬地端来了热气腾腾的咖啡，可出席会议的三位中国代表心里是“拔凉拔凉”的，谁也喝不下。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杯最苦涩、难以下咽的咖啡。

是啊，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英、美、法、苏联（现俄罗斯）、中国，其他四个国家早已深入南极了，建有不止一个常年科考站，在南极事务上举足轻重。唯独我东方泱泱大国，却连发言权都没有，怎能不让人愤愤不平、心有不甘呢？

然而，这又不能看作是国际社会故意为难，而是基于二十年前就做出的一项硬性规定：不符合条件者，是不能参与南极商讨与决策的。各国一体对待。实在说，南极考察早已在中国酝酿了，只是面对历史的潮起潮落，确实未能把握时机及时往前走……

1951年，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燕生编译的《南极洲——世界第六大陆》，1956年，上海的新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生活在南极和北极》等书，引来了大众探求的兴趣。

尤其在1958年国际物理年期间，也就是那份《南极条约》讨论签订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地理知识》《新观察》等报刊刊登了不少有关南北极的报道和科普文章，引起中国读者的极大兴趣。这对于普及南北极知识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为后来中国开展极地事业做了有益的铺垫。

趁热打铁，中国著名气象学家、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适时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因为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与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建议派出留学生学习极地专业，以便将来从事有关研究。这引起了国务院高度重视，适时选派了谢自楚赴莫斯科大学学习极地冰川专业。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此专业的留学生，并作出了贡献，后来担任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

时光流转到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海洋局，统管海洋事务。在海军少将、老红军出身军政双全的首任局长齐勇领导下，制订了远景规划和具体任务，其中就重点提出：将来要进行南极、北极海洋考察工作。

十分可惜的是，不久遭遇了不堪回首的“文革”，海洋事业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被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冲击得七零八落。为创建国家海洋管理体系呕心沥血的齐勇局长，受到迫害。遥远的南北极地变得愈加“遥不可及”，只能“望洋兴叹”了。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历经磨难而不倒的中国人，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7年5月25日，在贯彻全国第二次“学大庆”会议精神工作会议上，中共国家海洋局党委提出：到本世纪末在海洋调查科学技术上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概括成一句话：“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

许多从事海洋事业的老科学家，刚刚抖落“文革”冲击蒙上的灰尘，就迫不及待地关心起国家的极地事业。1978年初的一天，一封来自山东青岛的信件飞进国务院，摆在了主持科教工作的方毅副总理办公桌上。那是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老所长曾呈奎教授写来的，信中说：

“……下届国际地球物理年，将于1982年举行，重点任务之一是南极考察，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理应积极参加这项工作。为将来两极资源的开发利用准备条件。”

方毅副总理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主管此事。他反复看了几遍，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走到窗前思考了一会儿，继而快步回到桌前坐下，提笔在信上写了几行字：“南极考察是一个大项目，建议由国家海洋局研究实施。”

瞧，从这个批示上就可以看出，国务院有关领导人早就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性了，时不我待，刻不容缓，及时责成业务部门考虑实施。

在那个全国各行各业快马加鞭，抓紧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的岁月里，大家都在大干快上。因为再不迎头赶上去，就会像邓小平同志所说“要被开除球籍”了。国家海洋局接到指示后，立即认真研究，很快提交了《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报告》。

由此，中国南极考察事业驶上了快车道：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南极办）、制定中国南极考察规划、“走出去请进来”，与国际上南极科考强国建立联系、提请加入《南极条约》、商讨首次奔赴南极考察方案、研究中国南极考察船的建造或购买……

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还是首征南极考察队——

1984年6月12日，一份由国家海洋局、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外交部联合具名的《关于我国首次组织编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呈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仅仅过去了十三天——6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就下达了正式批复：“组成首次赴南极考察编队，并在南极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察站，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

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时任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与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一致商定：将中国这次考察编队定名为“625编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