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基贝拉

编者按：近年来，跨文化交往备受瞩目，在世界中写作已成常态，从本期起，本刊将开设“到世界去”专栏，约请著名作家撰写在异国他乡的文化经验，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张翎走进非洲散记之一，带我们零距离感受“此在”的非洲。

城市的组织结构从来不是均质的，每一块城区都有自己的肌理。最繁华的大都会里，也有穷人聚堆的街市；而最贫瘠的城市中，也会有一两个异军突起的富人区。璀璨的灯火无法探及之处，总会潜伏着一些幽暗的亚生命，遵从着一套自成一体、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亚规则，在城市的幽暗处蚁蝼一样地生存繁衍。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富庶和华丽做成旗标向游人招摇，而把贫穷像化了脓的疮瘘一样包裹遮掩起来，让丑陋看起来不那么割眼。假如世界上真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能把疮疤堂而皇之地摆在明处，当作一番特色、一种力量来昭彰，肯尼亚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六月底我来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被称为东非小巴黎的现代都市。行前按照有关防疫规定，去了多伦多一家旅行诊所打黄热病和伤寒疫苗。诊所的女医生曾经在援非机构工作过，听说我的第一站是内罗毕，就笑：“那是我们累了需要休息时的疗养地。”于是，我对内罗毕就有了某些预期。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些预期将会被部分证实，部分破碎——证实和破碎的程度，都同样彻底。

在内罗毕逗留期间，遭逢了肯尼亚一场政局大动乱，于是就被裹挟进了一些大惊小险的事件——那会是另一篇文章里的另一个话题。出于安全考虑，在不跟团的日子里，我们基本不步行出门。每去一处，哪怕只有三五分钟的路程，都以网约车代步。在这里我必须说一说内罗毕的网约车系统：司机准时，谨守职责，不绕路，礼貌和气。虽不善于主动聊天，但也能做到有问必答。一旦话匣子被撬开一个小口，偶尔也会喷出几句惊人之语。每趟行程，司机都会把客人送到大门之内才离开——内罗毕的住宅区，大多有铁门和安了电网或铁蒺藜的围墙。除了两次罢工，两三回由于交通阻塞而被额外收费，我们基本没遇上漫天要价的情况。内罗毕网约车的价格非常低廉，在油价和西方几乎齐步的状况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靠载客维生。

在肯尼亚逗留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基本每天都打车，于是就有了很多机会结识各路司机。后来渐渐发现了一个现象：每次网约车经过一个具有大面积铁皮屋顶的地段时，司机都会不约而同地主动向我们介绍：“这里是Kibera Slum（基贝拉贫民窟），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贫民窟。”那口气里不仅完全没有想象中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反而带着一丝隐隐约约的自豪，就如同是一位埃及人在说金字塔，或者印度人在说泰姬陵。听的次数多了，我的好奇心渐长，就生出一丝贼胆，想去那里走一走。

于是我在网上通过一个“行家带你行” （Guru Walk）的平台，约了一位在基贝拉出生长大的“行家”雷蒙，让他带我们去基贝拉走一走。朋友听了，纷纷劝阻。时值肯尼亚冬季，正是观看东非动物大迁徙的旅游旺季，但内罗毕的动荡时局，导致许多已经组团的游客纷纷取消行程，旅游业遭受重创。在这个节点上到肯尼亚自由行，而且要进入基贝拉这样的地段，友人难免担忧。我虽有点小固执，没听劝，但也不至于愚蠢，在去基贝拉之前，还是认认真真作了准备。我把手提包、证件和一应非必需物品留在公寓中，将现金藏在屋里的一个稳妥之处，并换上一套毫不起眼、与非洲灰色背景十分吻合的休闲衣装。在准备非洲之旅的行囊时，我特意买了一条有很多大大小小口袋的防雨裤，这些口袋在旅途中切切实实地派上了用场。小口袋拿来装付网约车费和小费的小额先令（当地货币），大口袋藏一些诸如消毒纸巾、墨镜和小瓶驱蚊水、隔离霜之类的随身用品。

临出门，让我犹豫许久的，是我的苹果手机。之前做攻略时，我就已经从多个渠道听说了形形色色的智能手机、手表遭劫事件。在肯尼亚，手机是我面临的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它是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因为我必须频繁地使用手机呼召网约车，但我又得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共场合展示它的存在。于是我就将它陷入了一种地下情人的尴尬状态：在我不得不使用它时，我会选择在大门内或者某个避人的墙角把它掏出来；在餐馆吃饭时，我时刻警醒不能把它公开放置在桌面上；进入网约车后，只要窗子留有一条缝，我就会把它压在大腿之下，免得暴露在窗外行人的视野之中。

一个月后当我从非洲回到多伦多时，我啼笑皆非地发现：我已经习惯了手机的半地下存在，一时无法坦然面对它的公开身份。每次一到公众场合，神经就会自动一紧，眼睛开始滴溜溜乱转，下意识地扫描周围环境和手机的所在位置；和朋友外出吃饭，吃到一半，发现了桌面上的手机，会猝然一惊。其实，手机遭劫的故事只是一桩传闻，但它所激起的效应，却是一万个太平故事也无法稀释的。在肯尼亚长期生活的人，往往会嘲笑外来人的杯弓蛇影。他们很难理解，失去了熟悉环境坐标的外来人，是宁愿相信那一桩传闻中的意外，也不肯轻信那一万个现实中的太平故事的。

那天在见导游雷蒙之前，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带上手机——之前我们已经把手机里的资料全部备份。出门前，我把手机藏在外套最贴身的那个口袋之中，牢牢锁上了拉链。

我们和雷蒙相约在一家离基贝拉很近的商场门前见面。我打算晚到几分钟，尽量减少在没有当地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在街头等待的时间。优步把我们带到商场门口，我们下车，只见路边三三两两地站着几个当地人，却不知其中哪位是雷蒙。他的电话一直占线，我开始紧张，为我手中不得不掏出来使用的苹果手机。我们尽量站在靠近商场安检口的地方（在肯尼亚所有的商场入口都设有安检门），不与路边的行人产生眼神对视。那一刻我突然醒悟：虽然我的穿着打扮接近于一粒可以混杂在非洲背景里的尘土，可是我却无法掩藏我异乎寻常的肤色。这几年中国来东非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但他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去往马赛马拉草原的狩猎旅途之中。在基贝拉贫民窟附近的街区，人们很少能见到外国来客。我的肤色将把我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基贝拉这块巨大的雷达屏幕里我没有遁逃之处。记得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假期回到温州老家，偶遇街头寥寥几个外国游客，他们身后跟了一群看热闹的孩子，背上印满了好奇的目光。没想到四十年之后的今天，在世界的另一个国度，我的肤色也会将我置于目光聚焦之处。

雷蒙的电话终于来了，原来他就站在离我们不远之处，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们相互占线。和大多数生活在赤道、身材相对矮小的肯尼亚人相比，他高大得仿佛是一只长颈鹿。和他说话时，我必须仰着头看他。肯尼亚人天生腼腆，说话声音轻柔，加上他浓稠的英文口音，我一时很难听懂他在说什么，也不好意思一次次要求他重复。他走路的步子很大，一步相当于我的两三步，在他身边我感觉自己是一只颠着短腿疲于奔命的吉娃娃。经过几次从婉转到直接的提醒，他才渐渐慢了下来。直到走过了大半条土路，我们的耳朵和腿才渐渐磨合出了一丝契合。

进入基贝拉之前，我们经过了一个名叫托以的二手市场（Toi Market），雷蒙告诉我们这是非洲最大、最出名的露天二手货市场。街面虽算不上宽敞，倒也没有那种捉襟见肘的狭促。路是土路，高低不平，两边的小摊位上贩卖的物品有衣服，鞋帽，玩具，各式家居用品，小电器，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适逢周日，天时尚早，有些店铺尚未开张，但我们已经从先前的视频里看到过市场最热闹时的场景。一眼望不到头的摊位，比大多数百货公司还要齐全的货物，让我产生了一个错觉，仿佛头顶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风斗，全世界的二手货，都从这个风斗里汹涌倾下，流入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扇门。

摊位中有不少是卖鞋的，好些是地摊。一张塑料布上面，像摊晒地瓜丝萝卜条似的堆满了五颜六色的鞋子。都是旧货，却不脏，明显经过了清洁处理。我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后边的路途中，我发现一些铁皮屋顶上摊晒着经过了洗涤却还没干透的旧鞋子。在一个地摊跟前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步子，眼睛在鞋堆里犁了几个来回，一个怪异的念头突然涌了上来：假如我有足够的耐心，我会不会在这一座座小丘般的鞋堆里，找到一双曾经属于我、又出于某个原因被我丢弃了的鞋子？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让我与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旧货市场有了某种我尚无法解释的亲近。

市场里还有一些摊位是贩卖二手手机的，居多是中国产品，华为、小米、OPPO、VIVO……在肯尼亚，苹果手机属于奢侈品，大多数人用的是物美价廉的中国手机，居多是二手货。托以市场里贩卖的二手机机身上，有的还带着原先的机壳，壳上贴着五花八门的小贴纸。每一张贴纸的背后，都是一份心思，一种审美偏好，兴许，还有一丝男女之间的暧昧情愫。有的机面已经损坏，带着蜘蛛网一样的裂纹。这些和鞋子一样堆成山的旧手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漂洋过海航程，才最终落到了托以的铺面？它们行走了两个大洲，停留了数个港口，身上都沾了谁的指纹？耳朵里都听见过什么样的声音？假如它们能开口，每一部手机，大约都能讲出几个曲折跌宕的人生故事。

雷蒙认识市场里的每个人和每条狗，我们的进程不断地被各种各样的招呼和碰拳所打断。一切的交谈皆在斯瓦希里语中进行，一门语言瞬间分出了自己人和外人。当我用临时抱佛脚学来的几句斯瓦西里语问候雷蒙的熟人时，我发现我在那些黝黑的脸上砸出了一朵朵惊诧的笑容。世界上最有效的破冰方式，大约就是模仿，哪怕是不完美甚至拙劣的模仿。

雷蒙在一个卖汗衫短裤的铺位跟前停下了步子，一边把我介绍给摊主——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黑人妇女，一边随意翻看着摊位上一沓沓的二手西式短裤。看样子雷蒙是这家铺子的常客，他与铺主的关系，似乎比街面上遇见的那些人更为熟稔。我站着，女人坐在兽皮做成的三脚小凳上，几句寒暄之后，不知怎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入了这阵子沸沸扬扬的时政。女人的英语娴熟，口音很容易听懂，言谈举止像是个接受过教育的人。我微微有些吃惊：一个在贫民窟边上守着巴掌大一点铺子的女人，竟然对国家局势有着如此激烈而清晰的看法。我也从她的脸上看到了惊讶：一个刚落地没几天的外国人，居然也了解他们的政局。

我跟她谈起了去往马赛马拉看狩猎途中偶遇示威游行者的惊恐经历，她尽责地替她的同胞做着解释：“那些是混进游行队伍的人，败坏了组织者的名声。这次的行动是Gen Z组织主导的，他们不是乌合之众。” Gen Z是我在肯尼亚学到的一个新词，指的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到201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以高教育程度、熟练的数字化技能以及开放包容性著称。她话语里那隐隐一根毛刺，突然将我戳醒。我沉默，不知该怎么应接。出门在外，再融洽的聊天，也有潜在的边界，该止步的时候，必须止步。有时，平地和深渊之间，相差的只有半根脚趾的距离。女人斜了雷蒙一眼，轻声说：“你要是她的朋友，就应该告诉她：周二会有更大的行动。你该让她待在公寓里，别出门。”我心里猝然热了一热：她毕竟没有把我当作彻彻底底的外人。

走出托以市场，雷蒙把我们带到了基贝拉孤儿院。这是一个几乎完全未经包装的院落，第一眼的印象立刻颠覆了公益宣传片里我们通常会看见的那种场景，却暗合了我心目中对非洲孤儿院的设想。走过的地方多了，见的事多了，眼睛也渐渐尖了，包装和表演就很难蒙混过关。

这家孤儿院收留了将近五十名十八岁以下的孩子，有的父母死于艾滋病，有的来自双亲自然死亡的家庭，因没有亲友收留而被送到这里；有的则纯粹是弃儿。院里有三个小房间，分别作为小男孩、大男孩和所有女孩的卧室。格子铺紧紧地拥挤在一起，过道几乎插不进脚。铺位不够，有的孩子会睡在地上。屋里的空气像果冻，天光从小窗子里挤进来，被割成几条蔫软的无精打采的黄带子，室内一片昏暗。肯尼亚的电力供应极不稳定，即使在看狩猎途中留宿的星级宾馆以及后来居住的设施相对完善的民宿公寓里，断电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有时甚至一断就是一整天。大部分民居和商铺里的灯光都很昏暗，看书和写字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的眼睛一路都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此时正值早晨，孤儿院的孩子们正在外边的活动室里玩耍，卧室里悄无一人。女孩房间的一张顶铺上躺着一只看不清花色的小猫，身子蜷成一个圆圈，沉沉地睡着，发出细细碎碎的鼾声，外边的世界大概不在它的梦里——假如猫也有梦。

孩子们在外边的活动室里跟着录音机里播放的音乐跳舞，音乐的节奏听起来很非洲。这是一句傲慢的蠢话。非洲是一片被划分成了许多方块（或长方块）的土地，硕大而广囊，在世界地图册上，它是边界线最清晰的大陆。浅浅地扒一下历史，就会知道那每一条直线都是曾经流着血的刀痕——是众多殖民者的利益尖刀留下的伤口。远在殖民者到来之前，这块大陆就已经存在着许多生活方式迥异的部落。即使在今天的肯尼亚，依旧还保留着四十多个具有鲜明语言文化特色的族裔。非洲耳朵听非洲音乐，能即刻挑出音符中那些具有独特色彩韵味的组织纤维，而对我们这些筛孔巨大且居高临下的外来耳朵来说，我们只能以大陆为单位来粗暴划分音乐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