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家

1

挂着长焦镜头的相机像门小火炮，就在手边，我们已经在别墅区门口趴了二十三个小时。第二轮贴的暖宝也在变凉，仪表盘显示车外零下六度，车里更冷，晒不到阳光，不能总开着空调，太费油。我又拿出几袋暖宝，撩开衣服，揭下旧的，换上新的。腰、肚子、肩膀都贴上了，还脱掉鞋，贴了专门暖脚底板和脚趾头的。做我们这行，注重细节，讲究专业，不对自己好一点儿，就得挨冻。

太阳即将再度落山，昨天日落之时，我和小鲁跟踪一位知名男演员到了这里，在我们掌握的资料里，这是他的家。回家没什么特别的，能让我们这般吃苦受冻，都是因为他的车里还坐着一位不是他妻子的年轻女郎。男演员三十五六岁，已婚多年，妻子也是知名演员，此时她正在外地剧组，所以近期我们对这位男演员关爱有加，看他能不能耐住寂寞——这是我们“灵感”的来源，老大说当不知道哪儿有新闻的时候，就盯着单身男演员，效果都不会差。跟了几天，最终于昨天下午在工体的酒吧门口拍到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钻进他的车。他们的车启动，我也驾车尾随，并通知了小鲁——他正在倒休，我俩这几天每人二十个小时轮班跟随着这名男演员——到时候他会守候在男演员家所在的别墅区门口，在车里支好相机，拍下男演员载着女子进入小区的一幕。

前两步昨天已顺利完成，第三步是拍到男演员和女子结伴离开小区，辅以男演员的妻子正在外地拍戏这一事实，那么一进一出这段时间里男演员和高挑女郎在他家里发生了什么，报道出来必会让人浮想联翩，如此一来，我和小鲁就算没白挨冻。

车里备足了充电宝、暖宝、口香糖、瓜子和漱口水，以及空“脉动”瓶，方便接尿。在车上吃喝拉撒睡是我们的家常便饭，职业所需。你可能猜到了，我是一名狗仔，文雅一点的称呼叫娱乐记者。某某某拍了电影，这不叫娱乐；谁谁谁发了唱片，也不叫娱乐；某某某和谁谁谁滚了床单，这才是娱乐。报道的时候，不仅要深知他和她是谁（或他和他，以及她和她）、他们从哪里滚来、滚完又去了哪里，还要细化到滚的时候脱下什么牌子的秋裤，这是老大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老大是个东北人，75后，20世纪末开始北漂，无论在阐述团队使命，还是探讨全球大事时，都是新闻体掺着北京话并夹杂东北腔儿，造句生动，生活气息浓郁。

我供职于一家民企，法人代表就是我们老大，别的公司职员都这总那总地称呼自己老板，我们就叫老大，显得亲切，又体现团队的战斗力。干我们这行，需要战斗精神。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两种娱乐新闻，一种是上得了台面的，一种是上不了台面的。前者有发布会，请记者到场，塞红包，还有主办方写好的通稿和修过图的新闻照片，没有追求的记者和媒体把红包揣进兜里，直接发稿便可；后者则不会这么隆重地发生，都偷偷摸摸，我们是专门为后者而生的人。这样的新闻更具爆炸性，颠覆三观，一出来便是头条。

我们的下线是几家门户网站，他们会根据新闻吸引眼球的程度支付图片使用费。为了拍到一张这样的照片，我们会夜以继日守候在事发现场，辛劳程度胜过很多行业，所以这些照片价格不菲。具体能卖多少我也不知道，那是老大和网站的约定，老大只要给出够意思的年薪，苦点儿累点儿也都是分内之事，况且这也是我爱干的差事。

外面传被我们拍到的明星，愿出高价收购这些照片，遮蔽丑闻。此事不假，但我们老大有原则，不为五斗米折腰，无论对方开价多少，就是不卖。他说不能好事儿全让这些人占了，也让老百姓看看他们有多不堪，我们不会糟改谁，只是揭露事实。

对于明星，我们是在暗处的路人甲，藏匿在租来的不同款的车里，每次拍完，照片统一交给老大发布，换一种车型，接着偷拍下一位。那些被拍的明星都盼着我们老大早点儿死，也有人想做掉他。老大给自己和我们都上了高额保险，目前没有人用上，这么做是想让我们拍照的时候无后顾之忧，那些拍摄对象不好惹，能成明星的，都有些特殊能力，除自身业务好，性格也跋扈，保不齐真干出超乎想象的事情。不过在作风不正和杀人越货之间，孰轻孰重，明星们心里也有数。

我们两人一个小组，忙起来的时候二十四小时里总能有一个人睁着眼睛，另一个人倒班睡觉。我和小鲁一组，这次拍到男演员带女艺人回家，就是前后夹击的战术。小鲁是个退伍兵，在部队就开车，各种战术越野，车技了得，喜欢搞些刺激的事情，经朋友介绍来到老大的团队，揭明星老底极大满足了他的个人喜好。我也喜欢干这一行，因为这是能看到真相的地方。为了那一瞬间的真相，我会不分昼夜端着相机守候在暗处，等待着那些在电视上衣冠楚楚的人士，将毁三观之举不经修饰地展现在镜头前，然后按下快门。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不是狗仔，是抡起斧头开天地的盘古，在一片混沌中劈开一道缝儿。那一刻，无论是光，还是风，都从这个缝儿里进来了。

小学六年级，我的理想是当个发明家，发明一种能看透人心的仪器。为此，有了我的今天。

2

六年级下半学期开学不久，要交班费，每人一百块钱，包括即将去春游的包车费用和公园门票钱。全班四十九个人，收齐后，也是挺厚的一摞，班主任徐老师觉得装进兜里不方便，就把钱放在讲台上，上面压了两个粉笔盒，然后开始上课。这是上午的第二节课，下课铃一响，按学校要求，学生们应以最快速度冲到操场，站在自己班的位置，准备做广播体操。徐老师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忘了带走粉笔盒下面的钱，等想起来再回到教室的时候，发现钱上面的粉笔盒倒了一个。他拿起钱，一摸，薄了。再数，发现少了五百。把钱装进兜里，徐老师来到操场上，又清点自己班的人数，一个不少。

课间操结束，学生们有十分钟的休息，可以喝水、上厕所，听到铃声后又回到教室，准备做眼保健操。喇叭里响起音乐，学生们闭上眼睛，按广播指示，开始按揉脸上相应的穴位。第三节还是徐老师的课，他提前进了教室，当大家闭着眼睛做保健操的时候，在各排中间溜达来溜达去，似乎想发现些什么。眼保健操需要闭着眼睛做，除了已经近视真想治好眼睛的那几个同学会全程紧闭双眼，尚未被近视困扰的学生都眯着眼睛东瞄西瞧，想法给自己找点儿乐子。大家都看到了在桌椅间徘徊的徐老师，以为他在检查学生们是否闭好眼睛，等他走至跟前儿，赶紧闭眼，估摸走远，再睁开。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现徐老师不正常的，往日他也偶尔在课桌间溜达，但步频较快，从不为某个同学逗留。这天向我走来后，我觉得他应该走到两张课桌以外的地方了，眯着眼，余光瞟到他的皮鞋还在我身旁的地上戳着，便又闭了眼。过了好久再次睁开，看到他刚刚走到前面的一排，随后发现，他在每个同学的身旁都会稍作停留，我在“按揉太阳穴轮刮眼眶”的时候仰起头，手挡着眼睛，看到他驻足的同时，还会扭着头往每个同学的脸上看。

眼保健操结束，徐老师站回讲台，说刚才放在这里的钱少了几张，如果是本班哪位同学拿走的，现在承认错误并不晚，要是不好意思，可以下课后单独去找他，他会替这个同学保密。也可以更简单一点儿，当事人等没人的时候把钱放回到这个粉笔盒下面就行了，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说完这些，徐老师开始上课，继续讲《詹天佑》。他是班主任，也教语文。课堂气氛凝重。

下午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是班会，徐老师走进教室，我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走上讲台，没有说话，低头看了看粉笔盒所在的位置，然后轻轻抬开粉笔盒，我们的目光也落在那里，期盼看到什么。第一个粉笔盒下面什么都没有，徐老师又抬开第二个，还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和他一样失望。

徐老师说今天是周三，周五放学之前，他的承诺一直有效，原物返回可以视作没有发生。

五百块钱终归没有配合地跑到粉笔盒下面，也没有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钱是经徐老师手丢的，只能自己补上五百，交给学校。一周后的春游，徐老师毫无游玩之兴，好几次我想让他尝尝我带的咖喱味儿锅巴，看他绷着的脸，都没敢递过去。回到学校后，徐老师继续给我们开班会、留作业，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然而我们都知道，班里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五百块钱是我们的父母辛辛苦苦上半个月班才能挣到的。那时候我们每周会写一篇作文，上学期秋游后已经写过关于秋游的作文，这次春游没再被安排成作文任务，给出的是一个新题目：《我的理想》。此前我的作文一直不大好，但这篇交上去后，徐老师竟然给了“优”，还让我在全班朗读。我扭捏而得意地站起来，大声读道：

“……有人说要做望远镜，看到人类的未来；有人说要做显微镜，进入更微小的世界；而我的理想是发明一面‘心镜’，能看到每个人在想什么，这样，就能知道班费那五百块钱是被谁拿走的了。不仅如此，还能帮助警察叔叔把全世界的案子都破了，到时候，没有人敢犯罪了，地球将成为一个安全和平的星球！”

我得意的地方在于，自己终于会在作文里使用分号了。意外的是，等我读完，同学们竟鼓起掌。在这突如其来的掌声中，我天真地认为作文中提及的那个设备，随着我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越来越多，真能发明出来。我甚至做好随时将科研进度向徐老师汇报的准备，早日帮他揪出拿走五百块钱的人。

没想到第二天，徐老师没有来学校，语文课临时改为数学课。后来几日徐老师也没有出现，班主任一职和语文课改由另一位女老师负责。传言陆续抵达班里，说徐老师的工资都交老婆保管，为了补上那五百块的亏空，放学后他去社会上做家教，晚上冒雨骑着自行车回家，被雨刷器坏了的大卡车撞倒，腰椎骨折，无法坐立和走动，只能卧床静养，等待骨头长上。这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理想，认识到发明“心镜”的重要性，一定要查出让徐老师遭受不幸的罪魁祸首。

后来直到小学毕业，也没再见过徐老师。伤筋动骨一百天，不到一百天的时候，我们就从小学毕业了。

进入中学，我的身体迅猛生长，心里被更多新东西填满，发明“心镜”的想法烟消云散，这也跟我掌握了更多科学知识不无关系。我的绝大部分精力被更务实的想法占据，比如怎样让家长给我买一双酷炫的篮球鞋，怎样能不丢人地让隔壁班的那个眼窝深邃的女生知道我喜欢她。直到2003年愚人节，张国荣跳楼的消息传来，像一记春雷，在我们这些MP3里存了那么多他的歌的学生中间炸开。我瞬间又被拉回到发明“心镜”的理想上——他已经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跳楼呀！

两个月后高考开始，我在志愿表里填了新闻专业。比起那些看到名称倒也认识这些字，但不知道学了毕业后能干什么的专业，“新闻”俩字让我有安全感，也让我再次触碰到自己的内心。我认为，当一名记者就有权利去了解那些匪夷所思事件背后的真相了，对此我抱有极大的兴趣。

最终我考上省城一所有新闻专业的二类本科，大三的时候，辅修了摄影。既能拍也能写，一条龙把新闻做出来，才是未来记者的出路——这是老师在课上告诉我们的。那时候我隐约认为，或许照相机就是我看清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的仪器——人这种二十四小时都不闲着的生物，有白天黑夜，有人前人后，也有正反面。

毕业后，我进了省城的日报社，跑文娱新闻。工作不是自己找的，大四实习的时候，我先去了我们省的门户网站，负责国际新闻，每天值夜班，把北京时间深夜发生在国外的大事从雅虎、CNN、每日邮报等网站搬运到我们的网站，翻译成中文，干了半年，混成熊猫眼，最终还是未被留用。在我深夜里摔了几个啤酒瓶、给家里打过若干次电话后，爸爸短信给了我一个地址，是省日报社所在地，让我去面试。半个月后，我有了工作，也有了新的认知——找工作不是真的去应聘一份工作，而是找人，找到人，工作也就有了。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周末，我回了趟老家，请父母下了馆子。我爸喝高兴了，嘴没把门的了，透露出我的工作是他花五万块钱托人搞定的。

回到报社，我努力工作，想摆脱这一事实对我的干扰，只有做出漂亮的报道，在报社食堂吃饭时我才能放松起来。省内的文化事件不像北京上海每天都在发生，也没有太多具有新闻价值可深挖的文化人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例行跑会、采访、发稿，这样的工作不会出什么彩，更不会出什么错。

但还是出了问题，问题出在我拍到点儿“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一个电影剧组来我们这儿取景拍摄，发布会也在这儿搞的，上午十点在新建成的希尔顿酒店，主创都露脸了。女一号十年前演过一部婚恋电视剧，现已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男一号是个唱歌选秀出来的85后，跟我年纪一样，去年获得选秀亚军，在戏里是女一号的弟弟。剧组为我们提供了这部电影的介绍文字和演员的定妆照，主创们每个人做了简短发言，到场媒体结合自身需求问了定制问题，本省的一份妇女报问了女一号如何看待女性乳腺健康，一本社址也在省内的大学生杂志问男一号当代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理想。女演员的回答了无新意，说少喝酒不吸烟不熬夜是女性对自己的最大关爱，男演员说的也是类似能从所有地方听到的那种话，然后发布会就结束了。我正常发了稿，又投入到每日庸常的报道中。直到有一天，我下了班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会，凌晨两点背着相机包从KTV出来，打车回我租的房子路上，看到了一对特殊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