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路”

引子

水稻，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史，亘古流长。上古，神农尝百草，驯化了野生稻种，为古代先民们培育了水稻，繁育和壮大了华夏民族。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稻字，由簸箕、扬糠、舂米三个动作组成。

关于水稻的起源，争论很多。西方学者始终认为，水稻的两个亚种——细而长的籼稻和短而圆的粳稻，分别来源于印度和日本。上个世纪初，丁颖根据古籍记载，以考古发现一万年前的栽培稻为依据，以稻壳中稳定存在的植硅体为解码，从社会学和生物遗传学两个角度，论证了稻作文化在中国的系统演变，验证了种源关系，从学术上确立了水稻起源于中国野生稻。经过驯化的中国稻种，向东传入日本，向南传入东南亚，转道印度，最终传遍全世界。

从此，争论按下了暂停键。

夏商周诸朝乃至秦汉，稻米为奢侈品，只是少部分人群食用。毕竟，水稻种植，需精耕细作，下种那一刻，一场漫长的守护便开始了。草比稻子长得快，除草一刻不能停，否则前功尽弃；稻秧比公主还娇贵，热了凉了病了，处处小心，一时不慎，枯了，颗粒无收。

这种娇贵的粮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一般农户所能承担。

及至两宋，越南占城稻反哺回中国，我国首次开始双季稻播种，娇贵的情形才有所改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方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

所谓的“两湖熟、天下足”，是指明朝中叶以后，长江中游的湖荡洲滩，被大面积围垦成农田，稻谷产量剧增。而满足天下需求，象征则大于实际，否则大明王朝不会亡于饥饿。

事实上，人类从诞生那天起，饥饿就如影随形。翻阅人类史，饿肚子才是常态，吃饱饭反而是特殊时期。时至今日，全球的饥饿程度仍然高得惊人。《全球粮食危机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有53个国家1.93亿人陷入了粮食危机，比2020年达到的高点，又增加了近4000万人。

我国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有限，属于国际粮食的采购方，并无足够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党的“二十大”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他说到了人民的心坎上。

14亿人口，不能指望别人养活。端牢饭碗，科技第一。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虽说我们种植水稻有万年历史，大多数进步，都在改进耕作方式和扩大耕种面积，亩产始终徘徊在二、三百斤。辛亥革命后，西方科技成果不断传入，我国才开展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水稻科研活动。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稻科学才真正地发展起来，中国水稻科学家的不同谱系的创始人，相继出现。最典型的是我国水稻育种的先驱者丁颖，他按照水稻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把全国划出六大稻作区，并将中国水稻定名为“籼亚种”和“粳亚种”。继丁颖之后，我国水稻又形成了杨守仁谱系、杨开渠谱系。20世纪60年代初，袁隆平谱系又脱颖而出。

四大谱系中，最显著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攻南方籼稻；另一个是中国超级稻之父——杨守仁，主攻北方粳稻。两位中国水稻之父，在20世纪后半叶，分别完成了三次“水稻革命”。时至今日，中国的杂交稻和超级稻，每年增加的产量，足可以多养活一亿多人口，对全球减少饥饿，作出了卓越贡献。

对于袁隆平先生，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的主人公杨守仁先生，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还十分陌生。可是，当我们捧起饭碗，吃起鲜香黏糯的“东北大米”，您会想到谁？有谁能知道，好吃的“东北大米”从哪里来的？

正是杨守仁先生带领着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生生地改写为“东北熟，天下足”，让“东北大米”带着黏糯的稻花香气，充盈进全国亿万苍生的饭碗，让东北水稻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他们和袁隆平等科学家一道，毕尽一生之力，稻济天下苍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稻路”。

一    成长的磨砺

1912年3月5日，杨守仁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皇塘镇陆家村。从懂事起，他便分担起这个穷困家庭的压力，帮助父亲插秧、收割，农闲时，才有机会读几天私塾，在水牛背上背熟了《四书》《五经》。在舅舅的资助下，仅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小学，考入江苏省第一中学初中部。小学的恩师周晓春拿出自己的薪金，鼎力资助杨守仁读完初中。为了节省学费，1928年杨守仁考入了本校高中部的师范科，白天正常上课，晚上到南京民众夜校兼课，教失学的底层百姓，让他很早地了解到了旧中国的复杂与黑暗，体验到民众活着的艰难，促使他更早地认知社会。

师范科毕业后，杨守仁留校，在附属小学担任教师。他白天工作，晚上一心向学，自学师范没有学过的高中课程。整整用了一年时间，他从微薄的工资中攒足了一年的学费，毅然报考了最难考的浙江大学。他羡慕那里的学风，崇尚那里的教授。

在选择专业时，杨守仁几乎没有犹豫，浙大农学院，从记事起，他就看到父亲不停地劳作，听到父亲不断地告诫他，一粥一饭当思不易，学好农业，用科学的方式，解救千千万万个父亲那样的农民，让他们不再累死累活，也能吃上饱饭。

天遂人愿。1933年9月，杨守仁迈进了国立浙江大学的大门，就读于农学院农艺系。

那一届浙大的农学院总共招生57名学生，和同学们相比，杨守仁年龄偏大。毕竟是放牛娃出身，小学和初中都是断断续续念下来的，高中读的又是师范，再聪明，基础薄，也是客观现实。

最难过的是英语关，大学课程都是英文的原本，语言关过不去，所有的课程都听不懂。而他最差的一科，偏偏是英语，从小没有英语的语言环境，基础打得不牢固。浙大实行的是严格的淘汰制，入学不容易，毕业更不容易，英语跟不上，时刻面临着被淘汰。

毕竟从小就在苦难中磨炼过来的，他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在繁重的学业面前，刻苦攻读，须臾不敢耽搁，尤其是满篇都是专业术语的英文。尽管杭州离他的家乡并不遥远，可四年的大学，他从未回家休过寒暑假，一味地寒窗苦读，居然没有体验到什么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时，电影业刚刚兴起，看电影，是学生中最时髦的事情，不管谁来怂恿，也不管谁来请客，从未打动过他，他没登过电影院的门。

杨守仁和别人不同，别人上学靠父母，他是自己供自己上大学，大一时还勉强，毕竟有工作一年积攒下来的钱，大二就得靠奖学金了，没有奖学金，即使每科都过关了，他也难熬到毕业，所以，他必须把每一科学到极致。

大三的时候，杨守仁接二连三地迎来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先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就任浙大的校长，接着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担任技正一职的卢守耕博士入盟浙大，被聘为农学院院长兼农艺系教授。

卢先生醉心于水稻种子的收集，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水稻品种，只要能搜集到的都收集过来。他的水稻培育基地，就在杨守仁家乡一带，就职浙大时，已培育水稻单穗一万多个。这些都是育种的材料，用于比较鉴别，看哪些品种适合广泛育种。

杨守仁从小插秧，对水稻有着天然的感情，学生中也只有他有过多年水稻种植经验，卢先生到来，仿佛是天赐给他的，让他参破水稻的天机。锦上添花的是，植物栽培学家徐天锡也入盟浙大，成为农艺系的教授，直接辅导他。他和徐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并一直保持了三十余年。

越来越多的归国教授加盟浙大，使浙大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有竺可桢校长的鼓励，有这些名家教授悉心辅导，杨守仁如虎添翼，这一年，他获得了浙大品学兼优的甲种奖学金。

浙大是包容的，名家荟萃，各施所长。同时，浙大也是苛刻的，等到杨守仁拿到学士学位的毕业证时，57名同学，只剩下19名了，而杨守仁却是唯一的甲等毕业生。

由于学业特殊优异，1937年7月1日，他被中央农业实验所录用，任稻作系的助理员。刚毕业就一步到位，站在科研的制高点上，掌控全国的水稻生产情况，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稻作系主任叫赵连芳，杨守仁一到任，就被他直接领导，开展研究工作。赵连芳一直主持着水稻生理、遗传、杂交育种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水稻遗传育种研究的先驱，当时我国稻作学界有“南丁（丁颖）北赵（赵连芳）”的美称。他是幸运的，从读大学到入职，辅导他的，全是当时中国水稻界的顶尖人物。也许这就是天道酬勤，对他寒窗苦读的回报。

到中农所没几天，“七七事变”爆发，杨守仁被赵连芳紧急派出，赶往湖南，参加湘米改进委员会的工作。走在半路上，他才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他的家乡就在日军的大炮射程之内。刚参加工作，就奉命出差，去独当一面，这成了他终生未解之谜，除了信任，赵主任是不是有意让他躲避战火？

怀着“解天下民生之忧”的使命，杨守仁善于沟通，勤勉工作，努力推进湘米改进，屡获嘉许。嗣后，他兼任湖南第二农事试验场衡阳稻场主任，负责“南特号”的繁殖和推广。“南特号”是早籼稻，最早在江西培育成功，在全国优秀的稻种比较中，表现最突出，其茎秆粗硬，根系发达，适应性广，产量高，抗病性强，特别适宜湖南的土壤和气候。

本来是出差到的湖南，没想到落地生根了，因为整个中农所跟随在杨守仁的身后，集体“出差”，搬迁至长沙。原因是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开始了大撤退。中农所随着大撤退，整体搬迁，来到了长沙。

1937年12月中旬，传来了坏消息，南京沦陷，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随即，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中原，肆意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徐州会战，国军失败，战火迅速烧向武汉，长沙成了抗日前线。中农所只好继续“出差”，西迁至四川。

因为割舍不掉水稻良种“南特号”，杨守仁留在了长沙。这批种子，总共有两千斤，是赵连芳主任从江西调来的，冒着战火，好不容易抵达长沙，第二年春天，即将在湖南广泛育种。如果因为恐惧战争，自己一走了之，就没人能推广良种了，他能跟着中农所，进入四川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可湖南的稻农能跟着一起走吗？前方的将士正在用鲜血捍卫国土，他相信自己能等到“南特号”丰收的时刻。

将士们的鲜血换来了时间，1938年早春，“南特号”在杨守仁的指导下，播种、育苗、插秧，在湖南的土地争分夺秒地生长了一百零几天，迅速地成熟了，他收获了大量的良种。

10月下旬，武汉沦陷，次月中旬，长沙大火，五万余房屋全毁，大批灾民无家可归。杨守仁侥幸逃过一劫，因保护得当，收获的稻种完好无损，他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一把大火，却把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烧得仅幸存12家半。看着一堆堆烧焦了的粮食，杨守仁心疼至极，一粥一饭他都格外珍惜，成吨成吨的粮食就这样化为灰烬，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粮食储存一下子减少了这么多，粮价肯定暴涨，不知有多少百姓要忍饥挨饿。没有别的办法，普及“南特号”，提高明年早稻的产量，是唯一的补救措施。日军离长沙越来越近，长沙陷入战火已不可避免，就像鸡蛋不能放进一个篮子，种子集中存放，一旦遭遇战火，就会损失殆尽。最好的办法，分散保管，杨守仁决定，提前把“南特号”良种发给稻农。

妥善地分发完种子，处理完一些事务，杨守仁也该撤离长沙了，他带着两大箱单据，随着逃难的人流，赶往湘西的沅陵，交账的时候，改进所以推广人员全部遣散了为由，拒绝报销已发的工资。他没时间耗在沅陵，索性向别人借钱，全部由他一人赔付。逆着逃难的人流，他星夜赶往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