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

1

明月跳楼时五十岁，准确地说是四十九，五十岁的生日还没有过。他从一栋二十六层高的大楼上一跃而下。这些数字（四十九或二十六）对外人而言无关紧要，但对我们这帮人理解明月却非常关键。

至少说明了两件事。一，明月拒绝进入中年。他的青春期十分漫长，在我们的印象里这永远是一个未婚青年——虽然他有一个女儿。他自己更是这么认为和践行的，整天寻寻觅觅，文艺得不行，四十几岁时行为做派就像一个小伙子。只是容颜的苍老不可阻挡。眼看就要五十了，再也无法冒充下去，他跳楼的时间就卡在即将进入五十岁的关节点上。如果明月再不了断，就不是一个步入中年的问题了，他会直接跃入中老年。一个中老年的明月，别说是明月，就是我们这些朋友也难以想象。

现在好了，无论如何明月死于四十多岁。按照联合国世卫组织的定义，四十四岁以前都是青年。他不过是青年刚过，余音缭绕。过了五十岁明月再跳那就难听了，他也就白忙活了。

其二，二十六楼的高度（楼顶就是二十七层），说明明月是真的想死，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表演或尝试。据说事前他打出去一个电话，给警察小吴，后者在一家派出所上班，而那家派出所恰好位于明月所跳的那栋大楼的附近。

明月对小吴说，“你赶紧过来，十分钟之内，我说过的那件事马上发生。”说完他挂了电话，小吴再打过去就没人接听了。

那栋楼我去过一次，记得当时有鲁南。是一个晚上，明月回去拿一件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我忘记了）。我们也没有久坐，陪明月拿上那件东西就去了如梦令酒吧。印象里那房子里的陈设很陈旧，堆满了杂物，明月当时说，房子是他临时租住的。现在回想起房子里的气氛和感觉，不像是他租的，应该就是明月的房子，或者是他父母的房子。没准是当年他结婚的新房呢。总之是他们家的老房子。后来买了更大更新的房子，老房子就归明月使用了。跳楼以前，明月就住在这里，也有可能住在别处，为跳楼他又找回去了。

我们可以设想，明月过家门而不入（没有回老房子看看），进了那栋楼乘电梯直接上了顶层，通往楼顶天台的钥匙他早就配了一把。那是一个大白天，明月眼瞅着下面巷子里小吴骑着一辆共享单车疾奔而来（他没有打到车，事情紧急就扫了一辆单车）。一面骑小吴一面抬头看向楼顶，他是否看见了明月，这就不知道了。但明月肯定看见了小吴，这才放下心来往下跳的，就像要抄近路给他的朋友一个拥抱。明月张开双臂，瞄准小吴将自己砸下去，后者一声惊呼，扔掉了小黄车，也张开了双臂，摆出一个迎接的姿势。事情就是这样的。

说起明月最后那个电话，鲁南情绪不免复杂，表达了某种不解和遗憾。因为如果说到交情，明月和小吴也是一般化的。明月曾在南都广播电台主持过一档音乐节目，小吴是他的听众，后来发展到见面偶有来往。我们知道小吴仅仅是因为发生了明月跳楼的事，在这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号人。明月跳楼后，小吴也消失不见了。就像他是为明月跳楼专门准备的朋友。

“最后一个电话，他也没有打给家里人。”我说。

“没打给家里人是不应该，但他打给哥们儿，为什么不打给我们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并不像听上去的那么难以理解。我说，“因为小吴是警察，因为他所在的派出所离得很近。”

“你的意思……”

“一切明月都安排好了。他肯定不想让家里人还有我们看见自己跳楼的现场，二十六楼啊，惨不忍睹！所以得尽快处理掉。还有什么人能帮明月做到这一点的呢，只有警察，只有附近的警察，一个作为粉丝的附近的警察那就更是近水楼台……”

“是啊是啊。”鲁南说，“我理解了，他这是在尽义务。尽一个父亲的义务，一个儿子的义务，一个朋友的义务，不想让自己亲近的人看见。虽然跳楼这件事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但在最后时刻明月尽力啦！”

说着，他又开始落泪。

我说，“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鲁南啜泣道，“一切他都筹划好了。”

2

大约半年前，我从工作室下班回家，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绿灯亮了。我横跨马路，向对面的公交汽车站而去，刚走到一半，一辆红色宝马mini从身后过来右拐，差点没撞到我。mini在我右前方停下。

“老秦！老秦！”车窗降下，我一看，后座上坐的是明月。我探头进去以便看清开车的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时髦的女孩，鲁南则坐在副驾上。这二人也都转过脸来，冲我嘻嘻而笑。

“你们这是去哪儿？”我问。

“看演出啊。”明月说，“左小祖咒，四方美术馆……怎么样，一起去吧！”

“都什么年头了……”

明月故意打开他那侧车门，但车门也只是开了一条缝，纯粹做做样子而已。他和鲁南知道我不会去，我也果然表示不去。三个家伙笑得更欢乐了，大有嘲笑我的意思。也许并不是嘲笑，他们只是很兴奋。

明月除了干过电台音乐节目的DJ，早年也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和南都乃至全国的地下乐队、乐手都过从甚密。他号称南都市的“地下音乐教父”，因此刚进入我们圈子的时候总是大谈音乐、乐队、乐手、打卡碟什么的。我平生去过三五次民谣演出的现场，都是被明月鼓噪怂恿去的，总之是被裹挟而去。那会儿我们年轻呵，男男女女、音乐啤酒，黑暗局促的酒吧空间和震得人心颤肉麻的分贝……这是十六七年前的事情了吧？可此刻仿佛昔日重来，他们开着mini裹挟美女而去，不对，是裹挟开着mini的美女而去……或许这样的日子一直没有离开过明月，我只是不知道而已。如果说这会儿他们的笑声是嘲笑，那就是嘲笑我老了。

但实际上，无论明月还是鲁南，比我也小不了几岁。我们都是已经生满白胡茬的“大叔”了。“你老啦！”他们就是这个意思。而我说，“都什么年头了？”意思是你们不知道你们也已经老了。

正琢磨间，明月带上了车门，宝马mini嗖地开了出去。明月的一条手臂伸出窗外摆动着。“拜拜，拜拜啰！”他说，语调欢快而轻浮。那条白皙的手臂像飘带一样在车后拖了很久。

这是半年以前的事。大约一个多月前，我接到明月的一个电话，当时我半躺在工作室里的一张床垫上，正在读书。

那是一张我第一次婚姻遗留下来的席梦思床垫，床架被我前妻搬走了，我只好将双人床垫直接放在地板上。这样挺好，我除了在那张床垫上睡午觉，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放个托盘，朋友来了就脱鞋上床，坐在床垫上抽烟、喝茶（托盘里放烟缸、茶杯之类）。我的床垫类似于日本人的榻榻米或者中国北方农村的大火炕。当时我倚靠在床垫靠墙的那侧——靠墙那侧的墙上我钉了一块花布，准确地说，是钉了一圈花布，因为床垫是两边靠墙的，那块长条形的布就沿着墙角顺势拐了过来。

总之我以极其日常的姿势（平时就那样）倚靠在“床头”，明月的电话打了过来。

不免吃惊，因为明月已经有六七年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了。除了半年前的巧遇，我们也已经有很久没见了。他肯定有事求我，我是这么想的，因此通话时我不免警惕。我应付着明月，想知道他真正的目的，前面的那些寒暄和客套话实在大可不必。

明月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身体还好吧？我说就那样，毕竟不是年轻人了，精力不如以前，具体的毛病倒是没有。作为回敬，我自然也得问问对方，“你怎么样啊？”明月的回答没有我那么简略，而是说开去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他当过电台主持人落下的毛病，就是比较苕，我也没有很在意。

明月说，他前列腺出了问题，症状就是尿频，不是一般的尿频，而是非常尿频，已经干扰到他的正常生活了。我想跟他开个玩笑，说“年轻的时候用多了吧？”但想想明月的目的不明，还是忍住了。

明月继续。说他几乎每半小时就要上一趟厕所，如此一来还怎么上班呀？去家门口的超市买个东西都心惊胆战，旅行那就更不可能了。由于尿频，他也睡不好觉，一夜得上二三十次厕所。有时候稀里糊涂睡过去了，做梦梦见的也是上厕所，因此尿了好几次床。

我又想开玩笑，想问他是不是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得在阳台上晾被子？没想到明月自己说了，动不动就要洗床单、晒被子，即便如此房子里仍然弥漫着一股尿骚味儿，“我家现在就像一只兽笼。”

明月说了半天他尿频、尿床的事，就像在不断地露出破绽，等待我的嘲弄。这就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这哥们儿肯定有事求我，而且肯定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否则他不会这样。这件事只有当我们说话的方式回到隔膜以前的当初，可以肆无忌惮地互相嘲笑，他才能说得出口。或者，即使被我拒绝了，他也不至于难堪。我们相隔的时间毕竟太长了。

这么一想，我越发正经起来，告诉明月，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无论前列腺还是尿频都不是什么大毛病，又不是癌症，有病看病，严遵医嘱，那就没有问题。明月说，“知道了，我一定去看。实际上我已经去医院看过了，也正在吃药。但我还是不会辜负朋友们的嘱咐的，会再去看病，再去检查。”

这是什么意思？我正想开口问个明白，明月话锋一转说，“谢谢你呀，老秦！”

“谢什么谢？有什么好谢的？”

“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帮助，我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就请你担待了，请你原谅！”

这叫什么话？不等我反应过来，明月说了句“再见！”就挂断了电话。那声“再见”说得异乎寻常的郑重，明月没有说“拜拜，拜拜啰”。

拿着手机，我愣了半天，的确也想过是否打回给明月问个究竟。但最终也没有打。我也想过，是不是有时间去看一下明月，后来也没有去。去探望一下明月的想法有段时间一直在心里盘旋，后来也渐渐淡忘了。

如果说我有什么预感的话，就是没有把这件事（明月给我打电话）告诉彭燕。半年前巧遇明月、鲁南的事我对她说过，但这件事我始终没说，没说的原因——后来我想，并不是明月给我打了一个蹊跷的电话，而是我觉得蹊跷却没有深究。因为我没有深究，就没有对彭燕提起，万一，真的发生一点什么呢？

3

的确真的发生了一点什么。噩耗传来的那天晚上，我终于对彭燕说了明月一个月以前给我打过电话，我是将路遇明月、鲁南的那件事一起说的。彭燕说，“前面这件事你已经说过了，后面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对我提？”她也真是一个超级敏感的女人。

“为什么？”我问。

彭燕没搭理我，只是抹泪道，“那是他在和你道别呵。”

“当然，我知道了，现在知道了。”

“你要是当时就知道了那就好了，你可以去找他。”

“那也没有用吧，据说抑郁症这玩意儿……”

“不，”彭燕断然说道，“如果你去找他他就不会那样，不会死。”

“不会吧，”我顿时心虚得不行，“明月肯定给很多人打过电话，肯定也有人去找过他了。”

“你不一样！”彭燕说得斩钉截铁，说完用泪光闪闪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这让我觉得我的确是不一样的。在彭燕的逼视下我默认了这一点，但就道理而言却仍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彭燕此说毫不讲理，正因为不讲理，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

某种自豪感此时油然而生，你想呀，明月总不可能给每个朋友都打告别电话吧？他这人朋友遍天下，如果给每一个朋友都打电话告别那得打到今天，那到今天他就不会死了。显然明月是有选择的。他选择了我，这让我欣喜，更令我悲伤……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决意去死，死前要和朋友道别，就算选三十个人道别也可能轮不到明月。这里的不对等让我深深悲伤，更让我歉疚，总之难受极了。彭燕还在一边絮叨，“他没打电话给我，如果打给我，我肯定会追究的……”

没错，我辜负了明月。

彭燕还说，“当然了，就算他打给了我，我追究了，也无济于事，”——这大概是在安慰我，她接着说，“但你不一样，你和我们不一样。”就又把我摁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