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北大演讲：小说与戏剧

  曹文轩：今天会场特别火爆，空调已经打到了最低，但因为莫言，整个教室的能量太大了。今天要进行的这一场对话，是一次多次推迟的对话。时间的漫长，让我们觉得酝酿这次对话的时间是20世纪。今天是个好日子，6月6号，寓示着大顺、吉祥、圆满。莫言是我们北大的特聘教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称莫言为老师。与莫言老师对话的是陈晓明老师。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对话，一位是文学大师，一位是评论大师。这场对话不仅仅是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的，也是北京大学的，乃至是中国文坛的一次高峰对话。

介绍莫言老师自然是多余的，介绍晓明老师也是多余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历史性事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彰显。我曾经多次说过，莫言获诺奖，他本人肯定是最高兴的，其次高兴的就是我。我在很多地方讲过，对媒体也说过，莫言获奖印证了我在他得奖之前好几年的一个判断——中国当代最高水准的文学就是世界水准的文学。我知道我当时的判断不会得到多少人的认可，因为身处西方中心主义强大的磁场中，我们一直对我们的文学缺乏应有的客观评价。也许你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就更能体会到莫言获奖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尊严。记得那一年，我、阿来和他一起去某个国家访问，那个国家的文化部部长在我们从抵达到离开的这段时间内一共接见了我们五次，我想如果我们这个访问团里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大概不会有这样隆重的接待的。

莫言老师讲的是纯粹的中国故事，但他是站在人类的角度讲的，是从人性的角度讲的，他的作品中的人是中国人，但更是“人”，有着全人类共通人性的人，是中国题材、世界主题。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研究者们在说到莫言的时候，我想他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莫言，其次才会想到他是一个中国作家。莫言是一个注定会被世界认识的作家，因为他特别擅长讲故事。大家知道小说的前身是故事，故事当然是小说的基因。语言至上这句话放在诗歌体裁上大概问题不大，可是放在小说这一块，我以为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当托尔斯泰的作品由俄语变成汉语的时候，俄语特有的气韵、境界还能百分之百地在汉语中得到转换吗？大概不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感受他纪念碑式的身影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作品，因为那宏大而细腻的故事还在。莫言在诺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就是围绕故事这一话题展开的，因为莫言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此他的作品成了经得起翻译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落在水中发出的玻璃声响；那高大丰硕的女人一摇一晃地走，一边走一边咬着一个水灵灵的大黄瓜；一个男孩坐在爷爷的牛车上，大风将一车的草吹得一根不剩……我想无论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都是不能改变这些事实的。《鳄鱼》是莫言先生讲的一个新的故事，但这回他不是以小说的方式讲的，而是以戏剧的方式讲的。下面的时间，就请莫言老师和陈晓明老师开启你们从《鳄鱼》说起的对话。

陈晓明：今天盛况空前，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郑板桥有诗言：青春在眼童心热，白发盈肩壮志灰。今天我的激情又被重新燃起。我看到莫言老师满面的慈祥，看见现场这翻滚的热浪，我相信在今天，对文学的信心又将重新回到我们心里。我和莫言老师今天之所以以对谈的形式展开讲座，是有原因的。说起来过去我们有过多次的对话，2017年莫言老师获得香港浸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我们在浸会大学进行了一次对话，题目是“小说与历史”。莫言老师觉得意犹未尽，说这次来北大，我还做他的“托儿”。刚才文轩老师说这次对话是大师的对话，这是不对的，更准确地说，是与大师对话，在汉语表述中，“大师对话”和“与大师对话”意思颇有不同。不管如何，今天我也深感荣幸。今天是个好日子，6月6日，农历四月十九日，正逢芒种。芒种是播种的时候，所谓有芒之谷，意味着水稻必须在今天以前就要种下了。今天莫言老师再一次来到北大，他播下的文学的种子一定会带来更大的丰收。我们大家都是播种人与耕种人，我主要是开沟引渠，播种体现在之后的演讲与互动上。

说起来今天谈“小说与戏剧”确实有个由头，莫言老师的《鳄鱼》下个礼拜就要上市了，在座的诸位有幸提前感受这部佳作。在剧作隆重上市前，我们与莫言老师谈一谈小说与戏剧。其实小说与戏剧的文体互动也是莫言写作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我记得当年跟他一起在上海，有主持人曾问为什么是《蛙》获奖。这件事距今有小十年了，当时你说你就想当一个剧作家，但是《收获》拒绝刊登剧作，所以你就在《蛙》后面附了一个剧本，看《收获》怎么办。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其实那个剧本是《蛙》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我们随后的讨论中还会展开这一内容，莫言老师还会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我也简要介绍一下戏剧。关于戏剧的定义多种多样，不同的剧作家下过的定义可能有几十种，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但是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戏剧作出了经典的表述。马克思在他23岁时所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说过：“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这是非常有见解的。后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引述补正了黑格尔对历史的观点，他说过：“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在莫言先生的作品中，他经常是含泪的大笑，这就是悲喜剧的交集。当然后来恩格斯给拉舍尔的信中也谈过，恩格斯认为德国戏剧的发展应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德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思想与历史内容的国家，但当然这件事未必由德国人做出，但是恩格斯认为这是未来戏剧的发展方向，即思想深度、历史内容与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结合。

2019年我和莫言先生等同道有幸去拜访了莎士比亚的故居，之前我们商量这场对话的时候，莫言老师曾抄录一首诗给我，“写罢锦衣写鳄鱼，半生郁闷数行书。莎翁故里曾盟誓，开笔香烧二月初。”我读了之后深深感受到其中的苍劲，以及他对文学和戏剧的矢志不渝。当时我们在莎翁的故居有很多的合影，从中可以看到莫言老师对莎士比亚的崇敬。莫言是一个胸怀广阔的人，海纳百川，像我们北大一样兼容并包。他学莎士比亚，也学其他的剧本，但是莎士比亚对他的影响无疑非常之深。在正式进入这个题目之前，我先作一些铺垫。正如播种前得先把地挖一挖。接下来有请莫言老师和大家谈一谈他创作《鳄鱼》的构想、特点，以及他的创作心得与新的突破。他最早的一部作品《结婚》就是戏剧，后来听说1982年莫言老师把它烧掉了，非常可惜，我们因此少了一部杰作。我想到卡夫卡嘱咐朋友要把他的作品烧掉，他的朋友把它们抢救下来，因为那都是杰作。现在有请莫言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莫言：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首先我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歉意，这么大热的天，我们拥挤在这样一个实际上并不小的教室里，大家都挥汗，虽然没有如雨。刚才陈老师讲到芒种，芒种在我的知识里跟北方的小麦即将成熟有关系，南方人可能理解为水稻要插秧，我要再去查证下这种区别，可能由于地域的不同，人们对节气赋予的内容也不一样。地域，乃至性别，都能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背后包含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我来北大不止一次了。但是我每来一次，都会想起三十年前，带我父亲来北京大学的经历。我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高密的农民，当年除了去淮海前线给解放军送过兵粮之外，都没离开过我们高密县。九十年代初，我带他来北京，我说你最想看什么地方？他说北京大学。我带他来了，在北京大学内转了好久，当然也转到了塞万提斯铜像下，当时那把剑还在塞万提斯的手里拄着，刚才我看到那个剑没了，不知道是被谁给弄去了。当然，没有剑的塞万提斯依然是塞万提斯，但没有笔的塞万提斯可能就不是塞万提斯了。所以剑与笔的关系也是文学的一个话题。

当时是个秋天，北大校园里面绿树葱葱，遍地都是绿草鲜花。看完了北大以后，我问父亲有什么感受，他感慨地说：北大这个地真肥啊！他说可惜光种草不种庄稼，肥沃的土地浪费了，草又不能吃。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惋惜。当时我说我理解您的意思，等见到北大的领导跟他们说说这个意见，种点玉米、小麦。后来我父亲还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非常之生动。他说这么肥的地插上一根拐棍儿，四年以后也会长成一棵小树。一个人对一个地方、对一个事物的评价是跟他个人的经验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我父亲不是个老农民，而是个老工人，他来到北大就会说大房子可以改成车间、可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如果是老师来到北大，就会感受到这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总而言之，我每次来北大都可以感受到一次洗礼，都会感觉到少了几分土气，添了几分文气、洋气，今天可能又多了几分人气、汗气。北大作为最高学府不是浪得虚名，北大125年的名声正是靠我们北大一届一届的学生累积起来的。

大家说大学必须有大师，大师培养学生。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师也是学生培养出来的，没有学生难以成就大师。所以大师们应该反思并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也是被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的，自己的名声也是被学生抬起来的。这几年我也在北师大带了几位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学生们给予我的比我给予学生的要多得多。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他们笔下那种蓬勃的、与当下生活的密切结合，实际上都是我所不具备的。这使我时刻告诫自己不要故步自封。所以读这些学生的作品，每次都能有些新鲜的感受。我们北师大写作中心的学生们确实非常优秀，欢迎同学们踊跃报考北师大。

谈到戏剧，这是我非常深的情结。当年跟陈晓明老师一道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在莎士比亚的塑像前，我发誓要尽我的余生成为一个戏剧家。成为戏剧家的夙愿，首先是由于我从小热爱戏剧，在没读书之前，我先受到了戏剧的教育与熏陶。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接受的历史教育、价值观的教育，实际上是来自戏剧的。因为退回去七八十年，那个时候农村认识字的人很少，大部分老百姓不具备阅读的能力，而且即便你有阅读的能力也没有书可以让你读。这个时候戏剧就承担了为老百姓普及历史知识、传递社会价值观念的道德任务。梁启超也说戏剧就是课堂，演员就是老百姓的老师。农村没有剧院，只有露天的土台子，集市上即兴的演出，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学习历史、培养所谓三观的地方。我当时是一个农村的小孩子，刚把能够借到的十几本书看完，骄傲地认为我的学问已经登天了，因为能借到的书都被我看过了。这个时候集市上说的长篇评书，乡村剧团的巡回演出，民间老人们随机的演唱，就变成了我劳动之余最好的文化教育。这种由于缺少而显得格外珍贵的教育，给我带来的收获比我现在去豪华剧场里看演出的收获要多得多。这种收获当时感受不到，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我走上文学之路拿起笔来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才慢慢回忆起当年的场面，才意识到戏曲对于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性。村子里很多不认识字的老人都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戏文。我爷爷是一个老木匠，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能把他看过的几十出戏从头背到尾，而且对哪个地方应该敲锣打鼓，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戏剧带来的教益更促使我们反思，在当下我们是不是确实要读那么多的书？也许少些走马观花般的阅读，多些精读，效果会更好。当然这是我个人随机的想法，不是我向大家强行推销的观念。

正因为戏剧对我人生养成阶段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当我拿起笔来写作之后，我首先想写一个剧本。刚才陈老师讲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叫《结婚》，其实不叫《结婚》，叫《离婚》。它写在1978年，因为当时有一部话剧叫《于无声处》，是上海一位工人剧作家宗福先先生写的，当时轰动全国。我在单位的一个14英寸的黑白电视上看到这部话剧。因为我们单位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它会不断发射强大的无线电信号施放干扰，因此画面扭曲跳跃，《于无声处》就只剩下声音了。我们听到了《于无声处》的台词，感觉到很震撼。我拿起笔来，实际上是在模仿，不是一般的模仿，是生吞活剥，我就写了这样一部剧本，设计了很多情节。我将这个剧本寄往很多出版社和刊物，自然都是退稿，附着一张铅印的退稿信。只有《解放军文艺》回了一封信，是用钢笔写的，说某某同志，你的话剧剧本收到，但是我们这个刊物容量有限，希望你投到剧院或者出版社去。我单位的教导员也是山东人，看了回信，一拍大腿，说，小伙子，厉害啊，竟然让《解放军文艺》给回信了。后来我调到保定，把这个稿子也带了过去，但每次整理箱子看到这个剧本，我就感觉一块伤疤被揭开了。过了一年后我重读了一遍，感觉这个剧本写得确实太差，也有一种想焚烧旧物、在烈火中重生这样凤凰涅槃的想法，所以点起一把火来，跑到营区后面的山沟里给烧了。烧的同时引燃了一沟的野草，野火春风斗古城！然后惊动了我们部队的人，以为后山起火了！几十个战士跑过来，一看我在烧稿子。这是当年我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故事，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幸亏那会儿山上没有森林，如果这场火引发了森林火灾，我今天就没法儿坐在这里跟大家讲故事了。稿子虽然烧了，但我的戏剧之梦一直没有破灭，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写成真正的话剧。但我后来一直在写小说。刚才曹老师讲，说他因我的获奖而高兴，这不仅是同行的高兴，也是老师的高兴。1984年到1986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曹老师就是我们的授课老师，给我们讲授当代文学。曹老师用标准的苏北普通话在讲台上给我们朗读《战争与和平》的场面，我记忆犹新。一转眼快四十年了，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也都双鬓斑白，老人了。知老忘老！老夫聊发少年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