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作家群”：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

“大北京”文学：一幅流动的地形图

今天的北京文学，或者我们更愿意称之为的“大北京”文学，就像是一幅流动的地形图。老辈人常说，北京城是“漂来的”。这里的“漂”字，显然暗指京杭大运河。事实上，皇城高度依赖大运河沟通南北。在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里，闯王的人马“陕军东征”，出潼关，破山西，剑指京城时，曾有谋士献计，只需截断大运河，京城便可不攻自破。这便充分显现出运河的重要性，大运河沟通南北，既有物资的交通往来，更指人才的自由流动。

确实如此，流动性早已构成了北京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一直以来，无数“外省青年”因为各种原因来到北京，“成为”北京作家，是这座城市文学生产的主要方式。流动性的背后，显然涉及北京作为八方人才汇聚之地所具有的天然吸附效应。似乎从元代开始，这座城市就受益于文学人才的迁徙与流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不断塑造城市的形象，诠释城市的意义。比如“北漂大都”的关汉卿，连同他的“玉京书会”与“燕赵才人”，就是这种迁徙者与城市之间相互塑造的产物。明清以降，从龚自珍、曹雪芹，到梁启超、鲁迅，甚至张恨水，流连于此的“外省青年”，他们的墨迹文采、思想亮光，长久铭刻在城市的文学记忆之中。

20世纪20年代，随着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北京成为知识分子聚集地，一座名闻中外的文化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北京本地人。出生于北京的现代作家其实很少，除了老舍、萧乾等人之外，大部分都来自全国各地。当时的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人虽居住在北京，但小说却取材于各自的家乡，这种描写乡土，抒发乡愁的文学作品被鲁迅称为“侨寓文学”。

1949年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陆续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文艺工作者进京。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崭新的北京城，这让北京得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聚集起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作家。一时间，国统区和解放区，北京的与非北京的作家都聚集于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塑造着北京文学的辉煌历史。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的、政治的区位优势，以及建立在流动性基础上的人才吸附效应，北京文学轻而易举地在全国文学版图中获得了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对此，孙郁教授曾言，“现在了解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北京的人文地图占了半壁江山。重要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思潮，都出现在这里。”①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纵观北京文坛，单就小说创作来看，就能找到为数众多的开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人民艺术家”老舍自不待言，而《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作者浩然，虽因时代的转折而逐渐被人淡忘，但对其文学成就的重新评价早已为学界所重视。除此，从王蒙、刘心武、邓友梅，到汪曾祺、林斤澜、陈建功，从张洁、张承志、史铁生，再到莫言、刘庆邦、刘震云，这些无疑都是当代文坛的重要人物。甚至连潮流之外的王朔、王小波，也因其拥趸无数，而被视为“另类”的文学大师。世易时移，“北京作家群”一直在扩大。在霍达、张洁、张承志、史铁生、刘恒、徐小斌、周晓枫、石一枫之外，更多的“外省青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加入，从莫言、刘庆邦、刘震云、阎连科，到张柠、格非、李敬泽、李洱、徐坤，再到更年轻的徐则臣、马小淘、文珍、笛安……即便是居无定所的“北漂一族”，也为了他们绮丽的文学梦想而不断向北京靠拢。北京最吸引人的个性就在于这种包容一切的襟怀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七十多年来，北京文学见证了一个从传统老北京过渡到红色革命语境，再到不断探索的现代化时期，直至今天全球化真正开启的多元时代的宏伟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北京文学始终以其海纳百川的气质铸就着文学的辉煌。纵观今天整个“大北京”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其作家队伍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北京文联作协成员、居京自由作家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在京机构的相关作家，这也几乎奠定了今天北京文学人才队伍的基本格局。最近，在讨论“新北京作家群”时，张颐雯又从这三部分作家中更为细致地划分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作家，比如石一枫、孙睿、杜梨、古宇、常小琥、李唐等；第二类是来到北京求学并留在北京工作的作家，比如张天翼、刘汀、西元、马小淘、文珍等；第三类则是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写作生涯可能开始于北京，但作品并不主要书写北京，而是用新的视角回望故乡的作家，比如阿乙、郑在欢等。这种细致的区别不仅显示了北京文学“五方杂处”的包容性，同时也深刻体现出今天北京文学格局的重要变化。

这种变化在于，无论如何划分，北京本土作家的比重都在不断下降。一个最直观的后果就是，过去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京味”文学，如今早已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依然把以地域性或地方文化为标记的所谓“京味”，视为北京文学传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那么对于以无数外来者为主要标志的“新北京作家群”来说，这个被不断提及的文学传统可能早已蜕变为不堪承受的重任。这也就像顾建平在谈论“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方式时所说的，“新北京作家群跟传统的北京作家群不同，在语言表达上基本抛弃了原来的京味写作，即使像孙睿这样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作家，也不是京味写作，而是融合了口语、部分书面语、网络流行语的杂糅语言。”②这些显著的变化，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过往讨论北京文学时总会不由自主提到的“京味”概念。

“京味”的内涵、意义及其限度

倘若要对当代北京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做更透彻的讨论，那么对于“京味”这个最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概念的详尽论述就必不可少。作为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一个极具标志性的文化概念，“京味”几乎是与彼时蔚为大观的“津味”，崛起于三湘四水的“湘味”，弥漫于苏州小巷的“苏味”，以及更多具有地域风情意味的“汉味”“川味”“陕味”等一同出现的。由此看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北京人引以为豪壮的所谓“京味文学”，便成为我们讨论这个概念当仁不让的重要前提。

概括来看，人们曾热烈讨论的所谓“京味”，其实主要指的是体现在文学及影视作品中围绕北京具体展开的一系列“地方性”的文化特色。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甘海岚主编的《北京文学地域特色研究》一书便将这种“地方性”特色概括为“北京作家、作品所反映的北京地域自然环境、风俗民情、价值取向、思维特点、行为方式、心理特点、生活习惯、语言风格等方面”③。若论及这种“地方性”的历史渊源，这又与“五方杂处”的北京之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有着莫大关联。根据研究者的考察，正是努尔哈赤和他的后人们造就了现代称之为“京味”的北京文明，其中包括民俗与风情，性格与气质，心理与语言方式，以及认知态度与内心规范等一整套“文化模式”。作为一种文学风格，“京味”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曹雪芹的《红楼梦》，而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无疑是作为旗人后裔的老舍。作为一种被后世更多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京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故都景象与市井风光。譬如自老舍以来，北京文学中最常出现的小胡同和大杂院，构成了这座文明古都百年来最为经典的城市景观，这也是北京最为显眼的外部标志之一。在老舍的作品中，写到北京的地方名称数以百计，一会儿西四牌楼，一会儿护国寺，每个地方都被赋予了特殊情感，因此显得亲切自然，令人心驰神往。自老舍以来，北京的故都景象与市井风光不断成为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心武，以及更年轻的叶广芩等作家笔下的重要内容，这几乎形成了一种写作传统。

其二，民风民俗及乡土人情。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北京本地的民风民俗及乡土人情，往往成为“京味”的重要内容。这方面主要包括一些岁时节令和地方风俗等等，邓友梅笔下的市井生活，就被称为“民俗文学”，而《城南旧事》里的旧年风物，更是令人心动的人文景观，这些都被视作北京文明古都最深厚、最耀眼的文化底色。

其三，各式各样的“京味”人物。那些广泛存在于北京作家们笔下，深深浸泡在“北京文明”中的各色人物，永远是“京味”的核心所在。这包括陈建功《找乐》里的李忠祥，邓友梅笔下的那五，抑或汪曾祺《云致秋行状》等小说里的各式人物。他们几十年坎坷生涯中那些荒唐、可笑又可悲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生活的某种真谛。

其四，京腔京调与京韵京声等语言元素。方言土语永远居于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最显要的层面，也是地域文化最直接的呈现方式，这里突显出的是北京方言的重要意义。从老舍到刘心武，从邓友梅到汪曾祺，他们的小说语言总会在亲切中带有一丝幽默与温情。而在离经叛道的王朔那里，所谓的“京片子”，依然是小说里极有魅力的元素。这一点甚至在更年轻的石一枫这里依然有所体现。无论如何，方言永远是北京作家值得重视的小说元素。

其五，一种独属于北京的文化性格。市井风光也好，乡土人情也罢，以及无论是京味人物还是京韵京腔，这些都属于外在的文化元素，“京味”的精神内核最终还应该指向一种更为内在的文化品格。比如一直以来，写作者不断建构的温和典雅、讲究礼数的老北京人的文化性格。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园在《北京：城与人》只是将北京方言视作“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构成材料”④。

时至今日，作为文学风格的“京味”，一直是人们谈论北京文学时的重要参照。这得益于它早已超越了地域文学的局限，而具有更加深远的文化意涵。这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定人文景观的展示，以及在其中注入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趣味。然而，围绕北京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故，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和北京情的所谓“京味”，其实是个相对模糊，又带有“不确定性，变异性和灵活性”的概念，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在历史中发生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所谓的“京味”不应该局限在狭隘的“旧城圈”，而应该从进化发展的角度充分理解它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也就是说，任何现代的“城市人”都不应该由单纯的土著居民构成，对于日渐庞大的北京城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成分更加复杂的北京，其“旧城圈”的天地无疑会随着城市的演进而越来越小，北京人的心灵情感和价值观也将面临极为深刻的调整。如此一来，“京味文学”的变化就不可避免。

事实上，那种旧有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市镇文化表征形式的“京味”，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它最后的辉煌之后便急速衰落了。现在看来，“京味”文学难以为继的两个根本原因在于，一是社会生活的变迁。在新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随着传统“京味”所赖以承载的社会生活的渐趋消失，北京人身上留存的所谓“京味”正逐渐“融合于时代的潮流中，而愈显淡漠了”。二是作家队伍的重组。如今，更多的“新北京人”已然成为北京文学的主流，他们并不承担守望复兴“京味文学”的历史责任。在一个崭新的北京和“新北京人”的文学视野中，“京味”不再是北京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早在20世纪“京味小说”的热潮期时，这种兴盛中的危机以及面对危机的变化迹象就已经开始显现。当时陈建功、邓友梅、汪曾祺等人的创作，已然显出后继乏人的窘境。对他们来说，向前追溯，老舍当然是“京味”难以逾越的高峰，如人所说的，“老舍之后，不会再有第二个老舍。”向后看去，一批更加具有现代城市意识的作家开始对“旧城圈”形成巨大冲击。这里最具冲击力的无疑是王朔。现在看来，正是从军区大院走出来的王朔，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以至于一度被人称为“新京味”的代表。说这是“京味”，是因为王朔笔下的故事仍然发生在北京，小说人物都出生成长在北京，说的是地道的京腔京调，接触的也都是关于北京的一切。然而，纵观《顽主》《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等作品，“新京味”之“新”终究体现在大城市中青年人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上，并且摆脱了以往“京味小说”的结构程式和审美规范。在王朔这里，“大院”风格的年轻主人公，毕竟不同于温和典雅、讲究礼数的老北京人，他们身上更多体现出一种时代的焦躁与冲动。这既是“京味”文学的延续，更是一种全新的发展。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京味小说”在经历它自身的灿烂辉煌之后，终于出现了面貌不同的“新京味”，它也因与刻意追求纯正优美的传统“京味”背道而驰而显得意义非凡。这种突如其来且具有必然性的巨大变化，无疑给京味文学研究者带来了新的课题。尽管这里的“京味”并不等于“痞味”、调侃语，以及极具消解意义的脏话、黑话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美学意义上温柔敦厚的“京味”已然开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