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打磨厂

关帝庙

以前，北京城里庙很多，且多建在胡同里。1928年，有数据显示北京城里有庙共1631座，那时候的北京城，是如今二环路内，庙如此之多，可称世界之最。清光绪的《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西打磨厂有玉皇庙、关帝庙、铁柱宫，和专门祭祀鄱阳湖神的萧公堂（鄱阳湖神被称为萧公）这样几座庙。关帝庙应该是其中最大的一座，新中国成立伊始，把关帝庙改建成小学校，取名叫前门第二中心小学。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这里，一直读到六年级小学毕业。

庙确实不小，前殿后殿和配殿，我上学的时候，它们都在。庙的格局没什么变化，所谓改建，其实就是配殿成了老师的一大间办公室;前面是一片空场，安上两个篮球架，立了一个领操台，变身操场;和尚吃饭睡觉的斋堂僧房，还有念经打坐的后殿，隔成一间间，成了我们的教室。

前殿最大，灰砖灰瓦和带铃铛的飞檐，都还显示着旧庙的风华，它成了学校的礼堂。四年级的新年联欢会，老师带我们演出话剧《枪》，就是在那里演的。我们的班主任翻穿着件羊皮袄，用棉花粘成白胡子白眉毛，扮成新年老人，给我们每人发了礼物。而我扮演的八路军在拔出手枪要枪毙日本鬼子的时候，后台的同学一连摔了好几个砸炮都不响，光看我傻傻地把枪干举着，日本鬼子听不见枪响，也没法应声倒地，惹得全场大笑不止。

1973年秋天，父亲突然病故，家中只剩老母亲一人，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待业在家，好心的母校校长邀请我到那里代课。这是我小学毕业十多年后第一次回母校，校园的格局没有任何变化。老师的办公室，还都挤在配殿里，教室也都在斋堂和僧房里。操场还是那两个篮球架，教体育课的还是赵老师，居然还认出我来。就是他教会我打篮球，让我喜欢上了打篮球。那时候，作文写到打篮球，我们玩到很晚也不回家，刮风下雨也不回家，我引用了一句唐诗“斜风细雨不须归”，得到老师的表扬，好听的话，至今记得。

如今，母校已经见不到庙的一点影子，早在旧地建立起了一座大楼。西打磨厂拆迁时，整幢大楼成了拆迁办公室。前些日子，我路过那里时，大门紧锁，不知以后做什么用了。想起我上小学的情景，恍若梦中。篮球落地的砰砰声，还在耳边回响。

北平和平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很多寺庙改建成学校。我的小学校，只是其中之一。

三山斋

紧把西打磨厂西口，路北，曾经有家老眼镜店，叫三山斋，曾经在北京城非常有名。所谓三山，指的是三户人家合伙开的买卖，意思是要成为三座山一般雄峙京城。气魄不小呢。

三山斋开业在同治三年（1864年），民国时期，是它的鼎盛时期，那时大概流行戴眼镜，看电影里末代皇帝溥仪不就总是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吗？许多上层人士都爱到它这里买眼镜，当时的军阀吴佩孚、段祺瑞等人，都附庸风雅到它那里买眼镜。名人效应一带动，致使很多人也以到三山斋买眼镜为时髦。那时到三山斋买眼镜，大概就像现在人们到华为专卖店里买手机一样吧。据说有一阵子每天店还没开门，顾客就已经等候在门前了，生意红火得不得了。

难怪我看到的一幅摄于1949年的西打磨厂西口的老照片上，10米多宽的铁制牌坊上，横跨着的就是它的招牌，一个横幅，拦腰写着“三山斋晶石眼镜店”。所谓晶石眼镜，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水晶眼镜，水晶都是专门定点从外地采购而来的，师出有名，都来自名门。据说那时三山斋的无色透明的水晶石来自苏州，墨色水晶石来自乌兰巴托，茶色水晶石来自崂山，因此，质量绝对有保证。

1947年初，我父亲来到北京，在西打磨厂落户，每天上下班，必要经过西口它的店前，曾经从那里买过一副茶色水晶石镜片的眼镜，其实是很普通很便宜的那种，但是，父亲很是不舍得戴，平常都是放在我家放钱粮票户口本属于值钱东西的小牛皮箱里，只有出门做客或到公园游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对着眼镜呵口气，用毛巾擦擦后戴上。他告诉我们这可是三山斋的，值钱得很。

这副茶色水晶石眼镜，一直存放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一天，指着藏在小牛皮箱子里的那副眼镜，我对父亲说：“你看电影里戴这种眼镜的都是什么人呀！你也不戴，都什么时候了，还藏在箱子里！”

后来，再看小箱子，眼镜没有了。大概父亲也怕人说戴那种墨镜的是坏人，偷偷地给扔了。

三山斋，早就没有了。很长一段时间，那里变成了小吃店。

复兴成

西打磨厂287号，以前是一家卖响器的小店，名字叫“永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改成了纸店，叫“复兴成”。因为店名有我的名字，所以对它印象很深。

很长一段时间，起码是从我上中学的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它改成专门卖处理纸本的小店。我们大院几乎所有的孩子，买作业本练习本，都是到那里买的，每一本可以便宜不少钱。

70年代，我从复兴成买了好多处理的日记本，硬壳精装，里面的插页印的都是样板戏的剧照。学校图书馆的老师偷偷借我好多书，我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一直到元曲，懂不懂，乱抄一气，前前后后，抄了不下十来本日记本;前前后后，到那里买了十来本日记本。

多年以后，重来西打磨厂，是2003年前后，那时候，它还顽强地站立在那里，照样还是在卖处理的纸本，多少年来一贯制，不管世事的沧桑变化，它依然故我，好像是有意为我留存一份逝去时光的纪念，让现实和记忆做着对照，仿佛我们还没有长大，还要跑到它那里去追回往事，回溯进时光的隧道。

只是“复兴成”的招牌，早就没有了，它也显得越来越破败，店里面黑黝黝的，大白天也得亮着灯。一直到拆迁，寿终正寝。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它的大门的右上方还有一块蓝色的老门牌，这种老门牌，在这条老街上不多见，成了见证这条老家历史的文物了。没过多久，再去看时，蓝门牌已经不见了，不知被什么人起走，作为自己的收藏了。当时，心里特别后悔，自己怎么没早点儿下手，把这老门牌起走呢？

大德通

西打磨厂213号，原来是山西祁县乔家开的大德通银号。这是座高台阶的小院，路北，拱形券式大门，门脸不大，墙头爬满铁丝网，显得格外森然。小时候，看见它的门口，总有军人站岗，据说，里面住着一位将军，解放军打进北京城不久，他就一直住在这里。那时候，不知道它以前是银号，我们都管它叫作将军院。

在后河沿，原来有它的后门，从那里望它，和从打磨厂看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觉。也许，后河沿的地势低，它的后山墙显得颇为高大，可以看出是一座很巍峨的二层楼，三层硬山脊，悬山顶，青砖灰瓦，红柱红窗，翘翘的房檐，逆光中的剪影，有几分不言自威的气势，和想象中将军形象格外吻合。

老街坊曾经告诉我里面的样子，是一座非常齐整的四合院，和北京四合院不一样的是，它北面正房是座二层木制小楼，前出廊后出厦，有高高的台阶。这是典型的山西银号的格局。大德通一直开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转卖他人，将军住的时候是从他人手中买下的。

这些年，我来西打磨厂多次，它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和我小时候见到的一样，只是有一次来，看见它门西边倒座房的外墙朝南开窗，变成了对外营业的餐馆，不过，很快又改回旧貌。

西打磨厂未改造之前，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小时候倍感神秘的将军院，它已改为某部队的招待所。招待所的负责人黄先生，证实了我童年的印象，这里确实一直住着一位将军，在他老的时候，部队分配给他新的房子，他也不愿意离开这里，一直到他故去。东西厢房和倒座房都保留得完整，院子非常宽敞，院中央原来有一架葡萄架，西边还有一个宽敞高大的天井。黄先生告诉我，东边的楼下据说还有一个地窖，不知具体的位置，但是前些日子二层楼重新装修时发现墙都是双层的，这些都是为了藏钱用的银号的特征。

黄先生热情地引我到前厅，让我踩着椅子爬上柜台，让我看看房梁下的檐檩枋板上有什么东西？好家伙，是前后两层的龙纹浮雕，如此藏龙卧虎，蛰伏在这里，一副“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的幽幽心思，不知是属于当年大德通乔家主人的，还是属于那位后住进来将军的。

178号

福寿堂是京城一家很有名的冷饭庄。冷饭庄，平日不卖座，只应承大型官宴和红白喜事。凡是冷饭庄，必有舞台，可以唱戏，都是在很大很气派的四合院里，而且得是三进院带抄手走廊的。福寿堂有名，还在于它是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的地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个叫作雷玛斯的西班牙人带着机器和胶片，就是到福寿堂的戏台放映电影，让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这洋玩意儿。

福寿堂，就在我小时候住过的西打磨厂那条街上，可我寻访多次，一直不知道它确切的位置，心有不甘，又一次次寻访。2004年的秋天，我再一次来到西打磨厂，正向街坊打听，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爷子走到我身后，看了看我手里的笔记本，问我找哪儿？我告诉他找福寿堂。他说我带你去，说着一把拉着我的手往西走去，走了大约一百米左右，指着路北的一座院子说：这就是福寿堂。水泥包裹着两扇斑驳红木门，沧桑无语。老爷子指着门告诉我，20世纪40年代，福寿堂办不下去，一度改为旅店，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是银行的宿舍。

院子里，所有人家的门前都上了锁，空无一人，只有杂物乱七八糟地堆放在角角落落，破败得已经看不出昔日福寿堂一点儿影子了。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转了回去找这位老爷子。他正在一家小卖店里卖东西。我走进去，谢了谢他。聊起来，知道老爷子姓岳，77岁，用自己的家开了这家小卖店，卖点儿烟酒饮料矿泉水。他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家铜铺，他就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难怪他对这里知道得这样门儿清。

走出小卖店，我注意到门楣上的门牌，是西打磨厂178号，这是新门牌号。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我家住的粤东会馆大院的老门牌是179号。这么巧，我们的门牌号，紧挨着，一新一旧，瞬间链接。

西打磨厂西半部拆迁改造的时候，我去那里，顺便想看看他。178号还在，却已经人去屋空。门前的马路开膛破肚，挖得很深，工人们正在作业，在下面重新铺设各种管道。

我冲着空屋子大喊了一声：“岳老爷子！”空荡荡的回声，吓了地下作业的工人一跳，纷纷抬起头来，奇怪地望着我。

94号

94号，是一个很深的院子，一进门很长一段只有东面的一溜房子，门外窄窄的走道边就是院墙，房子被挤得像茯苓夹饼里薄薄的馅，显得很瘦。雪芳就住在这溜房子中的一间。一张大床，几乎占据了房子绝大部分的地方。她和她母亲两人就睡在这张大床上。

1973年秋天，父亲去世，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待业在家，和雪芳常常来往。她娇小玲珑，长得像她的名字一样清秀。她是66届的初中生，算起来，那时年纪才二十出头，正值花样年华。

我和她原来并不熟悉，和她的姐姐是小学同学。那时，她和我一样，刚从云南兵团回来，她办的是病退。我知道办病退返城的知青，大多并不是真的有病，便以为病只是她办回北京的一个借口。

她家离我家很近，一条老街，大多数同学还都在农村没有回来，只有我们两人脸儿熟，见面时便打个招呼。同是天涯沦落人，很快熟悉了起来。她常找我来玩，有时也邀请我到她家去玩。她多才多艺，画一手好的水彩风景画，还能跳一段漂亮的新疆舞。她常常拿她新画的画给我看，有时高兴起来，就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卷起来，往边上一靠，自己脱了鞋，小鹿一样跳到床上，给我跳新疆舞，跳得床板直颤悠。她兴致盎然的样子，简直像个孩子，我哪里能发现她会有病！

有一次，她对我讲起她在云南兵团的遭遇，我听了毛骨悚然。她曾经在团部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演员，没有想到被团长相中了，她开始以为老团长喜欢自己，常常给她糖吃，却在一天团长带宣传队到外面演出，趁她睡着的时候，像狗熊一样向她扑了过来，吓得她挣扎着跑出来，跑到寂寥荒凉的夜色里……

那时，我还是没有想到，就是云南这样的遭遇，雪芳的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刺激，早就落下了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