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李无疆

金黄的暮光斜穿进院墙一角，我通过门缝往里看，分明听到了山爷和她相拥而泣的哭响。我并没打算告诉母亲他们，让它随低沉的黄昏慢慢湮没在暗淡的夜里。

我再一次来到莲花山脚下的壕子沟村，缘于母亲和他们要实施一项“伟大”的计划。壕子沟没见过这样的事，就连整个镇上都绝无仅有。我正在院落中摆弄那一台老旧的摩托车，抽掉早已发黄的激起灰土满天的塑料布，就遥想起当年上中学时我载着同学从很远的县城回家一路风尘仆仆的模样。县城一中离家八十里地，路是泥土路，没赶上仅有的一班公共汽车，我从同学亲戚家借出摩托车的那一刻，甚至都不懂摩托车的风门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骑，我天不怕地不怕，如今却惊惶于再次骑上它。

母亲看着我站在摩托车前摩拳擦掌，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上去看看你还能不能骑？我对母亲的话不屑，眼前的这辆摩托车却越发庞然大物般模样，我突然又对这十几年的生疏之物没那么自信了。我笑着说，我是开惯了汽车的，这玩意儿当然能骑了。我左脚着地，握紧了离合器，右脚踩着脚蹬使劲往下踹去。随着摩托车轰隆一声，母亲说，去吧，把你二姥爷叫回来。母亲指着遥远的北方的那手势，就像挥手向前推了我一把。

等我看到山爷时，山爷正坐在石头垒的堤坝上发呆。今天是十五，镇上有集。每逢初一十五，山爷都喜欢去赶集。我小的时候，山爷是赶着驴车“喔喔喁喁”地去，现在老了，只能徒步了。镇上在壕子沟北面七八里地，我骑摩托车用了二十分钟。

我已多年不见这样的集市，也不曾再感受它虽简陋但独有美好回忆的这番场景。远方的集市闹哄哄的，人来人往，偶尔能从大道上飞驰过几辆卡车，扬起一阵呛人的黄土。镇上的集是在河道旁的一大片田地上起的，每月两次的踩踏使得地坚硬无比。我并没有走向山爷，而是想先踏步融入这熟悉而陌生的人群里。

我先去集上买了三斤瓜子和两斤糖。母亲嘱咐过，瓜子要原味葵花子，糖要老式的硬块糖，不要软的。母亲说这是招待人需要的，况且是这么大的事。我拎着沉甸甸的袋子，就像拎了千斤重。我把摩托车支在道旁，把袋子挂在车把上。不用担心它丢或被偷，在这集市上我感到浑身的久违的舒服。今天的阳光很强，我懒洋洋地走在堤坝上，走到山爷跟前，就听到了山爷那声抑扬顿挫、平静中却又略带不甘的语调。

啊，真是可惜了了。

可惜什么，二姥爷？我用追问和他算打了招呼，告诉他我来了。

山爷没说话，抬头望了我一眼。他的面庞比我想象得更苍老，就像树根爬满了整个脸，唯独眼神还是那般坚毅。我说，早上我们就开车来了，回来了。我是说给山爷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要不是因为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山爷不需要听也会知道，因为有人在早上的集市上已经告诉了他，我们从遥远的城市回到了壕子沟。不光是我和我的母亲，还有我的二姨和三姨们。山爷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我随着他的目光向远处望，就看到几辆三轮车拉着满满的几车红砖“突突突”地开到了旁边的田地里。虽说是田地，现在却早已不再种田。除了集市占了的大部分，镇上的田地早已慢慢地消失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了。我望着山爷，他那红通通而苍老的脸庞浮现出一丝丝忧虑，和那一丝丝不甘的语调，随着阳光的照耀，丝网开始相连，横纵交错，织起了一面网，我快要看不清他的面容。

怎么了，二姥爷？我又问。

没什么。

集市上空开始飘来几只风筝，很简易的竹竿做的纸糊风筝。几个孩子拽着绳子在广阔的大地上疯跑。我觉得难得来一趟，又看看山爷两手空空 ，便问他，咱们还买点啥不？

不买。

那回家吧，他们等着您吃饭呢。我把摩托车一脚蹬着火，再支到一边，伸手来拉山爷。

山爷却摆摆手。我觉得得抓紧时间，母亲说过了中午人就来了。我说，您上来吧，这样快，还省力。他好像没听见，背着手往前走，到了这个年纪，身板却硬朗得很，唰唰唰，走路带风。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坐着驴车跟着山爷去镇上给驴钉驴掌。别家都在过年过节和家人在一起团圆准备年夜饭的时候，山爷就黑着脸牵驴，吆喝着去了镇上。镇上不开门，店家在院子留下几个铁掌，山爷找来锤子就自己往驴蹄子上钉。驴呜呀呜呀地嘶叫，伴着渐渐升起越来越密集的一声声爆竹，山爷牵着缰绳走在前，我坐在驴屁股后边的车头，唰唰唰，我那一袋炒花生还没吃完，就到了家。现在我骑着摩托车在后边跟，看着弯腰背驼的山爷的背影，心想着接下来的他将会是怎么样的一番光景。

我骑得不疾不徐，远离了集市的摩托车声轰轰隆隆。山爷回过头，朝我拨棱拨棱手，示意我赶紧开走。

山爷喜欢沿着河边一个人走，早上就是逆着河流上了集。得越过一个堤坝才能走去河边。以前的河边水草丰茂，草丛里还有道路，现在水少草稀，路却都没了。山爷不怕迷路，这河他不知走了多少遍。他只要顺着河流一直往下走，就能走到壕子沟。河堤像是一道边界线，人们在河上骑车呼啸而过，山爷在河下快速迈着脚步。

我早已到家，坐着没事，看着二姨帮着母亲烧火，就在院子正中央。不用屋里的煤气灶，竟然架起了老式大锅。用柴火的那种，有个长长的铁皮烟筒，母亲被冒出的浓烟熏得差点流泪。她说，你小点火。看着她们机械笨拙的动作，我想着这种场景虽然仍在她们的记忆里，要不是为了山爷，早已离开家乡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她们，断然不会再想经历这种体验。我对她俩说，好好的油烟机不用，你们用这玩意儿。母亲则急着喊，把那鱼收拾好了就给我拿出来啊。然后我就看到我父亲匆匆忙忙地端出来一条鱼。鱼大，有十几斤。被分成了三段，放在锅里，正好。

二姨拍拍手里的土，歪着脑袋抱怨，二叔真是不嫌累。母亲一边往鱼锅里添水一边说，天天那劲头，精力大着呢。母亲示意二姨少添柴，火不能太大了，鱼得小火慢慢炖才好吃。我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今天我们吃鱼，有客人来。我在城里经常吃鱼，兴奋不起来。其实他们对吃不吃鱼不是很关心，他们在用壕子沟村人的方式行使待客之道。到现在壕子沟村也很少吃鱼。壕子沟虽依山傍水，却是没有吃鱼的习惯，村边的那条通天河水不产鱼，偶尔能捞到几只小虾，还是在多少年前我小时候水清的时候。现在里边有什么不知道，河水浑浊，谁也看不清，也没人去看。壕子沟养猪远近闻名，所以猪肉吃得多，就连牛羊肉都很少吃。只有过年过节，家家户户才会去买条鱼，小鱼不行，得是今天这种十几斤重的大鱼。不是吃不起，而是把吃鱼当成了一种庆祝的仪式。有人来了请吃鱼，说明这家是厚道待客，重视客人。

说媒的要来。万事开头难，给山爷找老伴儿是大事，人靠不靠谱，媒人就很重要。山爷七十多岁了，光棍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要娶妻。我在城里时，就常听母亲打来电话，和他们议论这个事了。舅舅他们还专门来了市里一趟，说找个年纪相仿的，太小的不牢靠，以后也是难办。我在里屋偷偷听着，不懂他们所说的难办的点在什么地方。只是在山爷找老伴儿这个事上，我是举双手支持的。小时候我无法理解山爷拉着驴车独自行走在欢腾的年夜里，现在想想，山爷最后终该有个依靠的地方。我们离山爷远，看不到他的日日夜夜，就连常年在身边的舅舅，也未必都能事事尽到。何况，山爷从来什么都不说。

舅舅起初是不同意的。他是整个郝家大家族中唯一的男脉，也只有他扎根进那片土地里，葆有了最孝敬耿直的品格。舅舅说，我能养得起，为何用别人？二姨说，不是别人，是老伴儿。舅舅脸上挂不住，认为这事有伤风化，十里八村没这样的，一辈子单身也这么过来了，都七老八十了，可不能因为这被乡亲们捡了笑话。舅舅说的养是真，有顾虑也是真。三姨反驳他，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就你还这老一套的思想。年老怎么了？婚姻法也没限制说七老八十不让娶妻啊。母亲永远是在一旁默默静听，在大事上她拿不了主意，扮演着帮衬者的角色。一听三姨提到婚姻法，一把拉住她说，咱找是可以找，但是领证这事就算了。

等到山爷跨进大院，鱼也出锅了。母亲先开口，叫了一声二叔。作为老大，她被寄予了说出这个事的全部希望。山爷在院子的水龙头前哗哗地洗手，抬头望了母亲一眼。眼神是把剑，亮堂堂地举起来对着她。她就不敢说下去了。山爷虽然无儿无女，上到母亲一辈，下到我这一代，哪个不是山爷带大的。山爷的脾气古怪，又是家族的长辈，整个家族的人都很惧怕他。我坐在角落，就像在看一场戏，母亲退下，二姨又上场。她笑着走到山爷跟前，扶着他坐下，说，二叔今天您老可有福了。

她指了指院子正中央的那口锅。鱼是草鱼，山爷的最爱。他坐在板凳上，静静地看着母亲往盘子里盛鱼。

鸿门宴。山爷说。

山爷还是被拉扯着上了桌。母亲他们几人一起围着媒人，山爷坐得最远，就像在圆桌上画出一个折叠扇来。媒人是邻镇上的，舅舅好不容易专门开车接过来的。她看了一眼山爷，然后用筷子夹起了一块鱼肉塞进自己胖嘟嘟的嘴里，随即乐呵呵地拿出了自己的手提包，对他们说，你们来看看，看看。她努力地翻着包，给他们找照片。

媒人说，县城里的，外省人，跟着姑娘过来的。全然不顾及山爷的存在，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说着对方的情况。舅舅问，多大年纪？媒人说，七十。母亲说，年纪倒是合得上。三姨问，身体咋样？媒人笑笑，拍拍她的手说，放心，好得很呢。

媒人临走嘱咐母亲他们几个，男方条件不错，就是脾气差了点。一顿饭的工夫，外人就看出了山爷的脾气。母亲他们劝诫山爷要对来人好一些，可不比年轻，不能太气盛，老了总归要温顺点好。媒人吃饱喝足，摇着扇走出了院门。山爷的耳朵旁有许多的话，东穿西撞地就涌了过来，刺穿山爷的耳膜。无非是“劝降”，让山爷接受找老伴的事实。父亲竟还鼓励我上前说上几句。我理解母亲他们几个的好意，就差问出山爷几十年为啥不娶妻的话来。母亲曾对我讲过，他们也不知道，只是听她的父辈说，山爷当兵回来后，好几家上赶着来提亲，山爷都悉数回绝。姥爷着急没办法，问为什么，山爷淡淡地说，养不起。

我觉得山爷是在说谎。那个年月，能有多大花费，但凡有点田地的，也不至于养不起个老婆，更何况听我母亲讲，当时郝家并不算穷。我的姥爷在铁路工作，拿着国家工资，山爷又当兵，哥俩一直是村里的骄傲。就当山爷的前半生是他自己不想找，但是后半生没找，我觉得可能也有他自己的些许因素在。媒人的眼看人很准，山爷脾气是不好。更确切地说，是有些孤僻。在我的印象里，山爷几乎没有笑过，就是那种开怀大笑。他也很少跟人打招呼，就像上午在集市，他不合群，独来独往。每当邻里乡亲遇见了，跟他说句话，他就像没听到一样，也从不凑在一起和人聊天。村里有人说，山爷年纪大了，怕是耳朵聋了。也有人说，他是年轻的时候常听雷炮声，震的。只要人这么说，他就立马扭过脸去死死地盯紧了谁，就像在瞄准一只猎物。山爷的目光凶险，那人吓得不敢再说这半句话。

她来的时候，已是下午了。是个艳阳天，阳光灿烂。烈日下，我们都站在门口。山爷也在，他一人站在院落的台阶上，背着手望着大门，喉咙在斑驳的屋影下微微颤抖。他穿着干净的有些破旧的那身军装，就这么弓着腰。背驼得厉害，他已不能平视大门，只能稍微抬起他的头来。

山爷又突然想见见她。

山爷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喜出望外。舅舅当时正拿着一张媒人写的纸念给母亲他们几个听。舅舅说，女方叫李淑青，七十岁，山东人，以前是个纺织厂的工人。母亲问，她女儿呢，她不是有个改嫁的女儿吗？舅舅说，女儿叫李芬芳，改嫁到咱们县的。舅舅念了一大堆话，是媒人特意给的“女方介绍”。

我听着有些乏。久久坐在炕头默默听着的山爷身子此刻却微微动了一动。我从他平静如水的眼眶里看到了从未有过的一池波澜，他的眼里亮了，在明晃晃的玻璃灯罩下，像是一只夜猎动物，眼那么睁着，圆鼓鼓地睁着。

郝勇，你说她叫啥？山爷问舅舅。

李淑青啊。舅舅回答。

李芬芳？山爷又问。

李淑青！那是她女儿，叫李芬芳，她叫李淑青。舅舅觉得山爷耳朵不好使，总是听岔话。

见见就见见吧。山爷突然说。

看到山爷就那么站着，我觉得在烈日下一个老人站得久了会不会中暑，随即问母亲，女方什么时候来？母亲说，应该快了，怎么也得半个来小时吧。我折回去，对山爷说，二姥爷去屋里坐会儿，天晒。山爷摇摇头。我突然想搀扶他一把，伸出了双手，让山爷的胳膊依着我的手。这次山爷没有拒绝，我感到我双手上的力量慢慢在变重。

她来了。从车里被舅舅扶了出来，舅舅的车停得不正当，我看到她艰难地迈过地上那汪水。鞋头有些湿。她人清瘦，不高，一米六的个子，头发花白，看出来是刚弄过，简短整齐，两耳戴着两只金色的小圆耳环，穿着一件深绿浅花的外套，不是拉链和纽扣，而是那种老式的盘扣。一条黑色宽松的九分裤，一双老年布鞋。她已经到了我们的面前，在媒人的介绍下和我们每一个人打着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