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大地》与当代小说的精神强度

一

在我看来，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是专注于文学本身的写作，不追慕时髦，不跟风写作，不轻易触碰自己不熟悉与不理解的事物。他投入并沉浸于自我的叙述，以及自身的经验表达，这样的写作在当下很容易被淹没，但细究起来却很少发现掺入噪音和杂质，不是传声筒般的言说，也没有简单图解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以，细读《雪山大地》会发觉，其中的气息很沉着，从容不迫，一以贯之延续下来的那股气始终没有断掉，这是写作者心无旁骛的结果，不功利、不浮躁、不焦虑，从容不迫，淡然而大气，贴着藏区、草原写，贴着人的处境和命运写。最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作品恰恰不会被时代的喧嚣所掩盖，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传之久远的作品。

但是话说回来，这样一种最大可能地摒除功利性的作品，并不代表它与时代是脱节的，也不代表他与历史是疏离的。就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而言，其真正回到主体与个人的体验，回到地域和自然的书写，从历史的深处也从现实的腹地抽身而出，提升至对于人类的、宇宙的探索，对于信念和信仰的倚仗。如是也回应了当下小说创作的两个问题：空洞的历史与模糊的文体。相较而言，《雪山大地》属于迎难而上的史诗型的写作，一方面展开了历史的纵深度，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纯正的现实叙事一脉。在写法上、结构上、语言上，都属于中正大气的现实主义小说范畴，但却延续至当下而探寻一种开放性的叙事形态。

近年来，很多作家开始重新确认自身的写作领地，从中获致异质性与标志性的要素，这代表着写作者风格的成熟。如刘亮程《本巴》的传统开新以及文体的创造，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先锋续航及其打通雅俗的尝试，乔叶小说基于当代中国乡土的新思考与表达的新气象，东西、艾伟小说对幽深人性与灵魂深度的开掘。又如弋舟的“人间纪年”系列铺陈出个体的情感史与生命史，周嘉宁的《浪的景观》营造了千禧年的荣辱兴衰，林森与孙频的“海洋三部曲”不断拓宽当代中国文学空间的表达，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别出新意开启了一场场域外虚构，包括从新东北文学到新南方写作，再到方兴未艾的新北京文学、新西部写作等，当代中国文学意图重新打开时间和空间的新格局，寻觅文化之秩序与书写之调性，以形成隐秘却开阔的伦理坐标，并塑成难以复刻且不断提升的精神强度。这意味着当代小说新的叙事探索，语言风格化本身的脱标签化与再标签化，有助于形成自我的辨识度，打开新的虚构的维度和精神向度。

二

《雪山大地》从20世纪中期的反右运动写起，一直延伸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在时间的纵深中探索历史的推演过程，展露个体的与家国的发展意志，如是这般的新乡土及新地方性叙事，最终归结到“新人”形象的塑造，以及“新人”身上显露出来的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其中两代人勾勒的发展规划、建设方略，不断累积而生成属于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认同。小说中的人们往往秉持着坚韧的信念和虔诚的信仰，为人处事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甚至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无疑代表着一种剥除凌空蹈虚之外壳的叙事实践，在小说中无论是父亲的转变还是青年主体的生成，都具有脚踩大地的实践精神，甚而为建功立业不惜舍身犯险。

经由此，杨志军在小说中形构了一种以大见大的雄浑美学。小说以“生命的制高点如此地光亮”？譹？訛作为开端亦同时铺设为文本基调，写出了反日常化的日常，对草原的俗世生活与命途沉浮开启了异质性的书写，以之抵御当代中国文学写作中常见的琐碎化日常、非宏大性与非确定性、偏狭扭曲的文化心理等，在当代人精神的虚弱与虚空部分注入能量，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新趋向与新动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抒情式的叙事话语，饱含寻常情感而不失高蹈情怀，形构具有穿透力的艺术表达，不仅借此洞察生活中的急流暗涌，透视个体内心的挣扎与纠葛、复杂与纯粹；同时又具有坚忍而高尚的人生态度，将主体意识和精神意志灌注于目之所及与心之所至。

小说里，父一代艰困而光辉的岁月，于子一代的精神视阈中不断发酵、发散，在代际的轮动和承继里，浇筑成一种宏阔的、流动的、开放的价值理念与文化结构，终而托举出“雪山大地”的壮怀激烈。其以苍茫而昂扬的基调，塑成宏阔的写作气魄，也多有如泣如诉的低徊，从而展现出了生命的开阖与气象的辽阔。在此过程，“雪山大地”的崇高宏大与小说叙事的磅礴气象之间是若合符节的。其中人物之间趋同性的伦理辨认，以及理想化的道德感知，使得小说在探向人物内心的纷繁复杂的同时，又在他们身上凝聚起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气质。性格的衍变、认知的豁达、命运的开合，对应着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新世纪的大历史变迁，以及藏地人们对于命运的果敢回旋和积极抗争。

这便形成了《雪山大地》难能可贵的文化气度，其中存在着一个敞开的声音装置，这是倾向于聆听的，以及虚空而至于虔诚的空间，可以容纳足够多的声音和形象。因此形成了关于藏区草原的历史演变图谱，描述了时间的纵深感与人物的自我成长以及两代人相互激荡砥砺的生命史。具体而言，小说书写的是青藏高原牧民的变迁史，地方风物、地域风情、生活习俗的描写非常细腻，语言也很老道沉着，凸显简洁朴素的质地，但很多细节的书写却非常灵动且显得生机勃勃，尤其是人物性格鲜明、圆融周到，有力量、有味道，其中叙述了复杂的汉藏关系，但人物从冲突到调和表达得十分顺畅合理。

而且小说还从人世推移至山川大地，从如诗如画的雪山草原中，证见壮美静谧的天地自然：“阿尼琼贡意为鹫峰，是阿尼玛卿草原人人注目的地方，它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古老祭坛，专门用来祭奠藏族人最原始的自然崇拜——雪山大地。”经此传递出一种庄严与崇高的情感结构，那里包孕着不容亵渎的如面对神灵般的信仰。他们拜雪山大地，念祈福真言，为求生活之顺遂幸福，也愿命运之安宁康和。只有在那样的地域环境和精神状态下，方可洗礼心灵，纯化自我。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叙事者对于藏区的描述非常绵密细致，细节性的叙述颇为饱满且多有蕴藉。更值得一提的是，人物主体的纯粹与真挚，有别于一般意义的俗世民间，也就是说杨志军笔下的人物更多的是走向阔大而不是深邃，他们身上多是开阔敞亮，充溢着宗教般的虔诚以及对人对事之真诚。

在沁多公社的康巴基，一场姜瓦草原上的赛马会拉开了小说的帷幕。公社主任角巴与父亲强巴充满纠葛却惺惺相惜，他们的后代则在父辈高举的旗帜下另开新篇，凸显了两代人的心绪情性以及他们建立功业的渴求。小说里，强巴科长是汉族人，长期在藏区生活让他逐渐融入其中，“除了缺个藏族人的名字，其他方面跟藏族人已经没有两样啦”。不仅如此，“牧人过的是马背上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在迁徙，公社没有固定办公的地方，主任在哪里公社就在哪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的精神意识灌注其间。而从桑杰和塔娃等人物主体身上，隐含着父与子、公与私、成长与转变等的命运遭际和精神守持。小说除了追述两代人的奋斗和奉献，便是不断通过人物话语强调草原上的“公家人”思维，对焦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念下的公私转换以及由私入公的历史思域。在这个过程中，公权与私己之间相对而言是二元分立的，两者背后裹挟着强烈的价值辨析和情感认同。最后衍变为父一代在情感曲折中的艰难转变，以及子一代艰难竭蹶的精神求索。

三

如前所述，小说的叙述是极为耐心的，很难发现浮躁和敷衍，酣畅淋漓的叙事一以贯之，那股恢宏中流露的细腻之气始终没有断绝亦未显得稀薄。当然，这与一望无际的草原以及雪山大地的雄阔是密不可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当中并不是空旷与空疏，尽管生命的苦难始终不愿轻易放过那些醇厚的人们，如牛瘟席卷草原的牲畜、疾病影响人们的日常，以至于小说最后许多人们不断为死亡所袭扰，等等，这都说明了缠绕于世俗生活之中的精神跋涉的历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还可以表达对人的高山仰止，对恩人的景仰尊重以及个体的精神追求。如角巴对强巴县长救命之恩的感激；又如父亲卸任副县长后，力图办一所学校，让所有的孩子都来上学，因为整个沁多县还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个真正的学生，也因此，父亲的教导与化育得以播撒在雪山大地之间，包括成立草原保育院等举动，可以见出人们对雪山大地的信仰可以转化为现实之事功，并且其间还形构了自成一体的规则和认同：“雪山大地在上，不干净的肉是不能运走的。在我们草原上，就是塔娃乞丐也不吃病牛的肉。”不得不说，心中的道德律对于雪山大地所滋养的广大人们而言，是无比神圣的，甚至小说中除了两只藏獒，还有德牧和冈拉两只羊，都是藏区草原上的人家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们身处于混沌而纯粹的世界之中，自然时常寻求雪山大地的庇护，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包容精神和气质风度，以及对于理想的秉持与守护。

小说中重点叙写了强巴身份的变化，从副县长到校长再到院长，从他所不愿意担任的职务到最后势所必然地追求服务大众，他的身上寄寓着深刻的时代征候。譬如他曾一度陷入公与私的纠葛、矛盾、撕裂之中：“整天忙这忙那，忙什么呀？‘沁多贸易’、牲畜超载、草山纠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妻子都成这样啦，我居然这么长时间没管她，我混蛋，我还是人吗？还是你丈夫吗？”甚至包括才让酒后在帐房被狼群围攻差点丧命，被父亲救下；帮旦增的夫人疗治子宫肌瘤；母亲被麻风病所折磨，却始终被亲情所环绕，等等。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现实征兆，公私之间的截然分化又由私而公的单向传导中，个体的压抑与私营的杜绝可见一斑。这也涉及基层政权及其治理的问题，但再深的区隔和矛盾，都阻止不了隐约的星火开始出现，人物命运随着他们潜在的意识开始发生转移。父亲说：“搬出机关是想让它慢慢红火起来，没想到还是老样子，沁多县这么大，怎么可以连正儿八经的商业都没有呢？”母亲说：“你琢磨这些干什么？经商就是投机倒把，不允许的。”但是母亲身上的献身精神同样未尝或已，“她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在沁多县盖一座至少五层高的医院大楼，有门诊部、住院部、急诊室、药房，有西医、藏医、中医，还要有防疫站和科研部”。可以说，除了父一代，母亲也是如此，她同样极具责任感和公心，注重事功与建设，怀抱着雄心壮志挥斥方遒。

而作为子一代的“我”对于回到沁多学校还是留在城里也经历了激烈的心理斗争。精神的抉择总是带来灵魂的纠葛，在新的青年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好就好在，他们往往具有强大而坚忍的内心，他们的头顶及其所置身的雪山大地始终在护佑并启示着他们。包括对于梅朵，“梅朵有歌舞的天赋，我不能因为不想两地分居就扼杀她的天赋”，“我”与梅朵之间的爱情也是纯粹高洁的，激越而澎湃。小说在表述人的个体生命力时，常常对应着雪山大地的壮伟雄阔，从而不至于局限个人的小情小爱，也没有简单付诸欲望和情绪。

四

随着叙述的深入，小说实际上展开了更多的历史褶皱以及在转折阶段中的诸多精神维度。其中不仅有汉藏融合的过程，触及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宏大主题，如父亲对“我”说：“我们的拌嘴用的全是汉话，一到西宁整个寄宿班的学生都好像商量好了，人前人后尽量用父亲教会的汉话表达意思，大家都想适应环境，都想尽快融入这个多民族的城市而不被另眼看待。”而且通过对歌舞团经营及其命运沉浮的书写，揭示了一个转型时代的精神镜像：“大锅饭的时代就要过去了，谁不挣钱谁就是给国家添麻烦，省歌舞团已经开始精兵简政，还规定了三不演，不演观众不欢迎的节目，不演不挣钱的节目，不演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小舞台小剧场节目。”这也给央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历史的点滴压力降临，对个体而言都是决定性的。当然，他们也曾为了牧人的利益相互之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都是归于一个总体的范畴中加以良性的探讨。由此，《雪山大地》便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区域共同体与发展/建设共同体意涵，这在青年一代的“新人”形象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具体而言，小说塑造了一个青年群像，他们大都受过良好教育，称为知识分子亦无妨。其中，“我”上的是兰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梅朵上的是艺术系，才让上的是人民大学，一年后琼吉又考上了地处西安的西北大学英语系。与此相对照的，是孤儿出身的桑杰，他是草原上的最底层，“没有帐房居住，没有衣袍暖身，也没有牛羊作为食物来源，只能四处乞讨，或者给阿尼琼贡干零活，打短工”。生命的苦难环绕着年轻的生命，但是他始终不弃虔诚纯净的心灵，乃至在他们的内心游动着理想主义的精神乌托邦，如是等等，新一代的现实奋斗与精神出路清晰可见，由是描画出一种全新的精神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