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畔之人
作者: 刘大先人的头发要学着森林的样子长,眼睛要学着太阳的样子长,耳朵要学着树子上的木耳的样子长,鼻子要学着山梁的样子长,眉毛要学着地边上的草丛丛的样子长,牙齿要学着悬岩上的一排白石头的样子长,舌头要学着石岩中间夹的红石头的样子长,肩膀要学着山坡的样子长;人的心脏要学着桃子的样子长,人的大腿要学着磨刀石的样子长,人的膝盖骨要学着歇气坪上的石头样子长,人的小腿要学着直棒棒的样子长,脚板要学着黄泥巴块块的样子长。
——羌族开咂酒曲子《人是咋个来的》
六月底,我带商务经合局与工科局的人到阿坝州金川县,考察一家位于业隆沟的矿场,主要是去看锂矿石提炼流程及其过程中采取的环保措施,以便确定是否可以引入本县。上午9点出发,干热的路上走了三个多小时,中午在理县吃了一个牛杂火锅,出了一身汗后继续上路。傍晚赶到马尔康,这是作家阿来的故乡,日落时分只见浊流奔腾的沱水,在大山间奔涌向前。
休整一晚上,第二天上山,沿着梭磨河往西南方向走。路旁景物,如同阿来的一首诗所述:
破碎的岩石
被虬曲的树根紧紧抓住
柏树在灰色天空下
听见岩石被抓碎的声音
以及另外一些东西破碎的声音
高耸的柏树
孤独而又沉静
遭受烈日的暴行
稀薄的影子是沁凉的忧伤
那是对于夜的怀念
那是露水的芬芳
一路经行,昏昏欲睡中发现已经在半山,路面是碎石和泥土,没有经过修葺的原生模样,树木枝叶上布满灰尘,已经是三千米海拔。进业隆沟的道路随着地势逐渐抬升,愈加崎岖颠簸,车子开得慢,前面带路的车扬起的黄土灰常常把玻璃遮住,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待浓尘散去再跟上。从山头冲下的山泉,在路边汇聚成沟渠,流淌的溪水发出巨大的声响。纵然烈日当头,空气干燥,泉水的迅疾与欢笑倒是一点没有减弱它润泽的气息。到了三千六百米的时候,车子又停了,前面有一辆大卡车挡了路。我下来查看,才发现前面至少有十几辆大卡,这条偏僻道路上的车辆显然都是到矿场运矿料的。
又行了两公里多,终于到了矿业有限公司的驻扎地,就是简单的钢质预制板搭的房,建在山坡狭小的空地上。这个地方10月落雪,11月就封山,有效工作时间也就四个月左右,这也是矿主想到外面找个地方再建一个选矿厂的原因。
这家矿业公司是某集团下属的子公司,上一级子公司是锂业子公司。2016年就拿到了此地采矿权,2019年建设,2021年8月开始投产,那时候他们产的锂精矿市场价是三千一吨,到年底行情看好,猛然涨到了四万一吨,也就是说路上看到的那种大卡,一车就能卖一百万。他们年产量有七十万吨,按卖出28亿算,去除给县里的25%、其他成本,意味着毛利有20亿。这对我们县里来说很具吸引力。
我去选矿车间看了看流程,他们在洗矿水里加入添加剂,经过化学反应,从矿石中提取锂精粉。库房里堆积的成品锂精粉就跟细的黄土粉差不多。尾矿废料则用高压泵打到山上更高一处的尾矿库。采矿基地则在海拔四千多的一个地方。
从利税角度来说,这个项目对政府收益不错,但问题是北川建厂的地方可选择的区间不多;另一个问题是用水量较大,当然,水还可循环使用;根本的问题主要是尾矿处理,需要通过环保部门的综合评估。因而,从我个人有限的理解,并不是很看好。没想到两个月后,通泉镇的唐书记就给我打电话报喜,说场址落在通泉了,他很高兴。
按本地说法,唐书记是我的“老庚”,也即同龄人,但经历可比我丰富多了。他原先在新疆当兵,复员后在老北川县城开了一个兼营婚纱摄影的店,后来在县里商务局工作过。2008年“5·12”地震的时候,他正好手头有DV机,录下了现场的第一手实况,彼时因为道路断裂、交通阻隔,救援部队和外界人士还进不来。他是第一个记录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实况录像就是他的DV机拍下来的。
也正是在那次,他和当时刚大学毕业、赶赴灾区的四川电视台的小李与小邓成了共同经历生死的朋友——他们相互扶持,一起在废墟中记录了最初的影像资料。小李和小邓这两位2022年正好从成都到省台绵阳分台任职,十四年过去,也已经人到中年。他们来北川县里采访,机缘巧合说起来年轻时候认识的小唐,那时候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小唐那一年也刚三十岁。时光荏苒,小唐成了唐书记,小李成了李台长,小邓成了主持人。
跟同龄的唐书记和略小几岁的李台长一起,不由得让我想起从金川返回时经过的一个孤独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收费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白皙帅气,不像是高原上长大的孩子。那条高速公路是一条孤独的道路,行车不多,收费站设置的地方在周边很广的范围里都没有人家。我们匆匆而过,这个秀气而礼貌的收费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他上下班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用什么交通工具。不远处倒是有一座水库,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会在下班的闲暇去大坝上逛一逛,看看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生活是我所不了解的,他们看似单调乏味的工作背后一定也有自己的烦恼与忧愁、困惑与欢欣。那种生活可能如同他们谋生的职业一样,无聊、刻板、乏味,但他也是一个完整的人,有自己的亲人和爱好,可能也有一颗丰富的心灵,只是无从为我所知罢。
下乡出差的途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高速公路收费员那样的人。他们可能是一个孤独的护林员,一个百无聊赖的修理工,一个愁容不展的店主。北川的路上每天都会跑着很多运矿石的长途汽车,但是我没法像一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者那样去同他们攀谈,因此几乎没有机会同任何一个司机聊过天。
这也不算什么,但多少会让我心生沮丧。
如果有交流当然会很好,我可以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生活状态与情绪,没有交流,就缺乏富于质感的信息,不能做出判断,也不能发现可能在态度与认知上的分歧。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语言的透明与可靠性,以及彼此世界观与认识论上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更多时候,交流只是可能使原本的感知变得迷茫,甚至充满误会与偏见,强化乃至固化某种既有的印象。生活与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远超想象,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同样的想象当中。
一次沿着茂北公路走,经过土门镇时,正赶上防疫检查,车子排了很长的队伍。车中枯坐等候许久,不见前方挪动的迹象,心中焦急,我下车往队列前面察看情况。路过一辆重卡,一位妇女正在往窗外倒淘米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长途汽车司机。重卡的驾驶室后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天然气灶台,夫妻俩轮流开车睡觉,车子则一刻不停。他们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在那高一米半,宽两米多一点的空间之中,普遍休息不足,赚的是辛苦钱。那位老哥手搭在方向盘上,眉头紧蹙,我递了支烟给他,他笑了笑,夹在耳朵上,并没有说话。
我遇到的同事、客商、小唐和小李的生活也是这样,我只是看到了他们工作上的一面,偶尔在酒酣耳热之际会有一些真情流露,但很难窥探到真正的内心。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大家会羞于提及昨晚那些忘情的时刻。我们是难以真正意义上共情他人的,语言也通达不了生活。就像《大佛普拉斯》里的台词:“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我很理解那位心急如焚沉默不语的老哥,他那样在旅途中奔波的人,闲谈的兴致早已被几两碎银排挤在外,没有心思去想更多的事情,更没有情绪去抒情。他们没法“慢慢走,欣赏啊”,但这并不妨碍他和他的妻子是当代生活的英雄。一个古典主义的英雄需要建功立业、缔造不朽,但是在现代,在科层制、文牍主义、细密度科技之下,遑论立德立功立言,就是活得像个普通的、乐天知命的、充满期待的人,而不是像程式化的机器与心存怨忿的受害者,就已经同缔造不朽差不多难度了。
大抵对于遥远事物的美好想象,都停留在现实之外的滤镜中,那些在青片河、白草河、石泉河和安昌河,以及无数河畔生活着的人们,在湍急的生活激流中,不会去讴歌河流与峡谷。他们身处其中,不会将自己切割出来,而将身外事物对象化。河流峡谷只是他们生活的背景和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感怀的对象。就像我的身份在北川就是一个公务员,工作中蜂拥而至的人、事、物将时间填满,没有给闲情逸致留下什么余地。诗意的情感诞生于闲暇和余裕,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亦多情”之类,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缓慢生活节奏的产物。
到如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天人合一想象,再也没有发挥的余地。夜晚的寂静与漫无目的的闲谈,被电视与手机填充,人们从自己原先血肉相连的环境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个新的主体。
以前羌人聚会,会在喝咂酒前唱人类起源的古歌:“人的头发要学着森林的样子长,眼睛要学着太阳的样子长,耳朵要学着树子上的木耳的样子长,鼻子要学着山梁的样子长,眉毛要学着地边上的草丛丛的样子长,牙齿要学着悬岩上的一排白石头的样子长,舌头要学着石岩中间夹的红石头的样子长,肩膀要学着山坡的样子长;人的心脏要学着桃子的样子长,人的大腿要学着磨刀石的样子长,人的膝盖骨要学着歇气坪上的石头样子长,人的小腿要学着直棒棒的样子长,脚板要学着黄泥巴块块的样子长。”这是人模仿自然成长的神话叙事,如同盘古开天辟地后,身体化为日月山川一样,是一种触类旁通的相似性思维。
这种自然仿生学在这个河边轰隆隆地奔驰着运矿石大卡车的工业时代,部分地失效了,虽然仍有很多人在一种怀旧情绪中不断地缅怀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无间。毫无疑问,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只是美好的愿望或者绝望。因为文化就是人们将自己从自然状态中区隔出来,田园牧歌时代的区隔没有那么明显,工业机械与电子网络、AI时代,人造物与技术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自然日常。
第一次去石椅羌寨,我就遭遇了这样的认知刺激。石椅羌寨位于凤凰山的中腰,是北川比较有代表性的羌族风格寨子,当时已经改造成了模范的旅游接待点,建筑焕然一新。车子经过几个急转弯的陡坡,爬到一处山门,再登几十级台阶,就进入到寨里了。深秋已过,山上的李树、枇杷还没有变黄,地上杂乱长着巨大的萝卜缨,反倒愈发苍翠郁勃。在等待上级领导的过程中,天气阴沉,院中生起了篝火,我凑过去取暖,但也只是向火的一面才有点热气,还不能离得太近,衣服都快被烤焦了。
脚被冻得生疼,我站起来往寨内高处走,一户人家的火塘边围坐着几个跟我同样等待中的干部在烤火。他们吃着花生,嗑着瓜子,瞎聊天,那种情形就跟年少时在老家拜年吃完饭后,亲戚们趷蹴在山墙下闲聊差不多。我见椅子上灰尘颇大,也懒得坐,就一个人往村里走。爬山的过程中,身上慢慢热起来,脱了大衣搭在臂上,偶然撞见了一个巷口有两个老汉在杀猪。其中一头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另一头内脏也扒出来了,在一个大桶里用开水清洗刮毛。我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过这种杀猪场景了,那是童年乐趣之一,不仅是场面刺激兴奋,更主要是杀猪后会有丰盛的晚餐。
我用手机对着杀猪的场景拍了一张照片。旁边看热闹的一位看上去有七十岁的老妪说,发个抖音,杀年猪。我颇为惊讶。这样犄角旮旯的山里小巷,像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大概率不会识字,却知道发短视频,可见新传媒能量的巨大,技术改变生活的一个侧面——她的日常生活已经赛博格化了。
这是现代性的缩影,它的背后当然是科技、商业和消费所主导的城市文明。乡土在这种新兴而不可抗拒的潮流中慢慢地被同化,“同化”未必全然是坏事——技术本身的价值中立性,让几乎所有地方乃至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地方的人们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同时代人。但是,“同化”也有一个让情感上怀旧的人难以接受的后果,那就是人们有可能对既有的传统弃如敝屣、毫不珍惜,除非它们能带来实在的利益。“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宏大命题,在我看来,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任何一种有活力的传统都必然是不断吐故纳新、自我蜕变的。石椅羌寨是一种,药王谷则是另外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