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或地方出发的写作

最近几年，不少小说显示出鲜明的区域特征或地域特色，地方元素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构成。同时，地方性日益成为文学批评流行的角度，例如关于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新浙派、新北京作家写作的倡议或讨论。这些创作、倡议或讨论，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在当下的语境中则互为参照。

在岭南或大湾区，近期也出现了一些有区域特色的长篇小说。例如翰儒的“客家三部曲”——由长篇小说《春秋渡》《流年河》与《归宿》构成。“客家三部曲”引人注目之处，首先在于蕴含着自觉的题材意识和结构意识。这三部长篇小说虽然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各不相同，但是在叙事时间上有延续性，且都关注客家人在不同时期的生活变迁和情感状态，注重展现客家人生活区域的历史与现实。它们的结构方式并不一样，又有内在的呼应和整体的考虑。《春秋渡》和《流年河》的叙事时间跨度比较大，《归宿》的叙事时间则尤为集中。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与这一形态最为接近的，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长篇小说构成。不管是在题材还是结构的方法上，“客家三部曲”和“江南三部曲”都有相似之处。就“客家三部曲”而言，每一部都各有优点，写得最好的是《归宿》。《归宿》文气贯通，写得最为从容、饱满。这三部长篇小说放在一起，又形成一个新的高度。

翰儒对区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对小说的结构形态也有所影响：“客家三部曲”在叙事上有一个客家围屋般的圆形结构。这三部小说，从写客家人的迁徙开始，写客家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奋斗不息、如何开拓进取的过程。而“客家三部曲”中的《归宿》，实际上主要写客家人迁徙中的回归。这种回归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温尚文等人如何参与温家围的保护和开发。温家围作为客家文化精神的象征，得到了温尚文等人的守护。这种守护行动，也可以视为一种家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回归。这种回归并不只是单一的终结或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春秋渡》《流年河》与《归宿》的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有一种朴素的感情，有一种一视同仁的味道。这三部小说涉及众多的人物，但是其中没有大奸大恶的人。里面写到的人，都有丰沛的人性。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但是这些缺点和不足，更多是人性固有的成分，并没有在社会、历史中表现为大奸大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渡》《流年河》与《归宿》对富人形象的塑造，放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看，是很有独特性的。不少中国当代作家写到富人时，经常采用妖魔化的叙事策略，富人时常被写得很怪诞，有各种各样让人觉得难以理喻的问题。在翰儒的小说中，却很少看到这样的形象。比如《归宿》中的温尚文，虽然也很富有，是富裕阶层的一员，但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行事方式，都没有很出格的地方。温尚文积极进取，有责任心，有家族意识。这样的人物形象，在翰儒的这三部长篇小说中还有很多。翰儒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特征，与翰儒对人物有一种朴素的感情有关系。他本身就是客家人，对社会、历史和人生持一种有情的立场。在他看来，“情”是理解世界的重要关键词和抓手，是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路径。翰儒也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为客家人立传，让读者看到客家人本来的样子。这种区域文化对作家精神底色的影响，是我们在思考区域写作的特点和问题时应该注意到的。

“客家三部曲”有一种厚重的质地，对客家的历史、文化、风俗，还有客家人的情感结构等许多方面都有展现和反映。与此同时，翰儒在写作中也不忘融入自己对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思考。他重视“情”的作用，也不忽视“理”的作用和力量，因而在写作中也试图实现“情”与“理”的融合。在对客家人的生活、历史的反映与思考上，“客家三部曲”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赞许和关注的。其中所展现的区域文化特征也值得重视。

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也体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和地方性。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陈继明的笔触指向潮汕文化区域。《平安批》涉及潮汕人迁徙的历史，也写到潮汕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对潮汕文化的凝视，有很独特的地方。这和作为区域的潮汕的特质有很大的关联。正如黄挺所指出的，“要理解作为区域的潮汕的历史，要注意两种视角——中国大陆的视角与海洋世界的潮汕，此外还要注意潮汕的三个文化元素：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海洋世界的土著文化、来自北方大陆的中国文化、在大航海时代随潮流而至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理解16～20世纪的潮汕历史，必须注意西方文化传入后和本土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与重构，要注意与全球互动所造成的对潮汕文化的结构性变化。”①黄挺对潮汕历史的研究，陈继明对潮州历史的讲述，都融入了全球史的视野——既从中国看潮汕，也从世界看潮汕；既从潮汕看中国，也从潮汕看世界，看潮汕、中国与世界的之间联系和互动。《平安批》既写潮汕作为区域的历史，又注重写这一区域与更广阔的世界的关联。

卢欣的长篇小说《时间修复师》也很值得注意。它同样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时间修复师》以广钟等岭南的事物为载体，写岭南的生活，写岭南的历史与当下。它又能以实写虚——由写广钟而上升到写关于时间的思考，写对生命和意义的思考。区域文化对这部小说的影响，除了主题，也体现于小说的语言。这部小说有精巧的气息，没有用很繁复华丽的、高度陌生化的语言，多是简约而有余味的短句，有点像余华《活着》的语言风格。这是一种令人读来觉得放松的、自然的语言，里面有一种返璞归真的精致，也有鲜明的南方特色。精巧也体现在小说的结构和叙事上。 《时间修复师》有两条时间线索，它们齐头并进，一条写历史，一条写当下。这两条线索，又互相呼应，时有交织。

在写作中重申地方与区域的维度，有其重要意义。首先，这能够对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均质化、单面化起到缓和作用。地理批评的奠基人韦斯特法尔，还有着意建构文学地理学的评论家米歇尔·柯罗，他们的理论实践和批评实践，都蕴含着对抗全球化所带来的上述负面影响的意图。

地方与区域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们能够赋予写作所需要的具体性。段义孚等人文地理学学者尝试对空间与地方进行区分，主张空间是抽象的、疏远的，而地方是具体的、细致入微的。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形式，文学能够以具体的、细致入微的方式呈现外在的物理世界和内在的心灵世界的具体性。这是文学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好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对地方的凝视和表达。

与此同时，在强调地方和区域的意义时，也要避免画地为牢。这是因为，要正确认识区域或地方的特质，包括认识人的生存状况，需要有宽广的视野。在当前的语境中，不管写什么题材，世界都是我们重要的认识框架。地方与世界、地方与区域、区域与世界，可以互相照亮。地方、区域与世界，构成一个解释学循环。比如在地理批评的理论建构和具体批评实践上颇为引人注目的韦斯特法尔，就既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要重视地方的意义，又强调要从地方出发走向远方、走向世界。在他看来，“走向远方、经常探访我们不熟悉的边缘地带有时是非常有好处的。这种活动带给我们的刺激让我们告别了舒适的固有生活，摆脱了重复的思维模式，远离了过于良好的生活环境带来的昏沉倦怠。我们应该走向别处，来告别熟悉的生活，来真正地走向世界。因为有一点我是非常肯定的，那便是只有走出子午线的牢笼，我们才能挖掘我们拥有的全部潜力。我们的文化可以向远处延伸，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曾经被视为异域的、他者的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到我们的原生文化之中。文化被纳人一个多维度的、全球化的巨大网络中，并且在边界、界限和限制之外被颠覆和翻转。作为文化的基石，我们对知识的好奇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奢侈品，而是一种必要条件”。②是的，在当下，我们需要一种写作的辩证法，或是关于写作的辩证认识：从区域或地方出发的写作，最终要走向世界；以世界为视野的写作，最终也需要落实于地方或区域，借此获得写作所需要的具体性与独异性。我们既要有写作和生活的近处，也要有远方；走向远方后，也还需要回到近处，不忘记出发之地。近处和远方，两者缺一不可。

还需要强调的是，在今天强调文学的区域性或地方性，要立足于新现实，并且要从新现实出发探寻新的书写方法。从地方性的角度理解文学，在中国其实有漫长的历史。在以往，构成这个问题的视域或语境的，是国族，即“地方/国族”构成理解文学的重要坐标。如今重申地方性，在保留国族视野的同时，还必须有世界视野。这和全球化的进程所带来的冲击直接相关。全球化的进程，导致了不同地域的特征被抹平，某些特定的地域景观、文化等在这个进程中消失了。与地方相关的文化或景观的去与留，就构成一个问题。与此同时，流动性已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包括人的流动和迁移会使得人的地方性比以往要更加难以界定。因此在今天，区域文学或地方文学，更多是作为过程、而非目的存在。我们理解文学中的地方、区域文化元素，也应该是在动词而非名词的角度去理解。

考虑到中国自身的文学批评传统，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特点，今天我们要强调区域或地方的意义，但是更要强调世界视野的不可或缺。在区域视野、国族视野之外，引入世界视野的话，我们会发现，小说还有另外的结构方法，文学作品也会显现新的意义。举个例子，“客家三部曲”中写到客家人的“过番”经历，也就是在海外谋生的经历。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这是没有得到太多表现的、却又非常重要的领域。这一段历史，既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全球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全球史当中，移民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书写，是“客家三部曲”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方面，也是翰儒小说创作的生长点之一。此外，陈继明的《平安批》，也用了较多的篇幅去书写华人在海外的生活，用了较多的篇幅去写地方、区域、中国与世界等不同层面如何构成互动。这些作品，固然有鲜明的地方性和区域性，同时也有很强的世界性。使得它们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则主要是世界性。

再如《时间修复师》。这是一部整体完成度很高的小说。与此同时，这个题材，这一类的题材，也有另外的写法。《时间修复师》中所写的广钟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中西文明遇合的过程中产生的。这部小说的叙事重心，并没有落在广钟的跨文化特质上，但从小说的“后记”中又可以看出，卢欣对它的跨文化特质是深有认识的。像这类题材，在情节和人物的设计上，其实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外国人的形象，把他们的故事也融入进来，作为小说的一部分。除了写中国人的故事，也不妨写写外国人是怎么看待广钟的，和广钟又有着怎么样的故事，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岭南文化的，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如果有这样的人物和情节安排，多写写跨越国界的互联与互动，以及互联和互动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就可以在国族视野之外，迈向具有全球视野（全球史、全球化）的写作。

这样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写作，是接下来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方向之一，是更新中国文学的一种路径。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往往只关心中国内部的事，很少会跨越国门。可是有时候，稍微做一些跨越，写作的眼界和问题意识都会很不一样。并且，正如杨斌所说的，“中国史是更广大、更广阔历史之一部分，很多中国史上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有时候答案恰恰在中国之外”，③视野的选取，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变革的趋势，而如何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去认识，如何在全球史的、全球化的视野中去展开叙事，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注释：

①参见黄挺：《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三联书店2017年，第2-4页。

②[法]韦斯特法尔：《子午线的牢笼——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当代艺术》，张蔷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1页。

③[新加坡]杨斌：《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韩翔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2-13页。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