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见君子

一  自书斋进入广大田野

秋天了，成熟的事物满眼皆是。新播下的种子，则只有土地、耕犁和农人知道。

董作宾身穿粗布蓝裤、夹克，戴软边帽，斜背水壶和相机，手捏小笔记本，眯眼看着安阳郊区小屯村的一切。

玉米棒子已被摘过，谷穗低垂。白杨树叶子的正反面，在北风里时明时暗地翻飞，哗哗啦啦作响。洹河，在附近弯曲出一个巨大弓形。董作宾想到中原最南端故乡的景象，那一条白河在独山下也弯曲出巨大弓形，把南阳盆地里的才子与传奇，箭一样射向远方。南阳与安阳，风物大抵上神通形似。但此刻，远处，太行山用一缕淡烟般的轮廓提醒他，此地是中原最北端了。再向北，就是庄子《秋水》记载的燕国少年学习走路姿势、不得不匍匐离开的邯郸城。再向北，就是那一座盛大城阙，在“蓟”“渔阳”“范阳”“幽州”“燕京”“大都”“京都”“北京”“北平”等等名称间流变、切换。一次流变与切换，就是一次烽火与离乱。

这一天，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董作宾明白，自己即将成为掀开中国现代考古学封面的第一人，用洛阳铲与鹤嘴锄这两只手，掀开黄土。北宋欧阳修、曾巩创立的“金石学”，随之画上句号。是年，董作宾三十三岁，带领七位同仁，摆脱书斋里二手性的收集与把玩，推门而出，进入广大现场，首度以“田野调查”这种现代考古形式，追问殷商时代的存在和甲骨文字的真实性。

身穿长衫的好友、南阳同乡、河南省教育厅官员郭宝钧，低声提醒：“作宾，可以开始了吧？”董作宾如梦初醒般拍拍头，笑了，用中原土语大声对众人说：“老少爷们，弟兄们，受累了，拜托大家了！咱们开始发掘吧，晚上请大家喝酒啊！”十一个劳工在学者指导下，开始小心翼翼发掘。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十三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那里。一大群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在议论：“挖宝了，这些人发大财了，还用兵守着哩！”“咱这里，宝地啊……”“断了多少人的财路呀。”“外乡人和咱们抢财呢！”“听那个头头说话，像咱本乡人，斯斯文文的……”

在持续十七天的第一期发掘中，小屯村田野，敞开怀抱了三千年的秘密，像母亲说出压在心头的累累往事，松出一口气，化作安阳城上空的日色与风声。甲骨、彩陶、青铜箭簇、玉器……次第出土，证明这一带就是商代都城遗址亦即殷墟。在一堆甲骨里，发现一副人体骨架。董作宾走过去端详，判断：“大约是守护甲骨的人，像档案馆馆员一样？”指示助手：“先别打扰他睡觉，埋回去，做一个标记。”助手笑了。一锹又一锹黄土，为中国早期的一个档案馆馆员，重新盖上被褥与长夜。

三个月前，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回南阳度暑假，照顾病重的母亲。八月十二日，收到在广州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发来的电报：“望速去安阳实地观察甲骨景况，再作决断。”遂骑马到开封，换乘汽车抵达安阳，进入安阳中学亦即欧阳修所写的昼锦堂，拜见友人、安阳中学校长张天骥。两人来到小屯村，在河边田野随意一走一踢，就露出龟甲和牛骨残片，其上有笔画清晰或模糊。挖掘“龙骨”亦即甲骨的人群，随处可见，时时有冲突场面发生，刀棍相向。看见衣装与气度不寻常的董作宾，他们警觉、试探：“收龙骨吗？价钱好商量啊！”

那天晚上，一陌生男子，来到董作宾和张天骥吃饭的餐馆，拿出一片龟甲：“先生看看，这么大，有字哩！”董作宾接过来。甲骨上的纹理肤浅紊乱。他笑了：“您的手劲，得再练一练呵。”陌生男子红了脸，挠头：“遇见高人了，露丑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日本人，常年住在安阳城，收了不少俺这些龙骨呢。”董作宾给他让座、斟酒：“记着啊兄弟，这不是龙骨，是甲骨……”张天骥后来问：“咋看出来那甲骨文是假的？”董作宾答：“老祖先的笔画，有情感在焉，大小参差，牡牝相衔。好多甲骨文，今人虽暂时认不出，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美，拙朴有力，画一样啊……”

董作宾在安阳向傅斯年发电报：“甲骨未穷尽。迟一日发掘即有迟一日之损失。当速作决断。”随后去街头巷尾古董店里探寻，购甲骨数十片。与张天骥各骑一驴出城，去五十里外的万佛沟，勘察惨遭破坏的石窟群。日本文物商人看中哪一佛头，就指使当地人把它砸下来，一佛头的工钱是一百银元，半年辰光，佛头洗劫一空。董作宾抚摸那些空虚的佛肩，叹息。佛头缺失后的凹处，积累一层土、一汪水，长出小草，试图组成绿佛头……

傅斯年很快给董作宾回电，言明已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支持，请董作宾离开中山大学、加入历史语言研究所，聘其为殷墟考察第一期负责人，并汇来一笔经费。董作宾通过恩师张中孚，与当地政府接洽，赢得支持。从河南大学请来若干师生加盟调查，以壮声势。安阳街头贴出“保护文物”的公告。于是，有了十月十三日小屯村田野大致平静有序的局面。若干人贼眉鼠眼，在警戒线边窥望动静，发牢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是不是？！”董作宾走上前，一一敬烟、解释：“国家立法保护了，地下古物都归国家了，不归个人，俺们也不是为自己发财，是为国家做事。要不，咋会有士兵来守护呢？”他不抽烟。前一日，在安阳城嘱咐助手买几条香烟备着：“香烟一敬一接之间，就不会有伤面子的事情发生，这是中原的人情风俗。”

多年后，傅斯年问：“彦堂兄，一九二八年，我这个刚开张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为何力主您去安阳带队发掘，知道吗？”董作宾摇头。傅斯年用双手衡量着自己腰围的雄阔度，笑了：“一群秀才，走出书斋去田野里与强盗抢宝贝，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如何能行啊？兄是中原人，家乡事情再烦难，也能乾坤在握、开启新局。”董作宾恍然大悟：“孟真兄啊，比我小一岁，那一年也不过三十二岁吧，少奸巨猾啊……”傅斯年哈哈大笑，戛然而止：“其实，你我皆笨拙，正适宜走学问这寂寞长途，容不得狡猾。当年，胡适先生启发我脱离政界，正出于对学生性情之了解。彦堂兄比我更笨拙，也就更杰出啊。然而，做学问，如何能与时代脱得了干系？我辈南渡复北归，完全像一场梦啊……”董作宾一时不知如何回应，搓热双手，去握傅斯年右手。这一只在五四运动中挺在最前头、举到最高处的手，有些凉。

自划时代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到里程碑般的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九年间，在小屯村，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开展十五期殷墟考察，大致在每年春秋。李济、梁思永等等从海外归来的学者，相继加盟并领衔。其中，董作宾为第一、五、七、九期负责人，第二、三、四、六期参与人，第十一、十三、十五期监督人，从广州、北京或南京，屡屡奔赴这片田野。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第五期，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元培亲书“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八个大字，派人自北平送至小屯村挖掘现场以示激励。董作宾大声念诵罢，停顿良久，低声言语：“家国艰虞，我辈惟有自强不息，无论战场、田野与书桌……”众人继续挥动洛阳铲与鹤嘴锄，似挥动刀戈、雪耻复仇。那一张纸、八个字，董作宾携带终生，就一路处于风雨鸡鸣，就只能成为大地般厚德载物的君子。

从小屯村共获得一万三千零四十七片甲骨文，涉及三千余字，至四十年代，已辨认出其中一千余字，拼图般呈现出早期中国的新面目、新声息。以此为基础，一九四五年春，在长江边的四川李庄镇，董作宾完成描叙殷商变迁的《殷历谱》，将中国信史向远古推进二百七十三年，为抗战胜利在望献上一个学者的礼物。但也付出严重代价：田野冷饭造成严重胃病，血压起落不定；腰腿关节时时作痛，妻子熊海平用药酒擦涂缓解；四十岁就满口牙齿脱落，对一副假牙说出的话语自我质疑，遂有了口头禅：“对不对呢？再想想，再作判断不迟……”

回到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小屯村。结束了第一天工作，全体工作人员在田野合影留念。劳工们蹲于第一排，手持长杆的洛阳铲；学者们站第二排，身穿长衫、西服或夹克；士兵们持枪挺立两侧。起风了，吹散头发，掀起衣角。一棵大白杨树作为背景。董作宾眼睛细长，笑起来像闭着，远眺这片田野的过往和未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在无名氏《诗经》、曹操《苦寒行》、向秀《思旧赋》的次第吟诵中，殷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一一闪现复叠印，以不同土色，加深安阳的狂喜与哀伤。董作宾在照片中瞻望复思量，大约不会看见我，一个平淡无奇的同乡后生。

新世纪初，某年夏，我来安阳，在那七个朝代之上，看见中国汉字博物馆、殷墟遗址公园，游客如云。也似乎看见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黄昏，走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小屯村考古工作站，门房间师傅递来一封他妻子、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赵萝蕤的信。他急忙打开，站在一丛紫藤下默默读完，把那些热烈的话，在脸上贴了一贴。信中附带几页惠特曼《草叶集》的新译稿，陈梦家嗓音发颤地念诵：

我歌唱自己，我歌唱饱含热情、脉搏和力量的广阔生活，心情愉快，支持那些神圣法则指导下形成的、最自由的行动……

当代安阳游客，大都不知道陈梦家、赵萝蕤、惠特曼，一概饱含热情、心情愉快。他们像我一样盯着殷墟内的人工池塘，其中，用青石板铺成的巨大龟甲，刻有董作宾以甲骨文书写的诗句：“日在林中初入暮，风来水上自成文。”日在复风来，这神圣法则指导下形成的自由景象，让后人与前贤魂魄相通。

于是，我再次看见一九二八年十月的那一天。安阳城星辰高悬，董作宾设宴请客。烩菜、灌肠、道口烧鸡、血糕、扁粉菜……摆满桌面。董作宾一一敬酒，酒量小，一口一口浅酌，额头渗出细密汗珠，脸色醉红。郭宝均站起来替酒：“俺是他哥，应该替他一替。”董作宾搂了搂郭宝均的腰，仿佛两个南阳少年，搂腰走在独山下、白河边。

在旅馆，董作宾翻开日记，用毛笔写下一句很抒情的话：“自今日始，看见不一样的中国。”

二  贞人，在中国文章源头处

刻刀的形态，是一尾鱼、一头老虎或毫无装饰的三棱状玉雕或铜铸。

手捏玉刻刀或铜刻刀，一群古人，俯首于龟甲或牛骨，先刻下占卜时间、占卜人名字（即“叙辞”），再刻下向神秘上苍咨询的事体（即“命辞”），置于火焰灼烤，待吉凶迹象渐次浮现：纵向裂纹如春日细雨，吉；横向裂纹如沟壑深渊，凶。接着，他们把这些预言刻在裂纹处（即“占辞”），送给君王将相审视。一个充满未知性和畏惧心的时代，需通过占卜以决断的事件，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征伐、出行、捕猎、宰杀、营建、会晤、婚配、生殖、祭天、求雨、乐舞、种植、丰歉、疾患……无事不卜，无日不占，乌龟与牛所需数量之巨大，可想而知。安阳城外，甲骨遗存之浩瀚也就顺理成章。

占卜者在不安中等待着，让时间对某一占辞，予以确认或否定。门外，池塘中养满乌龟。相信这种长寿、缓慢、隐忍的灵物，能够揭示命运与未知。隔壁仓房里堆满牛骨，隐隐散发腥臭气。牛，与田野劳作密切关联，最懂得人的重负与欢悲。

半日、一日、多日，乃至数月经年后，关于一次占卜的灵验与否，终于有了一个结论，刻在相应叙辞、命辞与占辞的旁边或背面，就是“验辞”。若灵验，验辞就刻得巨大，且涂以红色，像现代书刊中的套红印刷，张扬成就感，这也说明殷商已有最早的“笔”“墨”，笔乃树枝或草茎，墨水由朱砂研磨而得。若占辞不灵验，验辞就刻得微小，显出占卜者的愧色和幽默感。比如，某一验辞，记录两辆车在占卜后出行途中发生相撞事件，一辆车的车辕折断，这“车”字就刻得破碎，另一“车”字则刻得完整结实。必须真实生动地记录一切光荣与失败，连商王武丁亲自占卜失灵，验辞亦详加记载、毫不掩饰。且看一份“天气预报”，记录“商王外出田猎是否遇到大雨”这一占卜应验与否的全过程——

中日至，昃不雨。食日，至中，日不雨。

自旦至，食日，不雨。

弜田，其遘，大雨。

“商王外出下午有没有雨？上午会不会有雨？占卜结论是全天都没有雨。狩猎时却遇到大雨。”一篇写在甲骨上的文章，起承转合间，雨中商王的失败感鲜明浮现。正是这些早期预言家与记叙者，奠定中国书写的基本伦理：“修辞立其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辞者，心之所表也。文者，纹理也。辞与文，以龟甲牛骨为源头，潺湲复澎湃，汇就千秋万古的汉语江河。安阳城外，甲骨组成一个个深坑，就是最初的档案馆、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储藏早期中国的痛疾与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