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见君子

作者: 汗漫

一  自书斋进入广大田野

秋天了,成熟的事物满眼皆是。新播下的种子,则只有土地、耕犁和农人知道。

董作宾身穿粗布蓝裤、夹克,戴软边帽,斜背水壶和相机,手捏小笔记本,眯眼看着安阳郊区小屯村的一切。

玉米棒子已被摘过,谷穗低垂。白杨树叶子的正反面,在北风里时明时暗地翻飞,哗哗啦啦作响。洹河,在附近弯曲出一个巨大弓形。董作宾想到中原最南端故乡的景象,那一条白河在独山下也弯曲出巨大弓形,把南阳盆地里的才子与传奇,箭一样射向远方。南阳与安阳,风物大抵上神通形似。但此刻,远处,太行山用一缕淡烟般的轮廓提醒他,此地是中原最北端了。再向北,就是庄子《秋水》记载的燕国少年学习走路姿势、不得不匍匐离开的邯郸城。再向北,就是那一座盛大城阙,在“蓟”“渔阳”“范阳”“幽州”“燕京”“大都”“京都”“北京”“北平”等等名称间流变、切换。一次流变与切换,就是一次烽火与离乱。

这一天,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董作宾明白,自己即将成为掀开中国现代考古学封面的第一人,用洛阳铲与鹤嘴锄这两只手,掀开黄土。北宋欧阳修、曾巩创立的“金石学”,随之画上句号。是年,董作宾三十三岁,带领七位同仁,摆脱书斋里二手性的收集与把玩,推门而出,进入广大现场,首度以“田野调查”这种现代考古形式,追问殷商时代的存在和甲骨文字的真实性。

身穿长衫的好友、南阳同乡、河南省教育厅官员郭宝钧,低声提醒:“作宾,可以开始了吧?”董作宾如梦初醒般拍拍头,笑了,用中原土语大声对众人说:“老少爷们,弟兄们,受累了,拜托大家了!咱们开始发掘吧,晚上请大家喝酒啊!”十一个劳工在学者指导下,开始小心翼翼发掘。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十三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那里。一大群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在议论:“挖宝了,这些人发大财了,还用兵守着哩!”“咱这里,宝地啊……”“断了多少人的财路呀。”“外乡人和咱们抢财呢!”“听那个头头说话,像咱本乡人,斯斯文文的……”

在持续十七天的第一期发掘中,小屯村田野,敞开怀抱了三千年的秘密,像母亲说出压在心头的累累往事,松出一口气,化作安阳城上空的日色与风声。甲骨、彩陶、青铜箭簇、玉器……次第出土,证明这一带就是商代都城遗址亦即殷墟。在一堆甲骨里,发现一副人体骨架。董作宾走过去端详,判断:“大约是守护甲骨的人,像档案馆馆员一样?”指示助手:“先别打扰他睡觉,埋回去,做一个标记。”助手笑了。一锹又一锹黄土,为中国早期的一个档案馆馆员,重新盖上被褥与长夜。

三个月前,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回南阳度暑假,照顾病重的母亲。八月十二日,收到在广州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发来的电报:“望速去安阳实地观察甲骨景况,再作决断。”遂骑马到开封,换乘汽车抵达安阳,进入安阳中学亦即欧阳修所写的昼锦堂,拜见友人、安阳中学校长张天骥。两人来到小屯村,在河边田野随意一走一踢,就露出龟甲和牛骨残片,其上有笔画清晰或模糊。挖掘“龙骨”亦即甲骨的人群,随处可见,时时有冲突场面发生,刀棍相向。看见衣装与气度不寻常的董作宾,他们警觉、试探:“收龙骨吗?价钱好商量啊!”

那天晚上,一陌生男子,来到董作宾和张天骥吃饭的餐馆,拿出一片龟甲:“先生看看,这么大,有字哩!”董作宾接过来。甲骨上的纹理肤浅紊乱。他笑了:“您的手劲,得再练一练呵。”陌生男子红了脸,挠头:“遇见高人了,露丑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日本人,常年住在安阳城,收了不少俺这些龙骨呢。”董作宾给他让座、斟酒:“记着啊兄弟,这不是龙骨,是甲骨……”张天骥后来问:“咋看出来那甲骨文是假的?”董作宾答:“老祖先的笔画,有情感在焉,大小参差,牡牝相衔。好多甲骨文,今人虽暂时认不出,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美,拙朴有力,画一样啊……”

董作宾在安阳向傅斯年发电报:“甲骨未穷尽。迟一日发掘即有迟一日之损失。当速作决断。”随后去街头巷尾古董店里探寻,购甲骨数十片。与张天骥各骑一驴出城,去五十里外的万佛沟,勘察惨遭破坏的石窟群。日本文物商人看中哪一佛头,就指使当地人把它砸下来,一佛头的工钱是一百银元,半年辰光,佛头洗劫一空。董作宾抚摸那些空虚的佛肩,叹息。佛头缺失后的凹处,积累一层土、一汪水,长出小草,试图组成绿佛头……

傅斯年很快给董作宾回电,言明已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支持,请董作宾离开中山大学、加入历史语言研究所,聘其为殷墟考察第一期负责人,并汇来一笔经费。董作宾通过恩师张中孚,与当地政府接洽,赢得支持。从河南大学请来若干师生加盟调查,以壮声势。安阳街头贴出“保护文物”的公告。于是,有了十月十三日小屯村田野大致平静有序的局面。若干人贼眉鼠眼,在警戒线边窥望动静,发牢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是不是?!”董作宾走上前,一一敬烟、解释:“国家立法保护了,地下古物都归国家了,不归个人,俺们也不是为自己发财,是为国家做事。要不,咋会有士兵来守护呢?”他不抽烟。前一日,在安阳城嘱咐助手买几条香烟备着:“香烟一敬一接之间,就不会有伤面子的事情发生,这是中原的人情风俗。”

多年后,傅斯年问:“彦堂兄,一九二八年,我这个刚开张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为何力主您去安阳带队发掘,知道吗?”董作宾摇头。傅斯年用双手衡量着自己腰围的雄阔度,笑了:“一群秀才,走出书斋去田野里与强盗抢宝贝,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如何能行啊?兄是中原人,家乡事情再烦难,也能乾坤在握、开启新局。”董作宾恍然大悟:“孟真兄啊,比我小一岁,那一年也不过三十二岁吧,少奸巨猾啊……”傅斯年哈哈大笑,戛然而止:“其实,你我皆笨拙,正适宜走学问这寂寞长途,容不得狡猾。当年,胡适先生启发我脱离政界,正出于对学生性情之了解。彦堂兄比我更笨拙,也就更杰出啊。然而,做学问,如何能与时代脱得了干系?我辈南渡复北归,完全像一场梦啊……”董作宾一时不知如何回应,搓热双手,去握傅斯年右手。这一只在五四运动中挺在最前头、举到最高处的手,有些凉。

自划时代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到里程碑般的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九年间,在小屯村,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开展十五期殷墟考察,大致在每年春秋。李济、梁思永等等从海外归来的学者,相继加盟并领衔。其中,董作宾为第一、五、七、九期负责人,第二、三、四、六期参与人,第十一、十三、十五期监督人,从广州、北京或南京,屡屡奔赴这片田野。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第五期,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元培亲书“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八个大字,派人自北平送至小屯村挖掘现场以示激励。董作宾大声念诵罢,停顿良久,低声言语:“家国艰虞,我辈惟有自强不息,无论战场、田野与书桌……”众人继续挥动洛阳铲与鹤嘴锄,似挥动刀戈、雪耻复仇。那一张纸、八个字,董作宾携带终生,就一路处于风雨鸡鸣,就只能成为大地般厚德载物的君子。

从小屯村共获得一万三千零四十七片甲骨文,涉及三千余字,至四十年代,已辨认出其中一千余字,拼图般呈现出早期中国的新面目、新声息。以此为基础,一九四五年春,在长江边的四川李庄镇,董作宾完成描叙殷商变迁的《殷历谱》,将中国信史向远古推进二百七十三年,为抗战胜利在望献上一个学者的礼物。但也付出严重代价:田野冷饭造成严重胃病,血压起落不定;腰腿关节时时作痛,妻子熊海平用药酒擦涂缓解;四十岁就满口牙齿脱落,对一副假牙说出的话语自我质疑,遂有了口头禅:“对不对呢?再想想,再作判断不迟……”

回到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小屯村。结束了第一天工作,全体工作人员在田野合影留念。劳工们蹲于第一排,手持长杆的洛阳铲;学者们站第二排,身穿长衫、西服或夹克;士兵们持枪挺立两侧。起风了,吹散头发,掀起衣角。一棵大白杨树作为背景。董作宾眼睛细长,笑起来像闭着,远眺这片田野的过往和未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在无名氏《诗经》、曹操《苦寒行》、向秀《思旧赋》的次第吟诵中,殷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一一闪现复叠印,以不同土色,加深安阳的狂喜与哀伤。董作宾在照片中瞻望复思量,大约不会看见我,一个平淡无奇的同乡后生。

新世纪初,某年夏,我来安阳,在那七个朝代之上,看见中国汉字博物馆、殷墟遗址公园,游客如云。也似乎看见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黄昏,走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小屯村考古工作站,门房间师傅递来一封他妻子、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赵萝蕤的信。他急忙打开,站在一丛紫藤下默默读完,把那些热烈的话,在脸上贴了一贴。信中附带几页惠特曼《草叶集》的新译稿,陈梦家嗓音发颤地念诵:

我歌唱自己,我歌唱饱含热情、脉搏和力量的广阔生活,心情愉快,支持那些神圣法则指导下形成的、最自由的行动……

当代安阳游客,大都不知道陈梦家、赵萝蕤、惠特曼,一概饱含热情、心情愉快。他们像我一样盯着殷墟内的人工池塘,其中,用青石板铺成的巨大龟甲,刻有董作宾以甲骨文书写的诗句:“日在林中初入暮,风来水上自成文。”日在复风来,这神圣法则指导下形成的自由景象,让后人与前贤魂魄相通。

于是,我再次看见一九二八年十月的那一天。安阳城星辰高悬,董作宾设宴请客。烩菜、灌肠、道口烧鸡、血糕、扁粉菜……摆满桌面。董作宾一一敬酒,酒量小,一口一口浅酌,额头渗出细密汗珠,脸色醉红。郭宝均站起来替酒:“俺是他哥,应该替他一替。”董作宾搂了搂郭宝均的腰,仿佛两个南阳少年,搂腰走在独山下、白河边。

在旅馆,董作宾翻开日记,用毛笔写下一句很抒情的话:“自今日始,看见不一样的中国。”

二  贞人,在中国文章源头处

刻刀的形态,是一尾鱼、一头老虎或毫无装饰的三棱状玉雕或铜铸。

手捏玉刻刀或铜刻刀,一群古人,俯首于龟甲或牛骨,先刻下占卜时间、占卜人名字(即“叙辞”),再刻下向神秘上苍咨询的事体(即“命辞”),置于火焰灼烤,待吉凶迹象渐次浮现:纵向裂纹如春日细雨,吉;横向裂纹如沟壑深渊,凶。接着,他们把这些预言刻在裂纹处(即“占辞”),送给君王将相审视。一个充满未知性和畏惧心的时代,需通过占卜以决断的事件,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征伐、出行、捕猎、宰杀、营建、会晤、婚配、生殖、祭天、求雨、乐舞、种植、丰歉、疾患……无事不卜,无日不占,乌龟与牛所需数量之巨大,可想而知。安阳城外,甲骨遗存之浩瀚也就顺理成章。

占卜者在不安中等待着,让时间对某一占辞,予以确认或否定。门外,池塘中养满乌龟。相信这种长寿、缓慢、隐忍的灵物,能够揭示命运与未知。隔壁仓房里堆满牛骨,隐隐散发腥臭气。牛,与田野劳作密切关联,最懂得人的重负与欢悲。

半日、一日、多日,乃至数月经年后,关于一次占卜的灵验与否,终于有了一个结论,刻在相应叙辞、命辞与占辞的旁边或背面,就是“验辞”。若灵验,验辞就刻得巨大,且涂以红色,像现代书刊中的套红印刷,张扬成就感,这也说明殷商已有最早的“笔”“墨”,笔乃树枝或草茎,墨水由朱砂研磨而得。若占辞不灵验,验辞就刻得微小,显出占卜者的愧色和幽默感。比如,某一验辞,记录两辆车在占卜后出行途中发生相撞事件,一辆车的车辕折断,这“车”字就刻得破碎,另一“车”字则刻得完整结实。必须真实生动地记录一切光荣与失败,连商王武丁亲自占卜失灵,验辞亦详加记载、毫不掩饰。且看一份“天气预报”,记录“商王外出田猎是否遇到大雨”这一占卜应验与否的全过程——

中日至,昃不雨。食日,至中,日不雨。

自旦至,食日,不雨。

弜田,其遘,大雨。

“商王外出下午有没有雨?上午会不会有雨?占卜结论是全天都没有雨。狩猎时却遇到大雨。”一篇写在甲骨上的文章,起承转合间,雨中商王的失败感鲜明浮现。正是这些早期预言家与记叙者,奠定中国书写的基本伦理:“修辞立其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辞者,心之所表也。文者,纹理也。辞与文,以龟甲牛骨为源头,潺湲复澎湃,汇就千秋万古的汉语江河。安阳城外,甲骨组成一个个深坑,就是最初的档案馆、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储藏早期中国的痛疾与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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