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历史、时代：关于青年写作的几个问题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青年”问题在中国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年龄问题，而更指向一种精神性，甚至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密切相关。大约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文学界关于青年写作的讨论此起彼伏，但事实上并未收获真正具有共识性的结论，甚至关于“青年写作”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都不明晰，许多讨论因为彼此的关注对象并不相同，最终只能沦为缺乏沟通可能性的自说自话，青年写作也逐渐成为文学界一个看似重要，实则并不新鲜，甚至有些乏善可陈的话题。

另一方面，对于青年写作关注度与认知度的错位，恰恰显示了人们对其的关切、期待与不满足，因此，青年写作是什么与我们需要怎样的青年写作，构成了这一问题的两大核心。本文试图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厘清一些最基本的、却很难绕过的概念，也希望能为之后的讨论扫清一些障碍。

年龄问题及其意义

青年写作是什么，或者，谁是青年？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话题，但就我的观察，文学界对于青年作家的命名方式不一而足，其中最简便也最通行的是以十年为一个代际，如“80后”“90后”“00后”，此外还有“Y世代”“Z世代”等说法。“×0后”的命名肇始于世纪之交，1998年，《作家》杂志曾推出“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第一次整体关注和呈现了当时作为青年作家的“70后”一代及其创作；新世纪初，“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写作者，一段时间内，离经叛道的“80后”受到文学界和整个社会的关注，此后，“90后”“00后”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代称。虽然这种命名的有效性一直饱受争议，但是，为了言说的便利，我们暂且在此基础上进行观察。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文学期刊所开设的青年写作小辑或专栏中，作家的主体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文学》《青春》等致力于发现新锐的期刊，多侧重于更年轻的“90后”“00后”，但似乎都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李壮、何平在《小说评论》主持的“青年作家评论小辑”中，将研究对象缩小为1988—1994年出生的作者，并在开栏语中解释了这一选择：“1988年及之后几年出生的这批人，恰恰是在‘千禧年经验’中成长起来的。换言之，‘千禧年经验’是他们的经验底色，‘新世纪世界’是他们的世界底本。相比于前辈作家，世界和生活在他们的生命中尚未发生过特别巨大的断裂或翻转，‘当初’亦是‘当下’、人生常如初见。他们的生命经验从一开始便被嵌入到21世纪全新的‘超稳定结构’之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所迫切需要面对并言说的许多新主题、新关系、新经验，他们生而熟知、并因此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譹？訛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当然记得“千禧年”曾经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记忆——歌手朴树有一张著名的专辑《我去2000年》，里面有一首歌，歌词我至今记得：“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这无疑表现出当时大众面对即将到来的千禧年与新世纪时，那种狂欢般的集体情绪，但是，在我看来，千禧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来说并不存在“划时代”的意义，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拐点，或许应该追溯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改革开放。

正是因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迎来了历史性的大变革，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社会真正进入了现代性发展的快速道。具体来看，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巨大争议，这一时期的调整重心是拨乱反正，现代主义、人道主义等的传播是与其争议性同时进行的；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日常生活成为真正难以取代的新的时代主流。自此之后，无论是千禧年还是新世纪，事实上都是某种1990年代延长线式的存在。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在时代与历史背景、个人生活经验，还是在整个社会的观念、价值、审美等方面，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真正区别了“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界标，应该是1990年代。与此同时，我也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出生年份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重要：一个初生的婴儿懂得些什么呢？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一个人甚至都难以保留个体记忆。相比出生年份，更加重要、会实质性地影响到生命底色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成长年份、是他或她‘开眼看世界’进而三观成型的年份”，而“在心理学的‘自我同一性’概念中，12岁具有分界线式的意味”。？譺？訛借助这一视角，如果以1992年为坐标进行划分，我的判断是，以此倒推12年至1980年，之前是一代人，而之后是另一代人，也就是说，当下我们俗称的“80后”“90后”“00后”，大致可以算作“青年作家”。

之所以耗费如此篇幅去解释“青年作家”的身份及其概念问题，一是为了选取对象和行文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只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区别，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青年写作所呈现的变化与其中的新质。正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时代现实的巨大转变，造成了青年作家与前辈作家的根本性差别，因此，才有可能存在现实意义上的“青年写作”。也正是在青年作家与前辈作家的对比中，我们再次确认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三大转变，即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1990年代，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冲击之下，纯文学遭到冷遇，“失却轰动效应”成为难以逆转的宿命，1980年代曾经一度站在整个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渐边缘化。早在1992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一代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学正面对着一片“旷野上的废墟”，人文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在这个时候受到了严重挑战。如今看来，1990年代一系列的新兴文化现象，如商业炒作、作家版税、手稿拍卖、文人下海、文学作品影视化，等等，这些当时备受争议的事件，我们现在早就习以为常。诚如鲍德里亚所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社会的境地”？譻？訛，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年作家，正是成长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乃至景观社会的现实中，《小时代》式的物质符号的堆叠仅仅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曾经的宏大叙事、意识形态话语、精神理想以及道德美学等等，都在这一现实中遭到消解、解构，关注物质的、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也由此成为青年写作的共同起点。

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转型，更是一种社会学领域的整体性转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中国传统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被彻底颠覆，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出现，并且进一步彼此隔阂。在城市内部，伴随着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城市居民也逐渐分化为多种职业、多种身份乃至多种阶层。以我个人为例，因为成长过程缺乏切身的乡土生活经验，因此，对乡土文学乃至乡土世界的理解始终非常有限，这也构成了自己知识体系与审美体系的一大匮乏。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更年轻的“90后”“00后”作家，他们当中具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人必然越来越少，而真正生长在乡土社会的青年，在二元结构的裂痕中究竟还能保留多少话语空间？袁凌曾在非虚构《寂静的孩子》中记载了边远山区孩童们的生存处境，这里的“寂静”不仅概括了他们鲜为人知的童年，更预示着他们成年后的某种宿命。因此，中国文学尽管有着那样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但在青年作家内部，城市文学和城镇文学在数量、质量上都已远远超过了乡土文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青年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外出者的立场，对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生活表达追念，类似于前现代的怀乡写作；二是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对乡土生活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进行反思，具有比较明确的批判意识。前辈作家笔下温情脉脉的乡土世界，传统而美好的人伦纲常、情感关系等，在青年作家的写作中基本销声匿迹，他们大多对于城市生活、城市审美更加认同，青年作家魏思孝的小说《王能好》中，主人公王能好之所以成为乡土社会的“边缘人”，恰恰是因为其精神追求突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界限。以此为代表，在大多数青年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伦理、审美等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改造中，正在以新的形式、新的内涵而延续，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新移民文学……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审美趣味、价值立场等，事实上已经是充分现代化、城市化了的——这也是今天乡土文学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

此外，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更是改变了一代人。1970年代以及更早出生的中国作家，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派、先锋小说等，是他们主要的思想与文化资源；而对于青年作家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港台电影、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到西方文学、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再到信息化时代几乎同步传播的全球流行文化，等等，作为一种生活，也作为一种知识背景，深刻地嵌入他们的个体生命之中。在三三、蒋在、陈各等青年作家笔下，国际视野、海外生活经验等，极其自然又极其突出地融入其写作之中。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与价值的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伦理结构等，比如，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与西方社会以“集团生活”为核心不同，中国则是“以道德代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 ？譼？訛，这一特征在全球化的现实中正在发生动摇，相比于传统中国尤其是乡土“熟人社会”的种种规则，青年一代在家庭、宗族等传统关系中显得更加疏离，他们显然更信赖现代技术以及现代社会的规则、法治等。成长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中，青年作家对平等、自由等普遍价值具有天然认同，这也构成了他们与前辈作家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别——当然，这其中的潜在问题以及后殖民的风险等，是另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去历史化的历史

青年写作中“历史感”的缺失，一直是备受批评家关注和忧心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同样延续自1990年代，宏大叙事式微，历史视野、集体主义、家族情怀，逐渐被个体性、日常性、抒情性所代替。这种以日常生活与个体生活为核心的审美价值，标志了当代文学“向内转”的发展趋势。新世纪以来，青年作家笔下，关注琐碎的日常经验、自我的精神世界以及幽微的人性深处，成为他们写作的共同诉求。王德威曾将历史比作“怪兽”，仿佛正是应了这一隐喻，在青年作家笔下，历史是一面隐形的镜子，甚至只是缺席的存在。

某种意义上，如何理解历史，既标志着一个人如何理解自我，也显示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学素有“史传”的传统，从古代的“二十四史”到当代作家对于历史的持久的言说热情，都可以看出，在我们民族的认知与价值体系中，历史是崇高、神圣乃至不可置疑的——所谓“信史”即是如此。然而，正如克罗齐所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当代文学中，从革命历史题材到新历史主义，即便面对同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作家总有不同的认识，这些讲述历史的不同方式及其所存在的差异，折射出的正是时代精神的变迁。汪晖曾经发现，90年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即用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的方式，通过将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被“自然化”了。？譽？訛在试图描述青年作家笔下的历史和历史观时，我想借用这一概念，将之概括为“去历史化的历史”——在青年作家笔下，历史问题看似是失踪的，但这恰恰形成了另一种新的历史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作家与他们的前辈发生了断裂。

1990年代以来，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思潮，“轻装前行”“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人们在面对历史问题时共同期待的一种姿态。无论是新历史小说对宏大历史的解构，还是个人主义视野下的家族历史叙事，1990年代之后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变得越来越复杂、暧昧。成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学传统中，青年作家们看取历史的方式、立场及面对历史的态度，显然与前辈作家大相径庭。曾深刻影响了上一代的战争、革命、饥饿、苦难，在青年一代的人生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出生、成长在一个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时代，历史沉重与残酷的一面在他们生命中被搁置了，因此，一种历史的“悬浮感”出现在许多青年作家笔下。也正是这种集体“去历史化”的姿态，构成了青年作家写作中历史缺席的问题，很多作家依旧延续着青春文学的叙事方式，个体成长经验、内心的孤独、逃离现实的冲动……这些并不新鲜的话题，在他们笔下以各种形式反复上演。当然，有的作家非常聪明，他们敏锐感知到批评家、前辈作家们所期待的历史是什么，也极为聪明地迎合了这种期待，他们也写文革、写历史创伤，写父辈乃至祖辈的故事，但这样的写作大多是以历史后来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审判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人，缺乏对历史的深入理解与基本共情，在我看来，这样的写作不免失之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