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照人来

 一  汪永军

“怎么样？好吃吧？”汪永军指着新上来的鱼杂火锅眼巴巴地看着我说，“这家店里的招牌菜，食材好，烧得也好，同样一个锅子，比别家店里贵几十块呢。”

这家伙是个啬皮鬼。读高中时，我们俩同桌，关系看起来好得黏成了一个，一道去食堂打饭，一起去上早自习，就是课间上厕所也一道，哪怕是另一个没有尿意。他母亲会烧饭做菜，经常给他捎来闷笋豆、炒米糖等各种好吃的，但那个时候他就不跟我一道了，总是一个人躲在学校角落里老鼠一样咯吱咯吱匆匆吃下，生怕吃慢了被我们发觉后抢走，因为匆忙，免不了噎得脖子老粗，眼睛往上翻。工作以后，他这习惯也没改多少，同学聚会，让他请客吃饭简直要了他的命。今天他不但请我喝酒，还上了招牌大菜，不由得我不提高警惕。

“老汪，到底有什么事？别磨磨蹭蹭的像狗撒尿。”我吃了一块鱼籽，确实，这家店鱼杂烧得真不错，不柴不腻，香味浓郁。

汪永军有点急，急得脸上通红，他是个娃娃脸，个子又小，因此显得嫩生，四十岁的人看起来还像个小伙子，但这一急，就急出了老相，抬头纹横亘，鱼尾纹四散，法令纹也尖突成锐角了，他喝了一口酒说，“老余，老同学，我的好同桌啊，这次你务必要帮我，你知道的，我们局马上要提一个副局长，我这次很有希望，所以这件事，我一定要办得漂亮。”

“到底什么事嘛？”我也急了，我说，“我一个区区市委党史办的小研究员，能办成什么事？”

汪永军说，“这事还非得你办不可。”他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摞资料。

从汪永军絮絮叨叨的叙述中，我大体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

汪永军在本市河口区民政局工作了快二十年，工作没几年就提了科长，但就是在科长这个位置上原地踏步踏。不是他工作不努力，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每次提拔都没赶上趟，一步错，步步错，因此晋级之路就耽误下来。汪永军以为自己快要歇菜了，突然机会来了，区里决定改扩建原烈士陵园，要将它打造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此专门增加了领导职数，确定由一名副局长兼任烈士陵园管理处的主任，因人选一时不能确定，几经反复，局里研究并报区委同意后决定，暂由熟悉此项业务的科长汪永军负责前期工程，也就相当于这顶副局长的帽子一大半已经戴到了汪永军的头上，汪永军因此干得格外起劲，他想好好表现。但一个多月前，汪永军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那天汪永军上班后，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闯进了他的办公室，并郑重递上了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请求将吴长信遗骸移入区烈士陵园安葬的报告》。报告中说，红军吴长信是1934年在本区五里店战斗中牺牲的，当时因种种原因，临时由当地老百姓安葬于雷打岭村，解放后一直未进入烈士陵园，现值烈士陵园改扩建之际，请求落实烈士待遇，将吴长信的遗骸移入烈士陵园安葬。

递报告的农民叫吴春生，汪永军接下报告后，一搜索，发现这个吴长信并不在当年的烈士名录中，这就不符合入园安葬基本条件，便给吴春生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他以为这个事就这么办结了，不料，吴春生很有缠劲，不屈不挠地，隔两三天就到民政局来，他一口咬定吴长信是烈士，必须要进烈士陵园。他的理由是：吴长信这位当年的红军连长参加了1934年五里店战斗，这是有据可查的，他牺牲时身中三弹，这也是有证人的，那他不是烈士是什么？与他同时参加战斗牺牲的战友们，都进入了烈士陵园，为什么吴长信不能进？！

吴春生不仅找汪永军，还找局里别的领导，写信给区委、市委领导，写信给省政府网站上公布的省长信箱，这事最后一层层落实责任批示下来，还得汪永军解决。

汪永军带了科室的两位同志为此专门去了一趟雷打岭村，现场看了吴长信的墓地，又走访了几个农户家庭，搜集了一些资料，不调查还罢了，一调查，他发现这件事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解决起来非常棘手。

“这不，专业的事只能专业的人来干，我就想起老同学了，你是党史专家嘛。”汪永军又指指那锅鱼杂说，“吃，吃，乌鱼泡养胃。”

我顾不上吃鱼泡，拿过汪永军撰写的调查报告看。报告不长，行文是标准的公文格式，显得严肃认真，但也刻板无趣，不过，我看了后还是差点将一口酒喷出来，原来，还有这么一件事，当然，当我忍住笑，再去看时，意识到了这工作的难度，我又笑不出来了。

老汪问，“怎么样？帮我个忙，出个结论，好吗？”

“好，我去调查。”我瞅准了一个肥美硕大的乌鱼泡，吃相不雅地塞进了嘴里。

我爽快地答应了汪永军，不是要帮他圆局长梦，而是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很值得去探究，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研究大别山党史，接触到的第一桩关于红军干部与当地妇女发生的“生活作风”案例。你肯定觉得我这个人趣味有问题，有点鸡贼，那你就冤枉我了，我只是草草地翻了一下材料，便觉得其中疑点多多，深入研究进去，说不定能有新的发现呢。

二  吴长信

我第二天一早一个人开车去往河口区五里店镇雷打岭村民小组。那个地方好找，是大别山一带著名的老区，此前，为了搜集我们市的党史资料，我曾经多次到那里走访，可以说轻车熟路。

我没有走高速，选择走省道，我喜欢这个季节的山区，稻田里插上了新秧，山坡上的小竹笋疯狂抽苗，青草大面积铺展开，各种鸟的鸣叫悦耳动听，映山红像一束束火把，点燃了无边的绿色。

我慢悠悠地开着车，一边看景，一边琢磨着吴长信烈士的身份问题。汪永军的调查报告里说，吴长信当年带着部队驻扎在雷打岭这个小村庄，违反部队规定，在红军家属蔡荷花的家里与其共住一室，一夜未归连队，两个人关系不清不白，导致村庄里的族人告状到团部，还没等到问罪处理，五里店战斗打响了，作为突击连连长，吴长信带着本连的士兵拼死突围，最后牺牲在战场上，他死后，蔡荷花不顾族人反对，将他安葬在雷打岭一处荒山上，在村民们看来，这坐实了他和蔡荷花的私情，也正因此事，后来，有关方面便没有承认吴长信的烈士身份，吴长信当时没有结婚，没有留下后人，老家又远在河南，因此他的墓地就一直孤单地落在了雷打岭村。

作为一名本地的党史研究者，五里店战斗我较为了解。那是1934年秋天，大别山区进行的一场最惨烈的战斗。1934年春天，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并将其东北军半数以上的两个军九个师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这样敌人“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总兵力计有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多个团，敌方狂言要在三个月内将大别山区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竞全功。”面对严峻形势，当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确定红军主力应在避实就虚的原则下，设法消灭孤立、薄弱之敌，抽调几个善于打游击的连队，在主力外围行动，以迷惑牵制敌人，以便让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吴长信所在的连队作为“善于打游击的连队”之一留在了大别山一带。从目前有明确记载的资料看，吴长信所带的连队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大大小小打了二十多仗，不仅和地方民团干，也和敌人的正规军对垒，负少胜多，时年二十四岁的他，有了个“吴长胜”的外号，可惜五里店一战，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准备不足，为了给转移的大部队扯开一个包围口，争取宝贵的转移时间，他们连队迎着敌人火力最猛的方向硬冲，全连最后只剩下6个战士活着跑了出来，吴长信胸、腿和腹部各中一枪，血尽而亡。

我知道这一段历史，但我并不知道吴长信的身后事。按照汪永军给我的提示，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雷打岭村，并在村后的一处山岗上找到了吴长信的墓地。

出乎我的预料，吴长信的墓地并非荒草萋萋，虽是朴素的土坟堆，只在墓前简单地立了一块低矮的石碑，但墓地四周的排水沟起得深而宽，这样雨水积雪便不会渗进坟地里，坟头上还培了厚实的新土，不见一根杂草，坟尖上插着一根青绿的竹枝，上面挂着五彩的纸幡，墓碑前摆放着一束花，鲜艳，灿烂，我知道那是塑料花，自从禁止村民携火进山后，当地人清明祭祀时不再在坟前燃炮烧香，而是以塑料花代替。从坟墓的维护程度可以推想，年年清明节还是有人上山来为这座坟里的人祭祀。

我伏下身，仔细研究墓碑上的字，中间一行大字“吴长信之墓”，一旁另有一行小字，“嗣子   吴富友  立”，这个发现让我既喜又惑，这么说，吴长信并不是没有留下孩子啊？

我拍了墓碑的局部照片后，便往雷打岭村庄去寻找那个吴春生。

等我刚打问到吴春生的家门口，他已经迎了出来。

五十多岁的吴春生显得很精干，他家的房子是二层小洋楼，院子里栽了几棵树桩盆景，前庭后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我突然想到，那坟墓弄得那么干净，应该也出自他的手笔。

没什么寒暄，我开门见山，“吴富友是谁？”

“我父亲呀。”吴春生爽快。

我一脸惊讶，“这么说，吴长信是你的爷爷？”

“那倒不是，”吴春生摇头，“不是，我对你说，这个事说起来，有点复杂，可是很多人都以为我是编故事，你说我一个老农民，我要编那些故事做什么？”

我说，“你说你说。”我随手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吴春生说，“这要从我奶奶蔡荷花说起。”

三  蔡荷花

那天是1934年的农历八月十四，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因为，后来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就发生在第二天晚上——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日期蔡荷花后来说她永远忘记不了。

那天半下午的时候，一支红军连队驻扎到了雷打岭的祠堂里，部队准备在村里好好休整几天，因此，像往常一样，村子里的人有送去柴禾的，有背去大米的，还有的听说队伍中有几位伤员，便将自已家塘里养着准备过年食用的草鱼也打捞起来，送到祠堂里熬汤。

蔡荷花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送，她家穷得水洗过一样。她丈夫吴南方五年前“扩红”时，参加红军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捎回来一星半点消息。吴南方一家在村子里几代单传，蔡荷花嫁过来后，给他家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算是扳了本。吴南方的父母在儿子参军后不久先后去世，因此，这家里的农活便落在了蔡荷花一个人身上，又要在山上忙，又要照顾家里两个孩子，累得一年到头喘不了气，生活却是一年管不了一年，家里穷得拿不出一根针了。

寡着两手，一贯要强的蔡荷花十分不好意思，但她还是鼓起勇气去祠堂，她想，没钱可以出力嘛，她可以缝洗浆裳，顺便要打听一下，可有她丈夫吴南方的消息。生活的苦和累，蔡荷花不惧怕，村子里大多数人家都一样苦和累，山里人从小就苦惯了，累惯了，不觉得有什么，只是，吴南方一去无消息让她受不了，五年，一千多个日子，她老想着吴南方，想着和他在一起生活时的点点滴滴。吴南方是个好男人，对蔡荷花非常好，不像村里别的那些糙老爷们，时时刻刻在女人面前耍大男人的威风，他从来都是轻言细语的，甚至在蔡荷花身体不舒服时，还给她端洗脚水，为她洗脚，这要是让村里别的男人知道了，还不得笑死呀。蔡荷花日思夜想着丈夫，有时候想着想着就笑了，有时候想着想着就哭了。

每次，一有红军的部队来到村里，蔡荷花就要想起丈夫，就会忍不住两眼落泪。那天，蔡荷花就是肿着眼睛去祠堂打听丈夫的消息，她一走进祠堂第一进的天井边，就看见一位红军闷着头拉锯，锯的是一根碗口粗的松树，锯屑纷飞，空气中飘荡着好闻的松香味儿。那个人中等身材，脱了上衣，穿了个白色汗布衫，一拉一扯，胳膊上的肉腱子就上下窜跳，秋天的阳光从天井上洒下来，给他整个人圈起了一道光。朦胧中，看着这个人劳作的样子，红肿了眼睛的蔡荷花一下子愣住了，她好像陷入了一个梦境。

这时，一个士兵手持着一个信封跑过来说，“吴连长，团部来了一封信。”

那个拉锯的人停下来，接过信。

吴连长？蔡荷花绕到侧面去打量了一眼那个吴连长，她突然上前惊喜地说，“他大，孩子他大，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怎么都不回家看一眼？”

后来，村里人分析蔡荷花这一举动，都认为她是太想念丈夫了，这个痴女人脑子出毛病了，这是其一，另外一点，那个吴连长，也就是吴长信，和吴南方本人确实也有点像，个子像，身材像，头发像，举动也像，包括那个拉锯的动作，那个有力的胳膊，甚至连笑容也像，他们都温和有礼，给人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可是他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除了脸相不太像之外，最明显的是说话的声音不像，吴南方说的是大别山南乡话，而吴长信却带着更北边的侉子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