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叶舟《凉州十八拍》的四个切口

作家叶舟历时四年创作的134万字的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甫一问世就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追捧，施战军、潘凯雄、毕飞宇、李洱、杨庆祥、王彬彬等资深专家学者、著名作家、编辑、出版家不吝溢美之词，认为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义勇之书”“致敬传统、面向未来的打通之作”“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命张力”，何平教授甚至认为：“从《敦煌本纪》到《凉州十八拍》，叶舟以一己之力移动了中国文学坐标，从三十年‘陕军东征’的起点，向西、向西、再向西，他的文学理想是当下中国文学的‘凿通西域’。”

不言而喻，作为一部现象级作品，叶舟为中国当代文坛贡献了自己的文学才华和艺术智慧。从另一个角度看，一部新作品在短时间内就能收获如此多的好评，本身就是一个“现象”，足以引起我们思考。那么，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的艺术魅力到底何在、它又触及了哪些文学现象？基于阅读的感受和理性的审视，我打算从历史想象、边塞书写、文化隐喻与美学情操四个方面来透析叶舟倾注在这部作品中的深情大义和匠心独运，以及带给当前文学发展的一些价值和意义。

一  历史想象：在小说中抵达真实

相对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以“考镜源流”的历史研究方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检讨，莫娜·奥祖夫更坚信“文学是考察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这场百年战争的无与伦比的观象台”，通过对法国十九世纪代表性作家如斯塔尔夫人、巴尔扎克、司汤达、乔治·桑、雨果、巴尔贝·多尔维利、福楼拜、左拉、阿纳托尔·法郎士在内的九位作家的十三篇代表作的分析，莫娜·奥祖夫在《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书中为我们生动“呈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十九世纪的交锋，考察了新旧原则走向和解的艰难历程”。莫娜·奥祖夫认为：“小说在更具启发性的同时，也更具真实性，因为它有能力解释和讲授一切典型性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她与司汤达的“我们只有在小说中才能达到真实”的文学观达成共识。

毋庸置疑，当小说以想象的姿态介入对“历史真实”的解构中时，“历史真实”的绝对性便让位于其相对性。莫娜·奥祖夫这种以文证史的研究范式也可以视为对海登·怀特史观的积极回应。海登·怀特一直强调，历史学家应该认识到自己所陈述的历史“事实”的“虚构性”，因为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历史学家“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可以说，海登·怀特的史观为文学介入历史叙事以及在历史逻辑中展开文学想象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

英罗吉·福勒对“历史小说”有个广为引用的解释，认为小说故事具有“历史性”，是与作家创作小说的“此在此时”相比较而言的。叙述的时态可以采用过去时，记述时间可安排在过去，也可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之中的某个间隔时间之内。不难看出，当“历史”与“小说”结合为一个固定的术语的时候，不仅仅体现了文学和历史中的“真实”问题从博弈到接受的过程，而且也体现了对文史相通与传统的回归和尊重。通常情况下，古今中外文史书写的传统也雄辩地证明，历史的“真实性”其实与文学的虚构性并行不悖、彼此交合，甚至相得益彰，这也是历史类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入于史，出于文，史以文彰，文因史厚。

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的史诗性品格是公认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叶舟以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河西首郡凉州为中心，草蛇灰线，伏笔千里，在空间上，层层推进的故事情节将叙事线索从“凉州”向东西两端延伸，而在时间上，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节点上。故事架构于古典名曲《胡笳十八拍》，而内核则肇启于中国经典戏曲《赵氏孤儿》，这种时间与空间、内容与形式的匠心设计，赋予了《凉州十八拍》史诗本色。与《李自成》《张居正》《少年天子》《曾国藩》等作品在历史事件中演绎文学的创作路径不同，《凉州十八拍》选择在历史的背景中想象历史，其中出现的鸠摩罗什、左宗棠、刘尔炘、马廷勷、西路军等有据可考的历史人物与铜奔马、武威文庙、天梯山石窟、石羊河以及诸多凉州历史上的古地名、古建筑、同时代的报刊杂志、史志文献等，只是作为故事背景出现的历史元素，其主要功能还是标定这部作品的历史底色。正是因为没有了具体历史事件的“框定”或制约，作者从而也没有了对历史成见的顾虑，为小说创作争取到了更多自由想象历史的可能，作品中出现的历史上的人、事、物只服务于《凉州十八拍》“历史感”的建构，于此，叶舟通过借助“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创作方法完成了关于“凉州”的“故事新编”。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感”与整部作品的主旨思想、精神风骨、美学风格遥相呼应，如果说《凉州十八拍》中涉及到的这些历史中的人、事、物是“骨骼”的话，而作家将自己的主观愿景和情节虚构大面积填充其中，更是丰腴了作品的“血肉”。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会被这种出历史之“法度”的“新意”所吸引，进而甘愿被一种默认的“自以为是”并信以为真的文学想象的“历史”所裹挟。从接收美学的角度而言，正是这种共情，读者在小说中实现了与作家的对话，同时也参与了文本的最终完成。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因为文学的想象让历史的真相在另一个维度上展开，也让历史的言说变得“合情合理”。

特里·伊格尔顿对文学中的想象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认为：“想象之所以受到称赞，也由于它有时可以用感同身受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不能第一手享有的经验。……从这一观点看，文学是对我们难免贫乏的生活的补充，一种把我们的能力扩展到它们通常受限制的领域之外的精神修复术。”在《凉州十八拍》的阅读过程中，我似乎再一次体会到了百年前梁任公《少年中国说》中的那份期许和慷慨。当“承平堡”中的“儿子娃娃”们举起“除锈”的义旗之时，便为我们在这种艺术化了的历史真实中的“修复精神”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可以说，《凉州十八拍》的创作不耽于成为一次极具叶舟自我个性的历史“考古”和文化钩沉，在更高的志趣上，叶舟致力于历史文化精神的当代输入，或激活，用理想中的一群凉州大地上的“儿子娃娃”，更是意在以小说的形式进行一场激情风烈的“中国少年说”。

二  边塞书写：古典文学经验与新小说革命

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让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体会到了那份久违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篇章的精神风骨和美学气息。在当下学界对“新小说革命”的呼吁以及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语境中，《凉州十八拍》以“向后看”的姿态，让我们看到了边塞文学这个古老而苍劲的文学流派再现于当代文学文本的魅力。我们将《凉州十八拍》视为“新边塞文学”是基于以下思考：在横向上，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面对“当下”的，而在纵向上，都有其历时性，这种“历时性”显现于作家对文学传统的叙事技巧、语言表达、审美习惯等潜移默化的遵从，同时又将其书写内容、审美趋向、叙述技巧等呈现于未来文学研究的参考中。《凉州十八拍》虽然在清末民初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演绎了一个现代版的《赵氏孤儿》的故事，但是其精神气象和语言风格都保持着边塞文学的美学特点。“却顾所来径”，因此，从边塞文学的传统上把握《凉州十八拍》，既是我们对文学传统的尊重，也是把握《凉州十八拍》这一文本的绝佳视角。

首先，众所周知，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内部发展和外部影响共同促成的。莫娜·奥祖夫说：“所有作家，不管他们想不想成为新派作家，都受到过去著作的滋养，都经过古代文明长时间的培养和塑造，这是不允许被遗忘的。”叶舟祖籍武威（古凉州），常年奔走于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恰恰就是边塞文学的主要生发地，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一个作家，自然会受到这一脉文风的影响，其之前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点。

其次，“凉州”地处西部，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边地、边关、边缘、边疆”，但论及包括《凉州十八拍》在内的叶舟其他作品，我将之界定为“新边塞文学”，是因为“边塞文学”是一个自成体系并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流派，与“边地、边关、边缘、边疆”相比，“边塞”已经从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存在升格为文学、文化意义上的特指。在“边塞文学”之前冠以“新”字，既符合叶舟的文学风格和美学追求，同时也能看到汉唐以降的“边塞文学”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延续的“伟力、活力和热力”。

再次，从《凉州十八拍》中所涉及到的审美意象和思想精神与边塞文学刚毅、奔放、沉雄、激昂、慷慨的精神骨气和美学风格一脉相承。通常而言，我们熟悉的边塞文学篇章其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就艺术风格而言，大多数没有耽于凄婉和哀怨的悲情书写，诗人们将大漠塞外的烽火、狼烟、孤城、羌笛、长城、飞雪、夕照等意象与自己的慷慨豪情和踌躇满志相结合，赋予了边塞诗壮阔雄浑的审美境界和激昂超迈的精神气韵。而这些审美境界和精神气韵也被《凉州十八拍》继承了，叶舟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末民初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中，而这一时期的河西走廊，军阀混战、各方势力角逐争雄，导致商贸滞塞、民生凋敝，繁华熙攘的丝绸之路因此而“锈迹斑斑”。叶舟将自己的历史愿景倾注到《凉州十八拍》中，依托主人公顾山农设立的“保价局”开启了“除锈”的文学行动。在这一行动中，鸿儒、郡老、游击、学子、新青年等络绎而来，经贸中的“除锈”志向逐渐向政治、文化、思想、精神等领域延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让我们体会到了充盈于边塞文学中的那份刚毅、沉雄、慷慨的精神品格在当代文学中的浮现。而这些人物身上显现的光辉让我们也再次体验到了这条沧桑大道上曾经驰马奔走的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率性磊落的少年英雄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最后，《凉州十八拍》的语言古朴洗练、苍劲隽永，极具边塞文学的语言特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特色的形成除了与作家本人的文学修养、个性追求、表达习惯等因素相关外，还受制于地域文化的侵染，也即语言特色显现于地域文化的异质性。具体而言，边塞文学语言特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创作者们使用了所指塞外边陲奇异风光和风土人情的字词，通过这些字词，不仅让我们识别到了“边塞”，同时也表征着边塞文学语言的美学特色。例如边塞文学中经常出现的“雪山、飞石、莽沙、长云、大漠、羌笛、胡笳”等词汇，不仅仅是作为文学的审美意象而存在，通过这些词语的组合也形成了代表这种语言风格的话语秩序。《凉州十八拍》除了边塞文学中经常出现的这些表征着语言特色的字词外，叶舟通过对“凉州”民俗文化的扫描，更是成功地将自己的语言与其他地域文学创作中使用的语言区别开来，让我们体会到了《凉州十八拍》在语言的美学追求方面对边塞文学的继承与创新。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语言的特色除了从字词表面识别外，我们在更多情况下是从语言符号所呈现出的情感格调与精神境界上来把握。在边塞文学中，创作者往往选取一些苍凉、宏大、孤寒、奇伟、壮丽的意象，用慷慨激昂、沉雄刚健的语调来表达自己的壮志豪情。《凉州十八拍》因为体裁的功能不同，尽管没有像边塞诗文通常采取的一些艺术手法来显现其语言特色，但作者将“凉州”大地上约定俗成的歌谣、俚语以及边塞诗文中惯常的语言表达技巧挪用到自己的叙事或描写中，还是形成了《凉州十八拍》的“边塞”语言特色。德国当代著名美学家马丁泽尔认为，文学文本语言的艺术性“在于构建一种易于被想象性阅读活动接受的语言，因为它自身就呈现为我们想象活动的一种乐器——一种根据字母之间的音符被读者所演奏的乐器。”可以说，《凉州十八拍》语言表达的艺术性和独特性也再次激活了我们对边塞文学的审美欲望，同时，也让我们在“似曾相识”的阅读中，体会到了叶舟对边塞文学语言传统自觉接续的努力。

三  文化隐喻：少年与铜马的互释

按照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的观点，文学文本就是以语言符号为载体，在一定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的。由此可见，作家的创作其实就是“编码”语言的过程，而阅读就是对语言的“解码”，在这种以语言为媒介的编与解中，文本在创作者与阅读者之间完成了它的“话语形式的流通。”这是从语言学角度对文学文本在传播学上的一个解释。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如果将“隐喻”纳入到“编码”—“解码”的过程中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隐喻”其实是语言形式或文本表层之下的文化“编码”，是作品主旨的迂回表达。这也是促成文学文本具有“文学性”的重要动能之一。对此，文学理论家特尔尼认为，我们在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对一个词的解读，“不仅是指鉴别并解码一定数量的符号的能力，而且是指这样的主观能力，及将这些符号放入它们之间及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虽然特尔尼没有明确说明“隐喻”在文本语言“编码”“解码”中的具体关系和功能，但他已经意识到“一词”并非孤立的，而是在“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去“解读”的必要性。客观讲，文学中的所有修辞都是“编码”的结果，这种“编码”不仅仅服务于文学叙事或情感表达的效果，而且也潜藏着作家的思想和意图：它们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我们选择从“隐喻”中来解读《凉州十八拍》的“编码”，就是因为这一修辞方式在这部作品中更为鲜明地凸显出了文学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当“隐喻”超越了其修辞的功能，就会在文学构思、叙事线索、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等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会为读者提供更多解读文本的可能。它不仅让我们有效地接受了文本所传达的信息，且在更多的“歧义”中打开了文本所隐含的或者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阐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