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心灵世界”的《五湖四海》

王安忆曾就“小说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她同时强调“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①，而思想“决定现实世界的材料以何种形式在小说世界里运用，因而也决定了这个心灵世界的完美程度”②。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的小说讲稿开篇就明确了这一思路，“心灵世界”作为关键词贯穿了她对中外名篇的阐释以及她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所谓“小说不是现实”并不意味着小说与现实无关，王安忆在此强调的是创作主体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方式和认知深度的重要性，由此形成的虚构的“心灵世界”才能既基于真实的“现实世界”，但又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由此抵达个性化的理解和表达。2022年，王安忆推出长篇新作《五湖四海》③，小说以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中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代水上移民张建设和修国妹的创业历程，这是一个底层草根的奋斗史和发家史，也是一个成功男人中年出轨的故事。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那么如何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现实世界”中构建个性化的“心灵世界”？同质化的生活又将如何生长出异质性的叙述？

一

《五湖四海》的开篇是一个设问：“她不知道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这个以女主人公修国妹为限制视角的后设叙事，类似侦探小说的悬疑设定，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引导读者进入反思性阅读，在繁杂的现实表象之下寻找答案潜在的蛛丝马迹，而这一解惑的过程正是一个探寻“心灵世界”的过程。当这种反思性阅读与王安忆内置的反思现代性视域重合时，便会发现，“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其中的不满和遗憾显而易见，但更重要的是其自我反思的意味。张建设和修国妹的个人奋斗史与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历史具有同步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或许这个问题也可以置换为“1980年代的中国是如何走向21世纪的？”可见，王安忆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时代弄潮儿的故事，但她并未在潮流中迷失方向，而是拉开时间的距离，在张建设一路走来的风光中发现暗藏的玄机，借以传递她对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和反思。

改革开放四十年，造就了无数时代进步和发展中的财富神话，张建设是其中之一。从居无定所且一无所有的水上“猫子”到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从传统的船运延伸到上海乃至美国的商业版图，张建设的创业人生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他就像时代潮流的一面镜子，在底层草根的创业奇迹中映现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当然，也折射出单一经济发展逻辑背后的诸多危机。

穷则思变是张建设人生的起点，也是改革开放的原动力。正是每一个个体向前向上的努力共同汇聚成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道德的面纱揭开，古老的中国流露出诚实率真的表情，开始正视欲望的本能。这是一个大进步，虽然带着回归的面目。”④这是令人惊喜的开端。自力更生是张建设的成功之道，也是中国跻身世界一流的不二法门。张建设自小父母双亡，和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也不接受大队以“五保”方式给他的保障，中学就到大队运输船做小工，十八岁就出来单立门户，成为最年少的老大。水上人家被当地人蔑称为“猫子”，但他们并不一味觉得漂泊无定所的生活有多苦，只是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认认真真争取每一个机会。他奉行“不争”、守着一个“让”字的“弱势活法”，很快就博得名声。“弱势的活法”看似吃亏，其实正是底层的智慧。他从父母留给他的一条破旧木船起家，不但新船换旧船，还当起了五条船的船东。他以德报怨，不计较大队书记让儿子李爱社顶替自己参军的机会，反而帮李爱社安排工作，甚至替他还下亏空欠债。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张建设反而更能获得某种便利和机会。漂流的水上生活总是无根之萍，张建设的计划是上岸造屋，但难处在地，“无地则无籍，无籍则无名，无名则无族，而为乌合之众”。书记自觉得是从孤雏口中夺粮，心里愧疚，大方解决了张建设一家上岸时的户籍和土地问题，又在张建设贷款创业的关键时刻做了他的贷款担保人。上岸时，张建设的财力足可以造楼，但只盖了五间平房，因不愿压过村人，尤其书记大伯的风头，他永远是谦卑的。而他事业的转型和真正起步，则正来自于帮李爱社还债时发现的行业转型机遇，因为卖船的经历又一次给他敲响警钟，内河运输的黄金期在颓势上，张建设提前收拢船东的生意，这才奠定了此后拆船事业的开局。

时代潮流是张建设一路前行的助推器，成就了他的创业传奇，也成就了一个没有明确目标也能摇身一变为财富英雄的草莽年代。“政策松动，上头开一分，底下就是十寸，耕作还有统购统销约束，捕捞和运输，尤其后者，本来就属集体经济权限，其时就更自由了”；“下一年，国家经济继续松绑，一系列开放政策脚跟脚下来，普惠大众，他的人生从此焕然一新”；分产承包后，父母留下的那只旧船已经盛不下自己了，在旧换新的节点，阴差阳错预先干了拆船事业的第一步；等到筹措买船资金时，他坐上进城的班车，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中国农业银行供销合作社”的招牌让他找到了目标，他起初只是想存拆船卖零件的钱，却在等待银行营业的时候，偶然看到农业贷款的宣传书，就地改变了主意；当他提出要办贷款时，从没办过贷款的营业员甚至把他当成游手好闲抬杠寻事的“街华子”，又以为是乡下人进城的不懂事。张建设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第一个贷款人，后来又是第一个按时还款人，在银行获得良好的信誉，恰如其时搭上了国家政策的便车。等到了1990年代，“所有事情似乎都有着既定的步骤，自行错落次序，既不超前，也不落后，向着目标走去，目标也是既定的，潜在于行动之中，可以将它归为运势，但并不因此减免困难，这就要看你能不能克服”。张建设们正是在中国谋求发展的大前提下，有幸参与到一个活跃的变革时代，在发展是硬道理的草创时期，在新旧交集的节点成就了个体的成功人生。像张建设这些从绝对的匮乏中走出的真正的无产者，是最为务实的，他们本能地拥抱变革，也本能地顺应潮流，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初民”一代，王安忆曾经这样描述他们：“初民的表情真挚而纯朴，他们为真实的本能驱动，不会作伪。他们凭借本能而选择的方向往往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向，全是识时务者。”⑤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普遍状态。凭着敏锐的直觉和改善生活的本能，张建设加速进入了事业发展期。他不是好高骛远的人，但他往往能往前多看一步。在内河航运兴隆昌盛之时，他便预感到这可能只是一个很快就会结束的蜜月期，他已经看得见陆路代替水路，车替代船；落户工业园区这一步也是时局所赐，正逢国企清债清偿，小虾也敢吞大鱼；至于买船、招老大、做船东，其中那些朴素的守成的计算，正与后来遍地开花的“有限公司”模式相合。他以一个行动派的姿态，凭着本能让自己从“一个乡下人正走入现代经济社会”。这是一段激情四射的创业生涯，拿地，立项，验资，注册，企业建制，技术引入，设备购买……有如做梦般，一夜间，沿河滩十数里地都归了自家；又一夜间，滩上排满废旧船；再一夜间，卷扬机开来了，焊割的电火闪得半天亮。随后拆船公司如张建设所期望的那样顺长江一路东去，直抵上海崇明，甚至在千禧年到来时还开拓了海外市场，做起了美国军用运输船的生意。

张建设从来都“没有改写历史的远大目标，他向来没有目标，只有计划”，就像当初从水上到岸上定居，他完全不知道前路有什么，可是，他相信只要一步一步走过去，自然看得见。这种渺茫中的笃定，来自一种1980年代对现代化未来的乐观想象。“这是个勇进的时代，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修国妹后来想起她和张建设创业的经历感慨道：“他们都是生逢好时代的人，凭靠一双手打下小天地。”当然，时代潮流总是泥沙俱下，潜流暗涌处，也有些难以言说的痛处和潜滋暗长的问题，譬如县委大院作为权力中心为张建设打开的方便之门，李爱社的投机和三角债问题，姚老师的银行信贷问题等等，其中当然也包括张建设和修国妹的家庭问题。

二

当修国妹追问“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时，问题已然发生，且无力挽回。问题来自张建设的出轨，一个是修国妹的准弟媳袁燕，一个是修国妹的亲妹妹修小妹。这是小说在张建设的事业发展之外的另外一条叙事线索，有关修国妹和她的家庭。张建设和修国妹同为水上人家，当初凭着朴素的生存愿望白手起家，常言说，男人有钱就变坏，现在张建设似乎也中了这个魔咒，修国妹似乎也只能忍气吞声。但如果小说仅仅停留在这个情变和出轨的故事上，也就和一般通俗小说并无二致。事实上，小说并没有正面写张建设任何出轨的言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过修国妹真相，更没有常见的大吵大闹面红耳赤，一切都来自修国妹自己的观察和直觉，所有的情绪也只能靠她自己消化。由此，王安忆借修国妹的视线和心理轨迹建起一个叙事通道，在故事讲述过程中不断插入预叙和追叙，引导读者去追溯事情的原委。

在修国妹的记忆中，正当张建设的事业顺风顺水时，旁枝末节的某些迹象已经给出了暗示，只是当时的一丝警醒隔夜就消散了。一切都那么圆满，人人安稳妥帖之时，谁会有心防着身边人？事情的变化是从小弟归国开始的。袁燕本是修小弟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女朋友，鼓动小弟双双回国工作。作为知青子女，袁燕十六岁落户上海，很快意识到大城市的优势，但只能寄居在舅舅家闷热的阁楼上。她相当务实，向来独立，虽看不起知青父母，但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楔子”，“将父母在这城市里挤出去的空间重新再挤回来”，她发誓“要替父母在上海垒个窝”。从舅舅家的阁楼到大学宿舍，再因几次拆迁先后购得董家渡棚户区一间八九平的私房和一套一室户接近市中心的简易工房，此间自是不易，但袁燕每一步都算得精准，她有能力将自己的每一份利益最大化。至于她后来的留学归国，也并非因为某种宏大的使命或信念，而是单纯从个人发展机会的考量做出回到上海的选择。正因为信奉如此单一的经济考量，她一边与小弟维持形式上的恋人关系，一边与姐夫张建设暗通款曲，甚至在自己的订婚宴上都能出奇地冷静，原本开朗的她始终保持着令修国妹感到不安的矜持。这种理性换来的是三十万的嫁妆、上海的一套公寓以及作为张建设家人的财产份额。某种意义上，袁燕就是穆勒所言的理性经济人。这类人有清晰的经济目标，完全依照收益最大化原则展开行动和决策，看似一切合理，但发展到极致就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彻底放逐任何道德伦理观。

修小妹和任劳任怨的姐姐修国妹完全两样。不安分的她总是容易被外面的世界吸引，和张建设一起送小弟到南京上大学时，看到街上的摊位和灯光，小妹就走不动了，眼巴巴地来回看。等到上大学，小妹的任性变本加厉，瞒着家人和一个大老板同居，被勒令退学后，先后去了广东和新加坡，一度音讯全无，下落不明。再见面时，就抱回一个肤色样貌完全相异的私生女核桃。至于后来和姐夫张建设的暧昧，和“情敌”袁燕的暗中较量，以及对姐姐修国妹明目张胆的挑衅，则直接毁掉了修国妹的安稳生活。在修国妹看来，她一手带大的小妹身上“街华子”的浮浪，不是根性里带来的，而是社会潮流和风气所致：“相差的这几岁里社会转变，从不足走向有余，是好事情，却也让人不安。”这“不安”在于，生活富裕和个性解放当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但以单一的物质主义作为启蒙的基础，便有不可预料的后果发生。王安忆在小说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自我觉醒，个性解放，启蒙运动往往这里开花，那里结果，思想革命普惠大众，总是最利己的那部分。”在看似正当的进步逻辑面前，小妹的欲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但随心所欲百无禁忌，自然走入启蒙和个性解放的歧路。

与启蒙相伴生的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物质财富的激增，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带来了道德的崩坏，每一个进步都会制造一个反面的问题，突飞猛进的科学发展和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并没有促成最终的自我实现。吉登斯曾经将现代化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指的是沿着直线推动社会财富增加的现代化过程，像过去发生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繁荣、安全以及生活整体质量的改善会同步进行。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第二阶段的现代化’就发生了，在这个阶段中，现代化还意味着对现代化的局限性、紧张和困难的缓解”⑥。这里“第二阶段的现代化”即为“自反性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化在带来物质世界深刻变化的同时，也时时刻刻重构和形塑着新的个人，“解放”产生了新的个人、新的生活，也产生了日益深重的危机。理性经济人袁燕也好，任性利己者修国妹也好，都不过是现代世界物质主义泥淖的不同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