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夫
作者: 季宇
我与老海打得火热,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正赶上“文学热”,一篇小说可以轰动全国,家喻户晓。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害人不浅的时代。所谓千军万马走在独木桥上,不知多少人挤在这条文学小道上,迷失了青春,直至碰得头破血流。
我和老海便是这众多文学青年中的一员。那时候,我们对文学的痴迷程度,简直难以想象。我们文友中有一位老桑,是我们中年纪最长的一个,已经结过婚。他是矿机厂的工人,喜欢写诗,一下班就埋头笔耕,家里的事横竖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扶。有一次孩子病了他也不管,老婆一怒之下,竟把一瓶墨水倒进了他的饭碗中:“肿!我叫你肿!”她气狠狠地说着,把一肚子的积怨全都发泄了出来。肿,是当地土话,意为吃的意思。这一来,老桑也恼了,两人大打出手,后来连婚也离了。我们劝过老桑,可老桑的回答义正辞严:“婚可离,诗不可不写!”大有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的味道。
这事一度成为笑谈,老海还调侃说:“家庭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文学故,两者皆可抛。”老桑听了也不生气。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文学在我们的心目中比山高,比海深,比天大,比娘亲。就像时下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种热情无法阻挡。用老桑的话说,啥事都好说,就是不让写诗,断断不可。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以文学的名义,高谈阔论,纵横四海,常常一坐就是半天,甚至通宵达旦,彻夜长谈。内容围绕文学,似乎有永远谈不完的话题。我们谈作品,谈作家,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有时意见不合,还会争执不休,时常闹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在这些场合,老海永远是主角。一是他口才好,能说会道; 二是他的创作成绩最大,已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中篇小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那时,我们这群文友中虽然多多少少也都发表过一些文字,但大多是在省市一级报刊上,而且多为散文和诗歌,偶有短篇小说发表,已属难得。相比之下,老海便显得鹤立鸡群,说话自然有了底气。一开口便旁若无人,有点俯视群雄的味道。他谈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还有雨果、巴尔扎克、海明威、茨威格等。我们这些文友中大多是土鳖,上过大学或看过外国文学作品的不多,听他谈起这些作家惟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
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在谈及这些外国作家时,老海喜欢说全称,如托尔斯泰,他会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如契诃夫,他会说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这当然有卖弄之嫌,老桑很不以为然,说你费劲不费劲啊。老海说,这你就不懂了,姓托尔斯泰的人多了去了,有列夫·托尔斯泰,有阿·托尔斯泰,不说清楚能行吗?对于这些作家的评价,老海更是口气狂放,常常语出惊人。“托尔斯泰充满说教,”他说:“契诃夫也不行,格局太小。”谈到杰克·伦敦,老桑说,这是列宁喜欢的作家,临终前还让夫人在床边读《热爱生命》。老海却嗤之以鼻,说杰克·伦敦根本不入流。还有老桑喜欢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老桑看过的唯一一部外国作品),老海更是不屑一顾。“那也叫文学吗?”他说,“充其量就是宣传,毫无文学价值可言。”噎得老桑半天说不出话来。总之,能入老海法眼的作家并不多。在他看来,雨果和海明威勉强凑合。至于国内作家,除了鲁迅还可以,其他的都不值一提。
对于老海的看法,我并不完全赞同。有时也会提出异议,但更多的时候并不表露出来。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争论,同时我也不想得罪老海。老海这人极要面子,对于任何不同的看法都视为异端,或对他的挑战,决不容忍,往往非要争出个高低不可,而这种无谓的争论毫无意义,只能徒伤感情。
我们文友圈大约十来个人,经常来参加聚会的有五六个,其中有老海、老桑、小蒋和我,被戏称为“四人帮”(只是缺少一女的)。我们四人是在九龙山笔会相识的。那是一九八三年夏天,五湖市文联举办了一次青年作者改稿会,地点就在九龙山。九龙山是著名的风景区。山上有一座寺庙,叫九龙寺。寺后有一处院落,紧挨着山脚。笔会就安排在这个院落内。院内有一栋小楼,另有三五间平房。我们下榻的地方是那栋小楼,两层,木板楼梯,已很陈旧,踩上去吱嘎吱嘎响。会议约二三十人,我和老海、老桑,还有小蒋住在一个房间,很快熟悉起来。
老海姓戚,名江海,老海是他的笔名。有人问他为啥要取这个笔名,他说也就是随便起起的,没啥意思。但我们推测,除了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海字外,可能与海明威有关,因为有段时间,老海总爱把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挂在嘴边。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刚从大学毕业(那时大学生很吃香,但我顶着工农兵大学生的帽子,便矮了几分),分到市图书馆工作。老桑是矿机厂工人,小蒋是复员军人,退伍后在机要局开小车,老海则在一所中学任教。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师范生的毕业去向只能是学校,这是硬性规定,死杠杠。老海对教书没啥兴趣,但也不能不去。
那次笔会开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带了作品前去,并在会上传阅、讨论。会上还请了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讲评。老海的作品得到了不少肯定,特别是市作协主席高河对其赞赏有加,认为他可能是本市,乃至本省最有前途的新星。高河主席是搞评论的,并兼任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文学之光》的主编。该刊虽属市级刊物,但在全国小有名气,时有“五小花旦”美称。他的赏识非同小可,老海的身价陡然飙升,在改稿会期间,他俨然成了焦点。高主席还专门安排他在会上谈了创作体会。就在这次会上,《文学之光》决定留用他的一篇小说和两篇散文,这让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整个改稿会上除了老海的作品外,几乎没有其他人的作品被留用。老桑本来有一首诗要用的,可让他改了几次,最后还是给毙了,这让老桑沮丧不已。老海则很得意,他对我们说,这几篇(指被留用的作品)原打算是给《当代》《中国作家》的,既然他们想用,就给他们吧。“没办法,”他耸耸肩,一脸淡然的样子,“老高开口了,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听他那口气,好像他的作品被采用不是荣耀而是恩赐似的,而且他一口一个老高(当面可是高主席长高主席短),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让我们恨得牙痒痒。老桑说:“听他扯!鬼才信哩!”老桑这样说,一方面是心里有气,另一方面也是看不惯老海的德性。的确,他太爱摆谱了,动不动就嘚瑟,这让我们很不舒服。
我们住的小楼传说闹鬼。这里曾是寺内的寮房,抗战时有人逃难到这里上吊自杀了,传说是殉情,此后阴魂不散,时常在院内游荡,尤其是阴雨天。开始时没人相信,可隔壁房间一个作者说,有天夜里睡觉时(那天恰逢阴雨天),他突然喘不上气来,睁眼一看,一团白色的气体,像鬼魂似的压在他身上。他拼命挣扎,试图喊叫,但浑身无力,一句话也喊不出来,眼看就要背过气去,这时,有人叫了一声(叫了什么没听清),那鬼魂似乎受到惊扰,倏忽而去。据那个作者说,叫声是边上一个作者在说梦话——谢天谢地,这才救了他。第二天吃早饭时,这事便传开来,起先人们只是当作笑谈,可当天晚上,有人在半夜里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咯噔,咯噔——那声音阴森恐怖极了,但拉开灯后却不见一人。老桑也证实了这一点,有天夜里,他醒来时除了听见脚步声,还听到有哭声。那哭声一声长,一声短,像是上气不接下气。老桑当时就惊叫起来。
他的喊声惊动了大家。老海和小蒋都起身查看,边上几个房间的人也被吵醒了,好几个人都爬了起来,但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声,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件事,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听说的。我睡觉一向很沉(用老桑的话说,睡得像头死猪),他们闹出那么大动静,我居然一点不知。第二天,众人议论纷纷,将信将疑。我们住的小院,周围都是山林,十分僻静,夜晚到处一片漆黑,风一刮起来,树林里便哗哗乱响,有时还会传来不知什么动物的叫声,这样的环境很难让人不产生联想。闹鬼的事,大家嘴上说不信,可心里都有些忌惮。很多人夜间不敢起夜小便(老式房子没有卫生间,厕所在楼下),只好死劲憋着。
有一天早上,老桑发现自己的脸盆里不知让谁撒了尿,不禁气得大骂:“哪个王八孙子,太缺德,干出这种事,我操他祖宗八代!”听到老桑的骂声,我们都围了过来,只见老桑的脸盆里汪着一泡黄水,经过一夜发酵,泛着酸臭刺鼻的气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会条件简陋,住宿条件也差,由于没有卫生间,报到时每人可领一个脸盆,用于洗脸、洗脚之用,放在各自的床下。昨晚肯定是谁夜里憋不住尿,又不敢出去,便把尿撒在了盆里。问题是,你尿自己的盆不要紧,可你尿了老桑的盆,这就有些太缺德了(老桑骂的没错)。但屋里的几个人都赌咒发誓,拼命撇清,拒不承认是自己干的。由于死无对证,这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不过,事后分析,老海的嫌疑最大,因为他的床紧挨着老桑的床。我们那间房东边摆两张床,西边摆两张床,中间摆着桌子和椅子。我和小蒋的床在西边,如果要去老桑那里,得穿过中间的桌子椅子,从逻辑上讲,这很不方便。后来,这事闹到了会务组,会务组的人员分别找我们谈了话,仍然无法做出结论。老海说,也许是老桑自己尿的,但他忘了。老海这话是对会务组说的,但不知传到老桑耳朵里,他气得直跺脚:“我操他娘的,我还不至于老糊涂吧!”
这事成了一桩悬案,好多年后,有一次老海对我道出了实情。他承认这事是他干的。我问他为啥要这样干,他解释说,当时睡迷糊了,拿错了盆。这种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因为他的盆就在床下,伸手就可以拿到,而老桑的盆却隔着一段距离,他不拿自己的盆反拿老桑的盆,这明摆着有些说不通。
依我对老海的了解,这话八成是托词。他这人虽然聪明,但毛病却不少,除了喜欢显摆外,还喜欢占人巧,从不肯吃亏。有一次,小蒋对我说,老海这人简直不上道道。我说咋了。小蒋说,他早上刷牙老是挤别人的牙膏。我有些不信,心想牙膏能值几个钱。后来,老桑也对我说起这事,还把自己的牙膏藏起来,我才多少有些相信了。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对老海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听说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从小就养成了精于算计的习性。凡是能占的便宜他都不会放过。比如,我们每次下馆子,只要一结账,他不是上卫生间,就是说忘了带钱;外出乘车时,不论是打的,还是乘公交,他都磨磨蹭蹭的,等到别人付了钱,他才把钱包掏出来说:“别呀,别呀,让我来。”对他这一点,我们都很看不上,但作为志同道合的文友,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往来。
改稿会认识后,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那段时间,老海又发表了好几篇小说,有的在省内刊物,有的在省外刊物,这引起了省市作协的关注。高主席打算把他调入《文学之光》当编辑,此事正在运作之中。因此,老海越发春风得意,他还放出话来,只要他进了编辑部,你们几位的作品我会重点关照。听了这话,我们都很高兴。老桑更是巴结有加。他一边吹捧老海,一边说我的诗你一定要发,他们不懂,你肯定是懂的。老海表面应承着,背后却说拉倒吧,你那也叫诗?什么破烂玩意!老海对老桑打心里瞧不上,认为他的诗还停留在五十年代,老得掉了牙,早被淘汰了。还说,他什么诗不好写,偏要写爱情,他哪懂爱情啊?连老婆都留不住。那些“啊”“呵”的,简直让人酸掉了牙。对于小蒋,老海同样看不起,不过,有所保留。小蒋是写通俗文学的,写过一些公安和武侠小说,在老海眼里这类作品根本不入流,但小蒋在机要局开小车,手里握着方向盘(那时开车很吃香),老海常常有事求到他,因此当着小蒋的面,他多少留有余地,说他讲故事还行,语言也凑合。
至于我,老海算是高看一眼,起码在我看来是如此。他常说,我们这帮人中他最看好的是我。理由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因为当时我的创作成绩十分有限,只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也许他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我的潜质?或许是他常找我借书,碍着情面?
后一种可能性非常大。我那时在市图书馆采编部工作,这给老海借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不论什么书,包括一些新到期刊杂志,只要馆里有的,我都能帮他借到,而且不限时间、册数。老海受益匪浅,自然对我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