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夫

我与老海打得火热，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正赶上“文学热”，一篇小说可以轰动全国，家喻户晓。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害人不浅的时代。所谓千军万马走在独木桥上，不知多少人挤在这条文学小道上，迷失了青春，直至碰得头破血流。

我和老海便是这众多文学青年中的一员。那时候，我们对文学的痴迷程度，简直难以想象。我们文友中有一位老桑，是我们中年纪最长的一个，已经结过婚。他是矿机厂的工人，喜欢写诗，一下班就埋头笔耕，家里的事横竖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扶。有一次孩子病了他也不管，老婆一怒之下，竟把一瓶墨水倒进了他的饭碗中：“肿！我叫你肿！”她气狠狠地说着，把一肚子的积怨全都发泄了出来。肿，是当地土话，意为吃的意思。这一来，老桑也恼了，两人大打出手，后来连婚也离了。我们劝过老桑，可老桑的回答义正辞严：“婚可离，诗不可不写！”大有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的味道。

这事一度成为笑谈，老海还调侃说：“家庭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文学故，两者皆可抛。”老桑听了也不生气。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文学在我们的心目中比山高，比海深，比天大，比娘亲。就像时下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种热情无法阻挡。用老桑的话说，啥事都好说，就是不让写诗，断断不可。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以文学的名义，高谈阔论，纵横四海，常常一坐就是半天，甚至通宵达旦，彻夜长谈。内容围绕文学，似乎有永远谈不完的话题。我们谈作品，谈作家，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有时意见不合，还会争执不休，时常闹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在这些场合，老海永远是主角。一是他口才好，能说会道; 二是他的创作成绩最大，已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中篇小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那时，我们这群文友中虽然多多少少也都发表过一些文字，但大多是在省市一级报刊上，而且多为散文和诗歌，偶有短篇小说发表，已属难得。相比之下，老海便显得鹤立鸡群，说话自然有了底气。一开口便旁若无人，有点俯视群雄的味道。他谈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还有雨果、巴尔扎克、海明威、茨威格等。我们这些文友中大多是土鳖，上过大学或看过外国文学作品的不多，听他谈起这些作家惟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

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在谈及这些外国作家时，老海喜欢说全称，如托尔斯泰，他会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如契诃夫，他会说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这当然有卖弄之嫌，老桑很不以为然，说你费劲不费劲啊。老海说，这你就不懂了，姓托尔斯泰的人多了去了，有列夫·托尔斯泰，有阿·托尔斯泰，不说清楚能行吗？对于这些作家的评价，老海更是口气狂放，常常语出惊人。“托尔斯泰充满说教，”他说：“契诃夫也不行，格局太小。”谈到杰克·伦敦，老桑说，这是列宁喜欢的作家，临终前还让夫人在床边读《热爱生命》。老海却嗤之以鼻，说杰克·伦敦根本不入流。还有老桑喜欢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老桑看过的唯一一部外国作品），老海更是不屑一顾。“那也叫文学吗？”他说，“充其量就是宣传，毫无文学价值可言。”噎得老桑半天说不出话来。总之，能入老海法眼的作家并不多。在他看来，雨果和海明威勉强凑合。至于国内作家，除了鲁迅还可以，其他的都不值一提。

对于老海的看法，我并不完全赞同。有时也会提出异议，但更多的时候并不表露出来。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争论，同时我也不想得罪老海。老海这人极要面子，对于任何不同的看法都视为异端，或对他的挑战，决不容忍，往往非要争出个高低不可，而这种无谓的争论毫无意义，只能徒伤感情。

我们文友圈大约十来个人，经常来参加聚会的有五六个，其中有老海、老桑、小蒋和我，被戏称为“四人帮”（只是缺少一女的）。我们四人是在九龙山笔会相识的。那是一九八三年夏天，五湖市文联举办了一次青年作者改稿会，地点就在九龙山。九龙山是著名的风景区。山上有一座寺庙，叫九龙寺。寺后有一处院落，紧挨着山脚。笔会就安排在这个院落内。院内有一栋小楼，另有三五间平房。我们下榻的地方是那栋小楼，两层，木板楼梯，已很陈旧，踩上去吱嘎吱嘎响。会议约二三十人，我和老海、老桑，还有小蒋住在一个房间，很快熟悉起来。

老海姓戚，名江海，老海是他的笔名。有人问他为啥要取这个笔名，他说也就是随便起起的，没啥意思。但我们推测，除了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海字外，可能与海明威有关，因为有段时间，老海总爱把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挂在嘴边。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刚从大学毕业（那时大学生很吃香，但我顶着工农兵大学生的帽子，便矮了几分），分到市图书馆工作。老桑是矿机厂工人，小蒋是复员军人，退伍后在机要局开小车，老海则在一所中学任教。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师范生的毕业去向只能是学校，这是硬性规定，死杠杠。老海对教书没啥兴趣，但也不能不去。

那次笔会开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带了作品前去，并在会上传阅、讨论。会上还请了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讲评。老海的作品得到了不少肯定，特别是市作协主席高河对其赞赏有加，认为他可能是本市，乃至本省最有前途的新星。高河主席是搞评论的，并兼任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文学之光》的主编。该刊虽属市级刊物，但在全国小有名气，时有“五小花旦”美称。他的赏识非同小可，老海的身价陡然飙升，在改稿会期间，他俨然成了焦点。高主席还专门安排他在会上谈了创作体会。就在这次会上，《文学之光》决定留用他的一篇小说和两篇散文，这让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整个改稿会上除了老海的作品外，几乎没有其他人的作品被留用。老桑本来有一首诗要用的，可让他改了几次，最后还是给毙了，这让老桑沮丧不已。老海则很得意，他对我们说，这几篇（指被留用的作品）原打算是给《当代》《中国作家》的，既然他们想用，就给他们吧。“没办法，”他耸耸肩，一脸淡然的样子，“老高开口了，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听他那口气，好像他的作品被采用不是荣耀而是恩赐似的，而且他一口一个老高（当面可是高主席长高主席短），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让我们恨得牙痒痒。老桑说：“听他扯！鬼才信哩！”老桑这样说，一方面是心里有气，另一方面也是看不惯老海的德性。的确，他太爱摆谱了，动不动就嘚瑟，这让我们很不舒服。

我们住的小楼传说闹鬼。这里曾是寺内的寮房，抗战时有人逃难到这里上吊自杀了，传说是殉情，此后阴魂不散，时常在院内游荡，尤其是阴雨天。开始时没人相信，可隔壁房间一个作者说，有天夜里睡觉时（那天恰逢阴雨天），他突然喘不上气来，睁眼一看，一团白色的气体，像鬼魂似的压在他身上。他拼命挣扎，试图喊叫，但浑身无力，一句话也喊不出来，眼看就要背过气去，这时，有人叫了一声（叫了什么没听清），那鬼魂似乎受到惊扰，倏忽而去。据那个作者说，叫声是边上一个作者在说梦话——谢天谢地，这才救了他。第二天吃早饭时，这事便传开来，起先人们只是当作笑谈，可当天晚上，有人在半夜里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咯噔，咯噔——那声音阴森恐怖极了，但拉开灯后却不见一人。老桑也证实了这一点，有天夜里，他醒来时除了听见脚步声，还听到有哭声。那哭声一声长，一声短，像是上气不接下气。老桑当时就惊叫起来。

他的喊声惊动了大家。老海和小蒋都起身查看，边上几个房间的人也被吵醒了，好几个人都爬了起来，但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声，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件事，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听说的。我睡觉一向很沉（用老桑的话说，睡得像头死猪），他们闹出那么大动静，我居然一点不知。第二天，众人议论纷纷，将信将疑。我们住的小院，周围都是山林，十分僻静，夜晚到处一片漆黑，风一刮起来，树林里便哗哗乱响，有时还会传来不知什么动物的叫声，这样的环境很难让人不产生联想。闹鬼的事，大家嘴上说不信，可心里都有些忌惮。很多人夜间不敢起夜小便（老式房子没有卫生间，厕所在楼下），只好死劲憋着。

有一天早上，老桑发现自己的脸盆里不知让谁撒了尿，不禁气得大骂：“哪个王八孙子，太缺德，干出这种事，我操他祖宗八代！”听到老桑的骂声，我们都围了过来，只见老桑的脸盆里汪着一泡黄水，经过一夜发酵，泛着酸臭刺鼻的气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会条件简陋，住宿条件也差，由于没有卫生间，报到时每人可领一个脸盆，用于洗脸、洗脚之用，放在各自的床下。昨晚肯定是谁夜里憋不住尿，又不敢出去，便把尿撒在了盆里。问题是，你尿自己的盆不要紧，可你尿了老桑的盆，这就有些太缺德了（老桑骂的没错）。但屋里的几个人都赌咒发誓，拼命撇清，拒不承认是自己干的。由于死无对证，这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不过，事后分析，老海的嫌疑最大，因为他的床紧挨着老桑的床。我们那间房东边摆两张床，西边摆两张床，中间摆着桌子和椅子。我和小蒋的床在西边，如果要去老桑那里，得穿过中间的桌子椅子，从逻辑上讲，这很不方便。后来，这事闹到了会务组，会务组的人员分别找我们谈了话，仍然无法做出结论。老海说，也许是老桑自己尿的，但他忘了。老海这话是对会务组说的，但不知传到老桑耳朵里，他气得直跺脚：“我操他娘的，我还不至于老糊涂吧！”

这事成了一桩悬案，好多年后，有一次老海对我道出了实情。他承认这事是他干的。我问他为啥要这样干，他解释说，当时睡迷糊了，拿错了盆。这种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因为他的盆就在床下，伸手就可以拿到，而老桑的盆却隔着一段距离，他不拿自己的盆反拿老桑的盆，这明摆着有些说不通。

依我对老海的了解，这话八成是托词。他这人虽然聪明，但毛病却不少，除了喜欢显摆外，还喜欢占人巧，从不肯吃亏。有一次，小蒋对我说，老海这人简直不上道道。我说咋了。小蒋说，他早上刷牙老是挤别人的牙膏。我有些不信，心想牙膏能值几个钱。后来，老桑也对我说起这事，还把自己的牙膏藏起来，我才多少有些相信了。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对老海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听说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从小就养成了精于算计的习性。凡是能占的便宜他都不会放过。比如，我们每次下馆子，只要一结账，他不是上卫生间，就是说忘了带钱;外出乘车时，不论是打的，还是乘公交，他都磨磨蹭蹭的，等到别人付了钱，他才把钱包掏出来说：“别呀，别呀，让我来。”对他这一点，我们都很看不上，但作为志同道合的文友，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往来。

改稿会认识后，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那段时间，老海又发表了好几篇小说，有的在省内刊物，有的在省外刊物，这引起了省市作协的关注。高主席打算把他调入《文学之光》当编辑，此事正在运作之中。因此，老海越发春风得意，他还放出话来，只要他进了编辑部，你们几位的作品我会重点关照。听了这话，我们都很高兴。老桑更是巴结有加。他一边吹捧老海，一边说我的诗你一定要发，他们不懂，你肯定是懂的。老海表面应承着，背后却说拉倒吧，你那也叫诗？什么破烂玩意！老海对老桑打心里瞧不上，认为他的诗还停留在五十年代，老得掉了牙，早被淘汰了。还说，他什么诗不好写，偏要写爱情，他哪懂爱情啊？连老婆都留不住。那些“啊”“呵”的，简直让人酸掉了牙。对于小蒋，老海同样看不起，不过，有所保留。小蒋是写通俗文学的，写过一些公安和武侠小说，在老海眼里这类作品根本不入流，但小蒋在机要局开小车，手里握着方向盘（那时开车很吃香），老海常常有事求到他，因此当着小蒋的面，他多少留有余地，说他讲故事还行，语言也凑合。

至于我，老海算是高看一眼，起码在我看来是如此。他常说，我们这帮人中他最看好的是我。理由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因为当时我的创作成绩十分有限，只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也许他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我的潜质？或许是他常找我借书，碍着情面？

后一种可能性非常大。我那时在市图书馆采编部工作，这给老海借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不论什么书，包括一些新到期刊杂志，只要馆里有的，我都能帮他借到，而且不限时间、册数。老海受益匪浅，自然对我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