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生命力的作品还是关注现实的作品”

何子英（以下简称“何”）：季宇老师好！这次为了跟您做这个对话，我特意查阅了您的相关资料，了解到您从197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能否谈谈您当初第一次发表作品的情形？您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季宇（以下简称“季”）：说来话长，1979年前后，正是文学大潮兴起，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做着作家梦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形容千军万马挤在文学的独木桥上，由此可见一斑。我那时也是众多文学青年中的一员。只要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或者想方设法去借书借杂志看。看得多了，手便痒痒，于是便动手写。合肥市文联有一位老作家叫王春江，他对文学青年满腔热情。我常把作品拿给他看，每次他都热情鼓励。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送行》，他看后大加赞赏，便转给了《文艺作品》（合肥市文联主办，后改为《希望》，一度发行量很大），没想到竟然发表了。该刊的编辑林效成先生事先也没通知我，后来《安徽日报》刊出了目录，有文友问我这个季宇是不是你啊我才知道，不禁大喜过望。此后，我便开始写了下去，一写便写了四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我走上文学道路可能是受到了文学大潮的影响，但自从与文学结缘，我便好上了这一口，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如今回头看看，当年和我一起搞写作的文友，没剩下几个，但我一直坚持走了下来。现在我已退休了——如果说在职时，文学创作于我还有些功利色彩，现今已经没有了——有人问我你咋还在写？我也说不清楚，说到底还是喜爱吧。

何：的确，那时的作者和编辑对文学都充满激情，您的出道原来也是一段佳话啊！您的人生经历和阅历都相当丰富，曾下乡插队，也当过兵。这些经历在您的作品里都有反映吗？

季：我这个年纪，许多事情都赶上了。比如下放、当兵，后来又去上学，其中有不少坎坷，但没想到这些都成了我写作的宝贵经历。我自幼在城市长大，父母都是南下干部，远离老家。别人家七大姑八大姨，常来常往，我家很少有亲戚来。可以说我对农村毫不了解。不仅五谷不分，而且对于家族五服、乡村习俗等也一无所知。多亏了下放那几年，我才知道乡村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写了一些农村生活的作品，全靠下放时打的底子。还有军事题材作品，我一直很喜欢，这也与在部队的生活经历有关。生活太重要了，你可以编故事编情节，但生活你编不了。你没有生活过，写起来就会力不从心，即便写出来也处处会露怯。你的作品有没有生活，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像一件衣服，有时远远看去，好像差别不大，但仔细一瞧，针脚差别就大了去了。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小说《月光如水》（刊于《清明》2021年5期，《小说月报·大字版》2021年10期转载），小说写到一个兽医，不少人看了，都说没想到你对兽医如此了解，写得活龙活现。是的，这都是拜生活所赐。我下放时认识了几个兽医，经常看他们给牲口治病，引起我极大兴趣。我要感谢生活，没有这些经历，我创作路子一定会窄得多。我坚信一点，经历过的都是宝贵的，不论是幸运还是痛苦。对于创作来说，没有一种生活是无用的。这些生活就无声地潜伏在你的记忆中，甚至连你自己也无法察觉，可一旦需要，它们就会被激活，自然而然地在你的笔下流淌起来。

何：我在您的一篇创作谈中了解到，您出身于军人之家，您的父母亲都是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您的小说《最后的电波》，就是向父母亲致敬之作。那么，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您的世界观和文学观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

季：我父母对我影响很大，主要是言传身教，他们在家里很少讲大道理，但在一些小事上教我做人的道理。比如，做人要诚实，不能撒谎;与人交往不要占强，要甘于吃亏;做人要谦让，但必须有原则;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你不努力，就会后悔。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都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简单道理，却让我受益匪浅，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

我父母性格相差很大，我父亲像水，为人低调，凡事都忍，且十分包容;我母亲性格像火，遇事就炸，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我有一个舅舅因历史上的问题，使我母亲无法原谅，便与他们断绝关系，终身不再来往。有一年我回老家，有亲戚带我去看这个舅舅（我事前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个舅舅），事后被我母亲知道了，便对我大发雷霆。我从未见我母亲发这么大的火，吓得我半天不敢吱声。我父亲“文革”中遭受到冲击，关牛棚时，造反派害怕我们传递信息，连我送去的热水都要从水瓶里倒出来检查一遍。我那时刚上中学，年轻气盛，对于那些造反派，恨之入骨，曾找了一帮同学想对他们还以颜色。我父亲知道了，连忙制止，他说他们也是一些可怜之人，我们犯不着和他们一般见识。我父亲战争年代损坏了身体，在我记忆里，他一直是病歪歪的，经常住院或疗养。他身体虽然很差，但内心却无比坚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沉着镇定，毫不慌张。他常对我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再大的事也有过去的时候。他为人处事极能忍让，但对原则问题从不让步。有人外调让他揭发过去的老战友，他坚决不从，无论怎么威逼利诱。我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很多：一方面是母亲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一方面是父亲的忍耐和宽容。

我父母去世后，我一直想写一篇东西来怀念他们。《最后的电波》这篇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在小说的题记上我特地写上了一句：“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献给所有的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写这篇小说时，我是带着感情写的。过去我也常说写作要带着感情，但从未真正感受到，或者说是强烈地感受到，但写这篇小说时我切实感受到了。写作过程中我身上常常热血涌动，内心难以平静。我很感谢徐坤主编，小说发到她信箱不到三个小时，她就给我连发三条微信，鼓励有加。其中一条写道：“大作看完了。非常好！非常棒！有几处我感动得几乎落泪，在我军的军事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李安本这样的典型人物。您把一个中间人物写活了。”小说发表后，她还写了热情洋溢的微信，把小说推荐给《中华文学选刊》的徐晨亮主编。后来，小说被《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小说月报》等各种选本纷纷选载，并获得了“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国家话剧院和安庆黄梅戏剧团也将小说搬上舞台。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爱人，还有妹妹、弟弟看了这篇小说也给予好评，他们对我的小说说好的时候并不多。

何：哈哈，您的家人对您要求未免太高了。中国作家有很重的家国情怀，对历史变迁、家族传承绵延很感兴趣，凡是有分量的大部头长篇，大多是家族或历史题材的作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都与作家生活的故土和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安徽是历史文化和政治、军事、经济资源丰厚之地，历史上名人、大家辈出，可以说徽派文化独树一帜，那么您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徽人，对安徽的历史文化是不是特别感兴趣？我知道您写过历史小说《淮军四十年》《新安家族》《徽商》等，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您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和收获？

季：家国情怀是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良的传统，也是中国人崇高的追求。的确，家族史的写法在小说创作中由来已久。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都是写家族，或以家族为写作对象。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更重视家族。在东方观念里，血缘家族占据极高的地位，这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点。所谓家族、宗祠、社稷，中国人的根就在这里。一个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忘不了自己的根。与此同时，家与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礼记》中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国天下。一个家族的发展和精神形成，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民族的影响，反过来，家族也是国家、民族的缩影。家族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家族的爱恨情仇，有时离不开时代，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可分割，特别是当民族危难到来时更是如此。

诚如您所言，安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大别山红色文化、徽商文化、淮军文化、桐城派、徽班进京等等，内容非常丰富，有些已经成为了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像大别山红色文化，包括鄂豫皖根据地，其中金寨县被誉为“两源两地”（即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像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为国内地域文化“三大显学”;像淮军影响了晚清四十年;还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安徽人，这些都是文学可以开采的富矿，非常值得写。我从小就在安徽长大，对安徽的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从创作上讲，这也是安徽作家得天独厚的优势。

何：您的写作题材范围很广，不仅有写徽商和淮军的，还有写辛亥革命的，很多被改编成电视剧。就创作手法而言，有虚构的，也有纪实的，您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

季：我的长篇分为小说和纪实两类。小说像《新安家族》《群山呼啸》《徽商》等;纪实作品像《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再版时改为《燃烧的铁血旗》）、《段祺瑞传》等。现在纪实作品好像被称为非虚构。虚构与非虚构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虚与实上。虚构作品可以天马行空，通过想象来完成，但对非虚构来说，尊重历史事实是基本要求。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的历史小说大多是虚构人物，历史只是一个背景。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围绕马内特医生一家展开;还有雨果的《悲惨世界》，以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历史为背景，围绕主人公冉·阿让讲述故事。这些作品都是在历史的框架下写虚构的人物，这些虚构的人物可以在历史的缝隙中行走，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我的小说《群山呼啸》《新安家族》《徽商》等都是这个路数。这类小说大多是以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我很喜欢这样的写法。

我也写过一些纪实类的作品，或者称之为非虚构作品。这类作品大多以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为叙事对象。我一直以为对真实人物和真实的事件来说，虚构价值不大，成熟的读者也不感兴趣。因此对这类作品我一般拒绝虚构（除了《权力的十字架》，用的是小说笔法，但仅此一次）。

非虚构作品的好坏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看你有没有真货、干货。你掌握的史料越多，便越接近真实。因此，写这类作品很下功夫。我在写这类作品时，总是多方搜集资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个人文集、回忆、笔记、日记、年谱、传记，以及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我写《淮军四十年》《燃烧的铁血旗》《段祺瑞传》等，每次查阅的资料都不下于几百本，做的笔记也有几十万字，有人开玩笑说我成了半个专家。在写法上，我尽可能采用“还原”和“呈现”的办法，尽量让史料说话，努力做到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事无证据，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达到历史的真实。一些读者看了都感到很信服。

当然，光做到史料真实还不够，重要的是反思历史。评论家王达敏先生在评论我的《共和，1911》时谈到两个原则，即客观原则和深度原则。他认为，在历史事实叙述中，采取客观的原则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第一创作原则”，因为“过去的历史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外在的具体事实和它背后的思想史”，表现历史事实中的思想是纪实文学创作的“深度原则”。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当代人的观点解读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纪实文学作家的责任。

何：您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金斗街八号》，是一个精巧的短篇。当时您发来这篇小说，我很快一口气读完，然后回复您说，这应该是长篇的故事架构，但是您却在一个万字短篇里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线索都比较复杂，但您的叙事很精炼，可谓高密度叙事。这篇小说获得了《长江文艺》2017-2018双年奖。我们《长江文艺》选刊版“再发现”专栏选载了您发表于1993年的小说《盟友》，这是一个中篇小说，故事背景是清末民初，以同盟会员回到大别山区五湖一带发动革命为故事线索，着重描写了三个身份、性格迥异的人对于革命的态度，从而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以及革命的艰辛。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富有传奇性，叙事流畅好读。与《金斗街八号》一样，您这篇小说的结构意识也很强，结尾部分“故事之外的话题”，将时间拉到作者生活的年代，以研讨会的名义和资料物证试图解开小说中的历史疑案，对小说前面的情节来了个补叙，这个中篇其实也具备长篇的构架。那么，我很好奇，您是如何从容自如地在长篇、中篇、短篇之间完成技术层面的切换？请谈谈您对各种文体的小说创作的看法或者分享一下您的创作心得。

季：《金斗街八号》发表，应该感谢您，感谢贵刊。一个老故事，没想到产生了反响，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这篇小说可能是我的小说中选载最多的一篇。《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几乎国内权威选刊都选了。我想这和贵刊的影响不无关系。我注意到贵刊作品选载率很高。这是我的幸运。您们还颁给了我双年奖，这更是一个莫大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