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字都很珍贵
作者: 曾楚风 傅菲曾楚风(以下简称“曾”):傅菲好!你的作品量太大了,我老眼昏花,简直看不过来。你算过自己发表的字数、篇数,出了多少本书吗?大概不等身也及膝了吧。我还是先交代一下你和我们杂志的交往。我记得是2019年二三月间,我为“家乡书”栏目约稿。这个栏目在《长江文艺》并非重头戏,每当字数发超了时不时被挤掉。但我个人偏爱。这种文章写得好不容易,好稿子难得一见,我实在不想断档,到处找作者。我找到赵柏田,以前编过他的专栏,他没空,创作另外有方向。于是介绍你给我,说,他大概合适。我之前没注意你的作品,百度了一下,上面说你是1988年开始写诗,1997年停笔,停笔就是完全不写了?2002年开始散文写作,2006年就被人叫做“傅菲年”了。可见影响力惊人。我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没读过作品有点心虚。随便点开一篇,一见如故。古人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读这些文字就有这样的共鸣。此后我每一年都发了一篇你的作品,今年又要出专栏12篇,没有失望过,没有厌倦过。我很想找一个词来形容阅读的感觉,总找不到贴切的。前天看到中央美院宋晓霞教授共享了一篇梁硕的《乡野金石录》,谈“野刻”——“在野外随便什么地方刻字”这件事,出现了一个词:金石感。那种“野刻”中体现出来的金石感,就是这个吧。我很想发表你的作品,便找你约稿,还发了几篇以前的作品以示意。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啊?因为你回答我两句话:没问题。我和别人写的乡村都不一样。几年过去,我强烈而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话的技术含量。所以,你首先要回答:你看到我发的范文内心是怎么想的?
傅菲(以下简称“傅”):曾老师好! 2019年1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河边生起炊烟》,3月11日,赵柏田兄在他朋友圈晒了我新书,被您关注到了。经柏田兄介绍,您约我写“家乡书”栏目散文。我非常感谢柏田兄,见了柏田兄,去要请他喝酒。
应承了您的约稿,我丝毫不敢怠慢,我必须全力以赴。《长江文艺》是广有影响的名刊,我懂“约稿”这两个字的分量。其实,我很害怕名刊约稿,担心自己写的作品,使编辑老师失望。4月2日,我交稿《元灯》。4月3日,您回复我:一口气读完,我喜欢。
2019年11月21日,您约稿。2020年4月2日,我交稿《盆地的深度》。4月6日,您回复:我看了,这个人让我心里很震动。我会极力推荐。下半年才能发出来,不过,今年,在《长江文艺》发一篇这样的作品是值得纪念的(注:这一年是《长江文艺》创刊七十周年)。
2020年11月18日,您约稿。12月7日,我交稿《似斯兰馨》。12月14日,您回复:读罢眼中有泪意,心中有惆怅。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有血有泪的文章看到有血有泪的人生,不管这人生是在今天,还是在过去。尤其是语言的节奏,稍有变化,好像从读七言诗或者古风,变成了四言诗。那种很古老的朴素的味道。山高水长,松柏长青。这篇文章我会好好对待。
2021年元月27日,我向您谈起了在《长江文艺》开专栏的想法。2021年5月,我把专栏12篇作品,交稿给您审定。
我在此之所以记下这个“编作交往史”,是因为我十分珍惜这个情缘。好编辑是不断鼓励、启发作者的。我的成长得益于刊物和出版社编辑的帮助。在我二十年的散文写作历程中,编辑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我铭记。您无疑是我最重要的编辑之一。谢谢您一直编我作品。
2002年,我开始写散文。在2015年之前,我属于散文爱好者,一年约写4 — 6万字。2015年开始,我除了烧饭、带娃,就是去野外调查和写作。我没数过自己篇数,出版了30本散文集,其中不重复篇目散文集有16本。我差不多每年要在25 — 35家省刊或省刊以上刊物首发原创作品,年发稿量在30 — 35万字。
在您没约我写稿之前,没读过我作品,非常正常。说明我没有写出让编辑、读者印象深刻的作品。一个作家,写了比较多的作品,却在读者心中没有刻下印痕,那么这些作品是失效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作家一生所写,只为叠高某一部作品或几篇作品,大部分作品只是为其做准备、铺垫。
2006年被网络媒体称为“傅菲年”,也许是因为我那一年写得特别多,差不多一个星期写一篇,有7家散文年选收入了我作品。
您第一次约我写“家乡书”栏目作品,您发了3篇例文给我学习:李修文《白杨树下》、郑保纯《野花六种》、阎连科《被我走丢了的家》。在您没发我例文前,我已拜读李修文老师的《白杨树下》。我阅读过李修文老师的大部分散文。另两篇,我当时没拜读。这不是轻慢郑老师和阎老师,而是阅读了例文再写,对我来说,会“痛苦”。写作,还是讲究异质化。
“因为你回答我两句话:没问题。我和别人写的乡村都不一样。几年过去,我强烈而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话的技术含量。”您这么褒奖我、鞭策我,让我诚惶诚恐。我现在想来,当时所答,是不是过于自信或轻率了?但出自我内心所想。我写的散文来自我的现实生活。我与绝大部分作家的区别之处,在于我坚持长时间在乡村生活,题材鲜活,如刚出炉的面包。我对生活敏感,感受敏锐,丰富了我的写作。有很多篇什,我是坐在村里写的,甚至直接叙述当时发生的生活事件。这或许就是您所说的“野刻”。但我还没达到“刻”的深度。
曾:2021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了你的新书《元灯长歌》。开篇《元灯》就是我编辑的第一篇稿。2019年4月3日,我回复你说,我喜欢。并且说,一生无憾的人多好。“他(指你的父亲)和我公一样,都是一生无憾的人。”几代人历经沧桑,艰难,剧变,怎么算无憾啊!看到这句话,我真是百感交集。我想到我那几乎失去了全部记忆的93岁的父亲。想到一生多灾多难2016年去世的母亲。想到我自己几十年所经历和体验过的家国情怀。今天再读,我还是觉得你把自己最重要的篇章,或者是之一,给了我们杂志。对此,我心怀感激。这一篇写的是傅家家史。我想问:写这个你做了怎样的准备?
傅:2007年,我祖父诞辰100年。元宵节,源自我祖父血脉的近百人来参拜我祖父。我祖父88岁去世。百年,对于个人和国家,意味着什么?我站在我祖父坟前,既欣慰又悲痛。我自小和我祖父睡。他抱着我睡。我现在仍感觉到他的手抱着我。他温暖的鼻息和热热的体温,包裹着我。我凝视着坟墓里的人,心里想:我要好好写一篇文章纪念我祖父。
过去了十余年,我没写出来。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写出来。这是我的执念。
2007年元宵节之后,我再也没给祖父上过坟。我内心恐惧。我从来没有觉得老人已离开我。每年清明节,我站在远处,默默地看老人的坟墓。我不害怕死亡,但我害怕我所爱的人离去。我没办法接受。2019年元宵节,我再次去看老人的坟墓。坟墓在一个茅草冈上,被刚竹包围。山冈无比荒凉。在回家的路上(约两华里),我默默流泪。我问自己:我已中年,我到底有没有辜负我祖父。人活着,需要给自己交代,也需要给家人交代。
《元灯》在这个时间节点写出来了。《元灯》是我祖父、我父亲和我的交代书。三代人向各自的时代、各自的生命的交代书。《元灯》既有家国的情怀,又有生命的情怀。“一生无憾”就是最好的交代。篇名直接以我祖父名字命名,这是我对祖父至高的致敬。《元灯》与我血液同在,与生俱来。
《元灯长歌》是一部以“人民史诗”为主题的散文作品,以郑坊盆地为叙述背景,以百年大视角、以长卷式、多声部、呈扇形,写“时代和人民”“土地和人民”,写人民的生存状态、内心困厄、精神面貌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写人性之美、劳动之美、伦理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全书收录16篇,其中5篇首发于《长江文艺》,由您责编。您是我非常信赖、尊重的编辑。
您和我同属物质匮乏年代出生,经历时代相同。我们具有时代共情。您对双亲的情感,我感同身受。
曾:题外话问一句,2022年5月14日,我看到你发了一张图是父亲的背影。写《元灯》时,他84岁,老人家看上去腰杆真硬。扛着一捆豆扦,大概是竹竿子?苦竹?那东西很重。你的留言是:村居第15天,老父87岁,早早去种四季豆。我说我来扛豆扦。老父说,你一个书生还和我比力气?书生这个词在《元灯》中也反复出现。意味深长。我想问:你能谈谈你对这个词的理解吗?
傅:今年4月30日至5月15日,我村居,陪父母。我父亲种四季豆。14日早上,我父亲削豆扦。他削好了豆扦头,我抱起来,扛上肩,去田里扦插。豆扦是杉木料,比较重。他不肯我扛。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古话。在《元灯》中,出现了。在旧时代,乡人很少有人读书的,绝大部分目不识丁。那么在那个时代,书生不仅仅是指读书人,而是具有时代视野的开明人,给乡村带来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世界认知。他们是有家国情怀、故土情节的道义人士。
我父亲说我是书生,是指我手无缚鸡之力。我从小很少干重体力活。我骨架不是很粗壮,挑不了重担。我砍了很多年柴火,每次砍很少。
书生是知识传播者、精神启蒙者。一个国家,假如书生没有担当,是非常可怕的。读书人是一个民族的火种。没有火种,人间如荒野。
读书人在现实生活的当下,还具有引领的作用。如2021年,我和周瑞忠(在南昌工作)、周干萌(在上饶市工作),带头捐资,在山中峡谷,建了一个二层六角石亭,村民纷纷主动捐钱帮工。有两户村民山地被占用,分文不收。周瑞忠和周干萌是村里第一批考出去的大学生,是村里孩子学习上的榜样。他们又以实际行动,为村里做慈善,很受村人尊重。去冬今春,我和周干萌捐资,在峡谷路边栽树绿化。这条峡谷4华里长,水泥路,无车辆行驶,村里老人每天来山中散步,可下雨了,无处躲雨。建了凉亭,方便了老人休息。
《圣鹿》写到的雁坞与太平圣寺,距峡谷水泥路,还有数百米没有硬化,不方便老人走路。我和周瑞忠、周干萌徒步考察了三次,准备修路。我村里有十数村民为村公益事业,非常热心,出钱出力,以周庆东、周文涛、乐易河、徐远十、李义贞最为热情。乡村公益事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具有引领的作用。
但有时也会被人误会,甚至被人“暗害”。在峡谷种的183棵树,其中有2棵被人剥皮、1棵被人砍树腰半截。徐远十给树包扎,居然活了下来。我这个自然村110余户,大多杂姓,但最为团结,且很出大学生。良好的民风对村民影响深远。读书人在村民中的榜样作用,是重要因素之一。
村里实施的规划之事,我也会参与。与村民议事、谈心的过程,是我观察村人的过程,也是我“收集故事”的过程。村里有人砍了某一棵大树、捕猎了山麂野猪,或有人得了恶病或意外死亡,即使我在千里之外,也很快知道。村里有人随时向我“通风报信”。
您第一次约我稿,我答:我和别人写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与村民之间互通互融,内心通达。我那个自然村,谁家欠了多少钱过年,我都非常清楚。
《元灯长歌》的写作,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我研究乡村、扎根乡村十数年,才有了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村民完成了这本书,只是由我书写出来而已。他们的前辈、他们自己,以生命书写了大地赞美诗。这就是生命史诗。
我完成了我祖父在《元灯》中的嘱托:读书人干读书人的事,惠及更多的人。
曾:你曾说你每年都在老家枫林住一个月以上。今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说说你今年在家干了什么值得一记的事。你也说去年8月去了德兴市的大茅山,住在学校里。打算住三年。你打算写它。想听听你选中这一座山的理由。择日不如撞日,要不你给我两个地方两个日子的日常记录,让读者也分享一下山居日常如何。
傅:在2015 — 2020年,我村居时间不低于三分之一。2021年8月23日,我来到德兴市,居住在德兴市第六中学。学校在市郊,临近大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