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字都很珍贵

曾楚风（以下简称“曾”）：傅菲好！你的作品量太大了，我老眼昏花，简直看不过来。你算过自己发表的字数、篇数，出了多少本书吗？大概不等身也及膝了吧。我还是先交代一下你和我们杂志的交往。我记得是2019年二三月间，我为“家乡书”栏目约稿。这个栏目在《长江文艺》并非重头戏，每当字数发超了时不时被挤掉。但我个人偏爱。这种文章写得好不容易，好稿子难得一见，我实在不想断档，到处找作者。我找到赵柏田，以前编过他的专栏，他没空，创作另外有方向。于是介绍你给我，说，他大概合适。我之前没注意你的作品，百度了一下，上面说你是1988年开始写诗，1997年停笔，停笔就是完全不写了？2002年开始散文写作，2006年就被人叫做“傅菲年”了。可见影响力惊人。我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没读过作品有点心虚。随便点开一篇，一见如故。古人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读这些文字就有这样的共鸣。此后我每一年都发了一篇你的作品，今年又要出专栏12篇，没有失望过，没有厌倦过。我很想找一个词来形容阅读的感觉，总找不到贴切的。前天看到中央美院宋晓霞教授共享了一篇梁硕的《乡野金石录》，谈“野刻”——“在野外随便什么地方刻字”这件事，出现了一个词：金石感。那种“野刻”中体现出来的金石感，就是这个吧。我很想发表你的作品，便找你约稿，还发了几篇以前的作品以示意。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啊？因为你回答我两句话：没问题。我和别人写的乡村都不一样。几年过去，我强烈而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话的技术含量。所以，你首先要回答：你看到我发的范文内心是怎么想的？

傅菲（以下简称“傅”）：曾老师好！ 2019年1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河边生起炊烟》，3月11日，赵柏田兄在他朋友圈晒了我新书，被您关注到了。经柏田兄介绍，您约我写“家乡书”栏目散文。我非常感谢柏田兄，见了柏田兄，去要请他喝酒。

应承了您的约稿，我丝毫不敢怠慢，我必须全力以赴。《长江文艺》是广有影响的名刊，我懂“约稿”这两个字的分量。其实，我很害怕名刊约稿，担心自己写的作品，使编辑老师失望。4月2日，我交稿《元灯》。4月3日，您回复我：一口气读完，我喜欢。

2019年11月21日，您约稿。2020年4月2日，我交稿《盆地的深度》。4月6日，您回复：我看了，这个人让我心里很震动。我会极力推荐。下半年才能发出来，不过，今年，在《长江文艺》发一篇这样的作品是值得纪念的（注：这一年是《长江文艺》创刊七十周年）。

2020年11月18日，您约稿。12月7日，我交稿《似斯兰馨》。12月14日，您回复：读罢眼中有泪意，心中有惆怅。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有血有泪的文章看到有血有泪的人生，不管这人生是在今天，还是在过去。尤其是语言的节奏，稍有变化，好像从读七言诗或者古风，变成了四言诗。那种很古老的朴素的味道。山高水长，松柏长青。这篇文章我会好好对待。

2021年元月27日，我向您谈起了在《长江文艺》开专栏的想法。2021年5月，我把专栏12篇作品，交稿给您审定。

我在此之所以记下这个“编作交往史”，是因为我十分珍惜这个情缘。好编辑是不断鼓励、启发作者的。我的成长得益于刊物和出版社编辑的帮助。在我二十年的散文写作历程中，编辑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我铭记。您无疑是我最重要的编辑之一。谢谢您一直编我作品。

2002年，我开始写散文。在2015年之前，我属于散文爱好者，一年约写4 — 6万字。2015年开始，我除了烧饭、带娃，就是去野外调查和写作。我没数过自己篇数，出版了30本散文集，其中不重复篇目散文集有16本。我差不多每年要在25 — 35家省刊或省刊以上刊物首发原创作品，年发稿量在30 — 35万字。

在您没约我写稿之前，没读过我作品，非常正常。说明我没有写出让编辑、读者印象深刻的作品。一个作家，写了比较多的作品，却在读者心中没有刻下印痕，那么这些作品是失效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作家一生所写，只为叠高某一部作品或几篇作品，大部分作品只是为其做准备、铺垫。

2006年被网络媒体称为“傅菲年”，也许是因为我那一年写得特别多，差不多一个星期写一篇，有7家散文年选收入了我作品。

您第一次约我写“家乡书”栏目作品，您发了3篇例文给我学习：李修文《白杨树下》、郑保纯《野花六种》、阎连科《被我走丢了的家》。在您没发我例文前，我已拜读李修文老师的《白杨树下》。我阅读过李修文老师的大部分散文。另两篇，我当时没拜读。这不是轻慢郑老师和阎老师，而是阅读了例文再写，对我来说，会“痛苦”。写作，还是讲究异质化。

“因为你回答我两句话：没问题。我和别人写的乡村都不一样。几年过去，我强烈而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话的技术含量。”您这么褒奖我、鞭策我，让我诚惶诚恐。我现在想来，当时所答，是不是过于自信或轻率了？但出自我内心所想。我写的散文来自我的现实生活。我与绝大部分作家的区别之处，在于我坚持长时间在乡村生活，题材鲜活，如刚出炉的面包。我对生活敏感，感受敏锐，丰富了我的写作。有很多篇什，我是坐在村里写的，甚至直接叙述当时发生的生活事件。这或许就是您所说的“野刻”。但我还没达到“刻”的深度。

曾：2021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了你的新书《元灯长歌》。开篇《元灯》就是我编辑的第一篇稿。2019年4月3日，我回复你说，我喜欢。并且说，一生无憾的人多好。“他（指你的父亲）和我公一样，都是一生无憾的人。”几代人历经沧桑，艰难，剧变，怎么算无憾啊！看到这句话，我真是百感交集。我想到我那几乎失去了全部记忆的93岁的父亲。想到一生多灾多难2016年去世的母亲。想到我自己几十年所经历和体验过的家国情怀。今天再读，我还是觉得你把自己最重要的篇章，或者是之一，给了我们杂志。对此，我心怀感激。这一篇写的是傅家家史。我想问：写这个你做了怎样的准备？

傅：2007年，我祖父诞辰100年。元宵节，源自我祖父血脉的近百人来参拜我祖父。我祖父88岁去世。百年，对于个人和国家，意味着什么？我站在我祖父坟前，既欣慰又悲痛。我自小和我祖父睡。他抱着我睡。我现在仍感觉到他的手抱着我。他温暖的鼻息和热热的体温，包裹着我。我凝视着坟墓里的人，心里想：我要好好写一篇文章纪念我祖父。

过去了十余年，我没写出来。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写出来。这是我的执念。

2007年元宵节之后，我再也没给祖父上过坟。我内心恐惧。我从来没有觉得老人已离开我。每年清明节，我站在远处，默默地看老人的坟墓。我不害怕死亡，但我害怕我所爱的人离去。我没办法接受。2019年元宵节，我再次去看老人的坟墓。坟墓在一个茅草冈上，被刚竹包围。山冈无比荒凉。在回家的路上（约两华里），我默默流泪。我问自己：我已中年，我到底有没有辜负我祖父。人活着，需要给自己交代，也需要给家人交代。

《元灯》在这个时间节点写出来了。《元灯》是我祖父、我父亲和我的交代书。三代人向各自的时代、各自的生命的交代书。《元灯》既有家国的情怀，又有生命的情怀。“一生无憾”就是最好的交代。篇名直接以我祖父名字命名，这是我对祖父至高的致敬。《元灯》与我血液同在，与生俱来。

《元灯长歌》是一部以“人民史诗”为主题的散文作品，以郑坊盆地为叙述背景，以百年大视角、以长卷式、多声部、呈扇形，写“时代和人民”“土地和人民”，写人民的生存状态、内心困厄、精神面貌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写人性之美、劳动之美、伦理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全书收录16篇，其中5篇首发于《长江文艺》，由您责编。您是我非常信赖、尊重的编辑。

您和我同属物质匮乏年代出生，经历时代相同。我们具有时代共情。您对双亲的情感，我感同身受。

曾：题外话问一句，2022年5月14日，我看到你发了一张图是父亲的背影。写《元灯》时，他84岁，老人家看上去腰杆真硬。扛着一捆豆扦，大概是竹竿子？苦竹？那东西很重。你的留言是：村居第15天，老父87岁，早早去种四季豆。我说我来扛豆扦。老父说，你一个书生还和我比力气？书生这个词在《元灯》中也反复出现。意味深长。我想问：你能谈谈你对这个词的理解吗？

傅：今年4月30日至5月15日，我村居，陪父母。我父亲种四季豆。14日早上，我父亲削豆扦。他削好了豆扦头，我抱起来，扛上肩，去田里扦插。豆扦是杉木料，比较重。他不肯我扛。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古话。在《元灯》中，出现了。在旧时代，乡人很少有人读书的，绝大部分目不识丁。那么在那个时代，书生不仅仅是指读书人，而是具有时代视野的开明人，给乡村带来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世界认知。他们是有家国情怀、故土情节的道义人士。

我父亲说我是书生，是指我手无缚鸡之力。我从小很少干重体力活。我骨架不是很粗壮，挑不了重担。我砍了很多年柴火，每次砍很少。

书生是知识传播者、精神启蒙者。一个国家，假如书生没有担当，是非常可怕的。读书人是一个民族的火种。没有火种，人间如荒野。

读书人在现实生活的当下，还具有引领的作用。如2021年，我和周瑞忠（在南昌工作）、周干萌（在上饶市工作），带头捐资，在山中峡谷，建了一个二层六角石亭，村民纷纷主动捐钱帮工。有两户村民山地被占用，分文不收。周瑞忠和周干萌是村里第一批考出去的大学生，是村里孩子学习上的榜样。他们又以实际行动，为村里做慈善，很受村人尊重。去冬今春，我和周干萌捐资，在峡谷路边栽树绿化。这条峡谷4华里长，水泥路，无车辆行驶，村里老人每天来山中散步，可下雨了，无处躲雨。建了凉亭，方便了老人休息。

《圣鹿》写到的雁坞与太平圣寺，距峡谷水泥路，还有数百米没有硬化，不方便老人走路。我和周瑞忠、周干萌徒步考察了三次，准备修路。我村里有十数村民为村公益事业，非常热心，出钱出力，以周庆东、周文涛、乐易河、徐远十、李义贞最为热情。乡村公益事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具有引领的作用。

但有时也会被人误会，甚至被人“暗害”。在峡谷种的183棵树，其中有2棵被人剥皮、1棵被人砍树腰半截。徐远十给树包扎，居然活了下来。我这个自然村110余户，大多杂姓，但最为团结，且很出大学生。良好的民风对村民影响深远。读书人在村民中的榜样作用，是重要因素之一。

村里实施的规划之事，我也会参与。与村民议事、谈心的过程，是我观察村人的过程，也是我“收集故事”的过程。村里有人砍了某一棵大树、捕猎了山麂野猪，或有人得了恶病或意外死亡，即使我在千里之外，也很快知道。村里有人随时向我“通风报信”。

您第一次约我稿，我答：我和别人写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与村民之间互通互融，内心通达。我那个自然村，谁家欠了多少钱过年，我都非常清楚。

《元灯长歌》的写作，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我研究乡村、扎根乡村十数年，才有了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村民完成了这本书，只是由我书写出来而已。他们的前辈、他们自己，以生命书写了大地赞美诗。这就是生命史诗。

我完成了我祖父在《元灯》中的嘱托：读书人干读书人的事，惠及更多的人。

曾：你曾说你每年都在老家枫林住一个月以上。今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说说你今年在家干了什么值得一记的事。你也说去年8月去了德兴市的大茅山，住在学校里。打算住三年。你打算写它。想听听你选中这一座山的理由。择日不如撞日，要不你给我两个地方两个日子的日常记录，让读者也分享一下山居日常如何。

傅：在2015 — 2020年，我村居时间不低于三分之一。2021年8月23日，我来到德兴市，居住在德兴市第六中学。学校在市郊，临近大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