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谣

上个月跑了一趟绥德——北京有个编剧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到我，说要为我死去的祖父写一部电影。电话里乍一听他说，我有点发蒙，有点好笑，有点不知所措，有点不相信。的确，我祖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模范，曾经受到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不是单独接见，是集体接见——但是毕竟过去那么久，新中国成立都有七十多年了，往事如烟，谁还记得他呀？眼下又有谁对他感兴趣呢？

编剧再三保证，投资方已经找好，导演也物色好了，都是国内有实力、人品绝对靠得住、有社会责任心的业界大咖。架不住他一番好说歹说，我答应陪他到故乡绥德走一趟。他先飞到榆林转车，我则从西安坐火车直接奔绥德。我们到他事先预订好的一家连锁酒店碰面。我早到了几个小时，在楼下的小餐馆吃了碗面，就在落日的余晖中，沿着穿城而过的无定河边随意走动。这地方我也是多年未至，其实相当的陌生。

绥德虽然是个穷地方，可名气不算小，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顺口溜相信很多人听说过，是陕北的一大骄傲，是个特色，它好像发端于三国时期著名美女貂婵和一代豪杰吕布。实际上貂婵是不是米脂人，还不一定呢，而吕布并不是陕北人，这是有确切定论的。人们乐意传颂这句顺口溜，说明人们认可米脂出美女、绥德出好汉，这大抵是不会错的。

绥德历史悠久。秦时设绥德为“上郡”，延安的前身肤施都在它统辖之内，彼时秦太子扶苏、大将蒙恬就在绥德驻守，并且冤死于此，埋葬于此。我在无定河边走，隐约能看到扶苏墓的轮廓，它对面就是蒙恬墓，因山势所阻，肉眼看不到。

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是我们绥德人，这是确定无疑的。前些年县上为韩将军造了塑像，摆在县城的中心，看上去很威风。说韩将军是我们绥德的骄傲，无人反对;而在将近八十年前，绥德还有一个令当地人感到骄傲的人物，他便是我的先祖父赵有良。

要讲赵有良，还是从一九三五年说起吧……

县城西面三十里外有个赵家沟，赵有良的家就在那条黄土老沟的深处。说是家，只有两孔窑洞，他和婆姨孩子住的那孔里面有一盘土炕，一个灶台，一张断了一条腿的枣木矮桌，几把小木凳，两只不大的盛放粮食的泥瓮，一只盛衣物的破木箱等等几件可怜的家具;窑前连个土院墙都没有，用树枝树棍随便围起来，就算个院子了。

有良是土生土长的赵家沟人，他婆姨吴石榴是米脂人——你看，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他们两口子正好对上了！从字面上说，他们是很美的一对儿。石榴是不是美女，已经没法考证，她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有良是个老实肯干的庄稼汉，这个没错，一张憨厚粗糙的脸，跟陕北所有的男人都差不多。石榴是有良的爹花三块大洋买下的，那年她十六岁，有良十七岁，他爹怕不牢靠，石榴来赵家沟的当晚就打发他们圆了房。石榴家里女娃子多，卖掉她爹娘不心疼，指望那三块大洋给她兄弟订一门亲呢！一开始石榴觉得自己命苦，嫁到赵家后发现，自己的命，不苦，男人对她真还不错，很少骂，更没打过她，地里的活计他全包了。如果非要往命苦上扯，那就是她的身子骨一直不咋样，给人感觉长年病怏怏的。

话说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一九三五年春天，本该是大地回暖万物复苏的季节，石榴却染上伤寒。这一回病得厉害，几天里水米不进，高烧不退，本来就瘦弱不堪的她，眼见变成了皮包骨，面皮蜡黄，气息奄奄。从沟外请了个郎中过来瞧了瞧，那郎中阴沉着脸，像是来送葬的，一个劲地摇头，出了窑洞，连连叹气，对有良道：“大兄弟，人怕是保不住啦！赶紧准备后事咧。”有良不死心，毕竟婆姨还没咽气呢，经人指点，他跑到绥德城，摸到宏济堂大药房，找到当地最有名的郎中胡富仁，听人说他专治伤寒。那胡富仁捻着山羊胡，眼皮都没抬，甩过一句话：“五块大洋，一个子儿不能少。治不好退款。”

五块大洋，真够狠呀！走投无路没办法，这可真难倒了有良！眼下正是青黄不接之际，盛粮食的瓮都见底了，无粮可卖，破窑洞里，更是没个值钱的东西。有良首先想到了借。赵家沟能拿得出五块大洋的，除了霍起，怕是一时找不出第二家。回到村里，他直接奔去了霍家，眼见着霍起闪进了门楼，他后脚跟进去，霍起的胖婆姨李月娥却在门口拦下他，说：“大兄弟，你来做甚？”有良急赤白脸道：“找霍大哥……借点钱抓药……救婆姨一条命……”那李月娥脸上堆起笑：“哟，这个嘛，得等你大哥回来再说，额可当不了家。”有良道：“他、他去哪咧？”李月娥道：“到米脂他三姑家吃喜酒啦！前脚刚走。大兄弟，你三天后再来吧。”说罢，就要关大门。

有良感到脑子乱得不行，从霍起家门洞钻出来，脚下一绊，差点摔一跤。应该早想到了，霍起是不借钱的，他说过，要是随便借钱给人，霍家那点家业早败光了。

现在，家中唯一值点钱的，就是两个孩子了。这时候有良的父母都已经谢世，大娃是个男孩，叫大满，九岁半;小的是个女娃，叫杏儿，刚满六周岁。只要婆姨在，就不愁生娃，肯定得保婆姨……有良一狠心一跺脚，回家的路上就下定了心思。

村里的“大能人”刘德福帮忙找到了要孩子的人家，不说是哪儿人，只说是北面，靠近榆林，家里不缺吃不缺穿，日子好得很咧！保准把女娃当亲娃子养。黎明时分，来接孩子的人到了沟口，德福过来催有良赶紧动手。有良把熟睡中的杏儿塞到石榴怀里，让她最后再抱一会儿。有良虽然啥话都没跟她提，但她心里是明白的，久久说不出话来，脸贴着杏儿的小脸，两行泪珠顺着消瘦的面颊流下来。杏儿这时候醒了，有良以为杏儿会哭。杏儿一声没哭，她像个懂事的孩子那样，又闭上了小眼睛。炕角上的大满也醒了，他眼睁睁看着妹妹被人抱走。

七副药服下，石榴奇迹般活了过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从不提杏儿，仿佛压根没有过这个女娃子。有时她纺线累了，就走出院子，站到一旁的高坡上，往沟口外面张望，久久不动，久久不动。有良心里清楚，女人想杏儿了。夜里上了炕，她有心事，睡不着，有良就劝她，说：“女娃儿跟着咱，一辈子享不到啥福咧，不如去个好人家，最起码不饿肚皮。”又说：“你不也是几块大洋换来的吗？你没后悔吧？咱这不也挺好的吗？”还说：“你是这个命，咱杏儿也是这个命。咱们穷地方，卖儿卖女的事天天有，不新鲜，以前有，以后也少不了！”

这一带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北面，属于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离延安有四百多里。它不同于延安周边的共产党核心区，这里是国共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带。一九四零年之前，国民党地方政权还存在着。赵家沟有三百来口人，在当地算个大村庄，国民党经常派人来赵家沟，散布一些共产党的坏话;共产党也经常派人过来搞宣传，说一些国民党的坏话。老百姓嘛，你说啥是啥，听着就是了，谁好谁坏，他们要观望。

随着共产党在边区接合部逐步建立并稳固自己的政权，双方的摩擦在所难免，闹到一定程度，国民党的绥德县长何绍周被赶跑，北大门的局面算是稳定下来了。

一九四二年秋末，夏庄稼收罢后，新任区委书记贺华想选个地方搞社会调查，挑来挑去，他选中了离城不太远的赵家沟。这时候的陕甘宁边区，由于人员膨胀，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外援断绝，边区的经济正处于极度困难之中。陕北本来就地瘠民贫，要想让一百万边区百姓养活十万人的部队和工作人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年初党中央决定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地方官员，在自己辖区内推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多产粮食，多交公粮，是首要任务。延安那边产生了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一时风头无两，贺华作为新任区委书记，也很想抓几个大生产的模范典型人物，大张旗鼓地予以宣传，以点带面，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创造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绥德。

贺华带区委宣传部长、一个秘书、一位报社记者，以及通信员小高、警卫员小黄等六人步行来到赵家沟，随行的两匹骡子驮着他们的日常用具。他们分成两组，住进两户条件稍好一些的农民家中。

调查组用一周时间摸清了赵家沟的状况。这个与陕北的黄土高坡并无二致的村落，眼下共有三百零七口人，分住在三条沟里，除了霍起等几户人家光景好过之外，多数人家能维持温饱就相当不错了，还有不少拉饥荒的，这两年公粮完成得也不理想，拖了后腿。

贺华带人走进走出，挨家挨户让人们说出自己心目中的“好劳动者”，一共筛选出十位候选人，其中就有赵有良，而且他的呼声很高。贺华的住处离有良家挺远，需要翻过一座山头，他想找有良当面聊聊，去过两次有良家，都赶上他不在家，一次是早晨，他婆姨说，他去拾粪了;一次是傍晚，他婆姨说，他下地还没回，而这时候已经到了晚饭时间，天都黑透了，他竟然还不归家。

一天上午，贺华带警卫员小黄离开住处，一路打听着摸到了有良干活的地方，他正和儿子一起翻地。巴掌大的一块山边坡地，离家又远，有良不想放弃，打算明年开春种点篦麻。有良早听说村里来了共产党大官，搭眼一看，这位书记比自己年轻多了，瘦高个，戴着黄边眼镜，像个白面书生。贺华老远就招手打招呼，说：“老哥！干得咋样了？歇会儿吧！”有良嘿嘿一咧嘴，放下镢头，大步走到地头，把一双泥手往裤腿上抹了又抹，不好意思地握了握贺华伸过来的手。他感觉手上的泥巴沾到了贺书记的手上，老盯着贺书记的手。贺华全然不当回事，拉他坐在地头上拉呱。一问年龄，两人同庚，都是三十四。但是看上去有良至少比贺华大十岁。有良个头不高，但身体墩实强壮，上身穿着打了一摞补丁的黑夹衣，下身着灰色长裤，也满是补丁;他脸色红润发紫，一双小灰眼珠子不停眨巴着，脸上的皱纹很明显，像冬天冻裂的土地，留着一小撮胡子，头顶过早地秃了，一身的泥汗味儿。

贺华拉着有良蹲在地头聊了半个钟点，他还吩咐小黄拿起有良的镢头刨地，跟有良的儿子大满比试比试。小黄个子比大满高出一个头，身体也强壮得多，但刨地根本不是大满的对手，一会就被大满甩在了后面。

贺华下山去了。他大体摸清了有良家的情况。以前有良家中只有可怜的五亩半土地——放在平原，不算少了，可是山地产量极低，每亩平均收七八十斤就算丰年，这点地不够他干的，有良另外还租了霍起家十几亩地，年末交了租子，也剩不下几斗。他终年劳作，却一贫如洗，遇上坏年景，粮食减产绝产，全家常常吃糠咽菜，饿到啃树皮。他婆姨石榴嫁过来十多年，感觉一年到头，就没有吃过饱饭。何绍周撤走后，共产党在赵家沟一带搞过一阵土改，有良家分地八亩，他又开垦了十多亩荒地，加上这两年的年景不错，没遇大旱，除了应交的公粮，剩下的够他一家三口填饱肚皮。去年交公粮时，因为村里没完成任务，乡里不高兴，他带头多交了两斗四升谷子，因此被选为乡参议员。婆姨和儿子对他有意见，说他傻。他说，共产党没来时，咱吃什么喝什么？现在吃什么喝什么？人得讲良心。

问他种田的经验，他说，额没有啥秘诀，就是肯劳动。他穷怕了，饿怕了，所以他爱土地，对土地有感情。全村就数他起得最早，睡觉最晚——天没亮就下地，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闲着，他背个粪筐到处去拾粪。他还把冰块背到地里，春天，就有了消融的雪水滋润土地。庄稼出了苗，别人懒，怕上山，不锄草，或者只锄一次，他至少锄两次。一般农户耕地时掘土5寸深，他至少7寸深。因此，他的粮食亩产比一般农户多出五分之一。他还抽时间割柳条编筐子，不久前换来一头猪崽，打算明年养到二百斤，而他家已经很多年因为缺粮不养猪了。

霍起也是众人推出的候选人之一，这让贺华颇有些意外。霍起年龄要大几岁，四十出头的样子，他家是村里最富有的人家，他本人也算是赵家沟最有威望的人之一。陕北这地方人穷，这里的地主也比不上别处的地主阔气，相当一部分是靠吃苦肯干、勤俭持家、精于算计逐渐起家的，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欺男霸女、鱼肉乡里、罪大恶极。

贺华来到霍起家，看到霍家有五孔窑洞，洞门顶上砌着青砖和条石，窑洞干净、齐整，院落挺大，甬道铺着青砖。院子一角是牲口棚，里面拴有两头青骡子，两头黄驴，院落里鸡鸣狗叫，烟火气旺盛，家人穿得体面而整洁，显示这一家人丰衣足食。

这一带由于地域特殊，虽然几年前搞过一次土改，但并不彻底。霍家原有四百多亩地，交出一半，就算过关了，他家还能保留下二百多亩，而且是土质较好、较为平整的良田。后来一切为了抗战，要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也就不好再大规模搞土改运动，所以共产党来了之后，霍家的生活，影响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