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叙事中的美学新变与精神建构

主持人：

叶立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史铁生评传》等多部专著。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励。

本期“自由谈”栏目，邀请到了著名评论家蔡家园先生，讨论“长江文艺双年奖”的获奖作品。虽然受篇幅所限，文章主要分析的是获奖小说，但蕴藉其中的文学史视野和价值诉求，却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代文学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发展路径问题。一般来说，某个文学奖项的设立，大多是为了彰显举办方的文学立场和观念实践，但蔡家园先生却在“《长江文艺》双年奖”的评选标准和美学主张中，看到了该奖项和《长江文艺》杂志对于新时代文学的积极回应和努力参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文章所讨论的日常叙事问题，既是新时代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的入口，也是当代文学怎样获得“当代性”品格的艺术手段。

我们知道，在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命名方式中，往往寄托了当代作家基于启蒙文学传统的一种现代性观念，小说的感时忧国，时常会落入历史批判和拯救异化的宏大主题。但这种文学现代性，近年来已很难全面反映新时代的巨大变化，因此如何以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就成了当代作家追求文学“当代性”的首要选择。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蔡家园先生从个案分析入手，以小见大，详尽论述了日常叙事对新时代文学所提供的思想与艺术经验，他认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人民文学’的召唤下，作家们的立场和观念发生转变，对‘日常生活’有了更全面而深刻的理解，‘生活’得以进一步敞开，日常书写获得新的形式与内容。返回日常生活本身——植根于时代和人民的丰盈而活泼的‘现实日常’——正成为一种趋势，在整合宏大叙事资源基础上重建新日常叙事美学将成为可能。”从这点出发，蔡家园先生期待当代作家能够“深切关怀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境遇，以开放的书写揭示历史本质、反映时代精神、坚守人文理想”，唯有如此，日常叙事才可能与宏大叙事进行有机融合，“在书写中国经验中绘制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图景”。

一

任何一家成熟的文学期刊，都会追求自己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在栏目设置和稿件取舍中会体现出来，当然，最为鲜明的彰显还是其举办的评奖。《长江文艺》双年奖是长江文艺杂志社近年来精心打造的文学品牌，两年一届，目前已举办三届。历届评出的作品大多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故而在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这个奖也因其严肃公正和含金量高而为作家们所看重。

本届获奖作品既有中短篇小说，也有诗歌、散文和评论。囿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小说。本届获奖小说共8部，中篇小说为《成人记》（薛舒）、《会见日》（曹军庆）、《来访者》（蔡东）、《尼罗河女儿》（孙频），短篇小说为《风很大》（邓一光）、《驯猴记》（包倬）、《会唱歌的浮云》（叶兆言）、《父亲的长河》（钟求是）。这些作品匠心独运、各有千秋，大体代表了《长江文艺》近年来所发表小说的最高水准。它们曾多次被各种文学选刊转载，放在当下小说创作格局中来审视亦有一定代表性，因而其“样本”意义不言而喻。也就是说，这些小说不仅体现着《长江文艺》的美学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尽管这些小说题材不同、主题各异、风格多样，但是它们均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记录生活本相的同时又力图穿透生活表象，巧妙融合个体性与公共性，深入探索时代剧变中人的复杂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为日常叙事注入了新的美学内涵，为新时代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经验。

我们知道，自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逐渐深入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文学观念不断发生嬗变，正面表现集体、崇高、英雄、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逐渐式微，而表现个体、渺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日常叙事逐渐勃兴并成为主潮。日常叙事放弃了史诗性建构，由聚焦重大社会问题转向关注个体生存状况，书写时代变迁中普通个体的日常经历与生命感受，建构起新的文学空间，催生了新的美学表达，推动着中国文学螺旋式向前发展。

当日常生活成为文学叙事的主要内容之后，作家们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观念，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表现并非完全一致、一成不变。在先锋文学与寻根文学中，日常生活的象征意义得到强化，日常叙事成为消解宏大叙事的武器；在新写实小说中，原初的、琐碎的、“毛茸茸”的日常经验成为书写中心，感性实践得到凸显，深度意义被取消；私人化写作聚焦物质化、欲望化的日常生活，通过强调个人经验来彰显个体价值；新历史小说由“大历史”转向“小历史”书写，关注日常岁月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具有个人化、碎片化、民间化的特点；底层文学关注底层、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突出了伦理道德价值……四十多年来，日常叙事的发展流变从一个侧面折射着中国文学的变迁，不仅深化了文学对“人”的发现与理解，而且拓展了文学表现疆域，丰富了时代审美内涵。但是，因为它拒绝宏大生活，所以也限制了作家的视野与想象，导致大多数关于日常书写的作品无法超拔于庸常现实，既不能潜入幽深的生命根柢，又不能抵达辽阔的星辰大海，实现自由的审美创造。一方面，作家们放弃了总体性视野，单向度聚焦市场主导下的物质生活、消费生活或者是某种哲学观念笼罩下的生命状态，忽视了日常生活原有的多样性、丰富性与活泼性，对复杂的生活进行简单化处理；另一方面，作家们弱化了理性批判精神，过于强调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平面化、感性化，忽略了将个体性的情绪、情感与思想转化为公共性的人文精神，放弃了对深度意义的追问和对价值理想的建构。其实，随着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和大众文化勃兴，日常叙事危机在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呈愈演愈烈之势，引发了文学界的反思，譬如对文学不及物的批评，就是集体性焦虑的集中表现之一。

反思的角度和路径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妨回到概念的原点来展开追问：何谓日常生活？何谓日常叙事？匈牙利理论家阿格妮丝·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指出，“日常生活”是指“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用中国学者衣俊卿的话通俗地解释就是，“日常生活”是指以个人的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其中最基本的是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个人交往活动，以及伴随上述各种活动的日常思维或观念活动。关于“日常叙事”，一般认为是指对个体的日常生产、消费、交往等活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日常思维或观念的叙述。也就是说，日常叙事指向的核心是个人。日常叙事的内容包含“环境”与“再生产”两个方面，后者既是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具有总体性，同时还要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具有社会性。

从社会实践来看，“日常”并非凝固的，“生活”也非封闭的。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日常生活”曾经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譬如凸显意识形态和阶级话语的“政治日常”、体现精英意识和哲学观念的“意义日常”、代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欲望日常”。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日常生活”是遭到简化、抽象甚至异化的“生活”，在打开某个书写面向的同时制约了日常书写的广度与深度。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人民文学”的召唤下，作家们的立场和观念发生转变，对“日常生活”有了更全面而深刻的理解，“生活”得以进一步敞开，日常书写获得新的形式与内容。返回日常生活本身——植根于时代和人民的丰盈而活泼的“现实日常”——正成为一种趋势，在整合宏大叙事资源基础上重建新日常叙事美学将成为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江文艺》双年奖8部获奖小说不仅以新的美学面貌凸显了刊物开放、包容、创新的气质，而且为我们探讨“日常叙事”提供了有价值的言说样本。

二

日常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平淡无奇，其实丰富博杂、曲折微妙。作为人类恒常的生存状态，日常生活中包孕着全部的人性秘密和精神价值，为文学表达提供了辽阔疆域，为探测人类心灵提供了无限可能。对于作家而言，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完成对象化，“传奇化”是重要路径之一。有人说，“传奇的核心就是日常生活。”那么反言之，发现并提炼日常生活的传奇因素，考验着作家的洞察力与概括力，决定了日常叙事的美学含量。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日常叙事，无论文学潮流如何变化，“传奇”是不变的选择。

本届获奖小说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整体性观照人的日常行为与观念时，善于发现并提取其中的传奇性因素，以新的美学形式予以表现，由日常生活折射时代脉动，由个体命运透视生存状态，由生命沉思通向终极关怀。

一类是对事物本身内在奇观的新发现，如《驯猴记》、《会见日》中的《新生》与《假发套》。《驯猴记》讲述方家祖孙三代与猴子间的传奇故事，如果说猴子抢夺食物、模仿剃须自戕算是稀奇，干农活、抬轿子、耍把戏堪称神奇，那么自觉接受驯化并沉迷其中就是拍案惊奇了。这部小说的新意在于，发现了日常事物中别有意味的传奇——猴性向奴性的蜕变。《新生》中的父母在会见日去戒毒所劝勉儿子改过自新并无传奇色彩，但是新生命在这个特殊日子里于半路诞生的象征性以及目标无法达成的荒诞感，在照亮平淡生活的同时赋予了其传奇性。《假发套》中儿子的一个毒誓在生活中一语成谶，成就了一段通俗传奇，作家通过“假发套”这个道具让母亲回归正常，则是巧妙实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再传奇化。

一类是对人物行为非常化的凸显，如《风很大》中的“拯救”、《父亲的长河》中的“失忆与重返”、《成人记》中的“成长”。陶问夏（《风很大》）驾车于风雨中逆行救助流浪猫、流浪狗等弱小动物，其行为的超常性不仅具有伦理意义，更具有象征意义。老年人的失忆属于日常生理现象，但是，当“父亲”（《父亲的长河》）的失忆成为抵抗孤独的方式，而重返故乡、童年生活被视为拯救方式之后，其传奇性就凸显了出来。如果说智障儿舟舟（《成人记》）有别于常人的日常行为以及他完成自己“成人礼”的奇妙方式尚属可以想见的传奇，那么严月作为母亲和女人在隐秘情感变化中“成人”则是作家撩开日常面纱后独具匠心的发现了。对于人物非常行为的细致刻画，不仅是为写真生活本身，更是意在镜像之外。

一类是对人物性格特异性的聚焦，如《来访者》中的“失败者”江恺、《会见日》里的“异化者”安尔恕、《尼罗河女儿》中的“新人”小卓玛。江恺患有抑郁症，原生家庭导致他怀有强烈的压迫感和剥夺感，于是他以变态的方式进行反抗，性格扭曲，无法融入正常生活。安尔恕因为偶然的原因被语言权力异化，人格出现分裂，具有妄想症特征。小卓玛在乡村文化/都市文化、传统观念/现代观念的交织冲击下成长，性格看似极端，其实是一个将汉、藏民族伦理价值观念统摄于一身的“新人”。正因为这些人物的性格异于普通人，所以才会产生特殊的经历和奇特的命运。

还有一类是对社会关系奇特性的揭示，如《会唱歌的浮云》中的三角人物关系。小说中着墨最少的小黎是核心人物，老王与她结婚，老魏与她暧昧，云裳对她纠结，而老王和老魏、云裳夫妇又是朋友。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这种奇特关系的存在，潜藏着引而不发的戏剧性。

这些传奇性因素均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被作家们慧眼发现，然后以“反传奇”的方式予以书写，呈现出一种新的美学风貌。综观这几部获奖小说，从叙事立场来看，他们摒弃了精英思维和过度的理性烛照，回归到日常状态来审视生活，发现日常罅隙中的不寻常并艺术化地予以凸显。从叙事视角来看，多半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或者是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放弃了无所不能的上帝视角，更切近人们日常观察生活的方式。从叙事时空来看，基本采用线性叙事，没有运用时空交错、并置等非常方式，符合生活流的本来样态。从叙事语调来看，娓娓道来，温和平顺，接近日常生活本来的调子。从叙事风格来看，并不追求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而是采用散文化叙事，更加契合生活本相。

以“反传奇”的方式叙述日常生活“传奇”，是近年日常叙事中出现的一个新变化。这几部获奖小说既以生活流的方式还原了生活状态，强化了日常生活的质感，又以对传奇因素的巧妙提取与别致呈现，保持了叙事的内在张力，而且为典型人物塑造和深度意义开掘打开了通道。

三

作为宏大叙事的对立面，日常叙事的目标当然不是创造历史神话和塑造“神性”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从前面的概念梳理已知，日常叙事本来就包含对环境的书写，因此典型环境刻画同样不应被忽略。无论是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还是新写实小说、私人化写作，在日常叙事中都拒绝塑造典型人物，至于新历史小说、底层文学虽然注重塑造人物形象，但大多不重视对典型环境的描写，因此，新时期以来日常叙事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典型人物并不多见。所谓典型人物，是指那些具有鲜明个性，同时又能反映出特定时代生活的普遍性，揭示出社会发展本质的人物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典型人物必然是由典型环境中孕育生长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