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中的思想者

有两类思想家，一类是“自成一体”，自己就逻辑地建立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还有一类则是“待成一体”，却是要等别人去为之梳理出一个思想体系。像孔子、苏格拉底，他们甚至自己不专门撰述，而只是说出一些富有意义的话而由弟子记录，再由后人不断整理、阐发出他们的思想体系。当然，值得后人如此整理的思想家的确是本身要有一个精深的思想系统在其话语中隐含地存在。但这里也还存在一个疑问：中国的许多思想家基本都是“待成一体”，这甚至就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殊风格，他们不追求现代学术的体系化，我们固然可以对他们的思想做一些系统的整理，但是否一定要将他们的思想做成一个百密无疏、宏大精巧的体系？这是否会加入太多的己意而扭曲他们的真正思想？

而还有一些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等，他们并不以构建一个哲学体系为己任，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丰富深刻的思想，甚至可以发现一个有内在思想逻辑——包括变化的逻辑——的系统，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

我认为，英国十八世纪的一代文豪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也是这样一个文豪中的思想者。鲍斯威尔在他1793年给他的大为风行的《约翰生传》写的“再版弁言”中说：“我已经把这个国家约翰生化了，我想他们不仅会谈论约翰生，而且会思考约翰生。”[1]他对英国的“约翰生化”也许估计过高，但不断地“思考约翰生”却值得尝试。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约翰生是一个我们熟悉而又不太熟悉的作家。一方面，他的一些格言我们耳熟能详，经常引用，他是仅次于莎士比亚，其格言被人引用最多的一位作家，比如很著名的这一句：“爱国主义是无赖的最后庇护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scoundrel.）[2]但另一方面，约翰生的作品又是我们不熟悉的，他写了很多杰出的作品，但并没有集中于一两本特别厚重的代表作。或可说他最庞大的作品是他编的《英语词典》，这是第一部权威可靠的英语词典，但这是非思想性的著作，而且，词典教材一类书籍的命运几乎注定是要被超越和更新的，其中作为“经典之作”的主要意义是历史的意义而非现实的意义。

当然，我们不熟悉他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他不是切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思想主流的人物。约翰生是当时英国文坛的领袖，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在今天的世界上，总是还有不多的一些人执着地喜欢他，研究他，世界各地有一些约翰生协会，也不时会有一些新的研究著作和传记出现。包括在中国，也有几位作者在持续关注、翻译和研究他的作品。

约翰生涉猎的领域甚广，他的作品的文体就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传记、词典、评论等十九种之多。还有鲍斯威尔亲炙其人而记录其言行甚详、著名的《约翰生传》，以及他刚去世不久就出现的多种传记和回忆录。他所生活的时代甚至被称为“约翰生时代”。但是，我们又的确看到，虽然对他的研究连绵不绝，但他的影响在现当代的确是衰落了。他的思想看来不怎么适合后来的时代发展的主流方向，但这在我看来恰恰也是需要梳理和研究他的思想的另一个理由。最“新”的思想并不一定最“对”。思想并不总以“后出”为佳。而某种捍卫基本常识、保守基本价值的思想虽然不那么轰动和引领时潮，却有更加持久的意义。这种“捍卫”和“保守”恰恰也是我想揭示的他的思想的主旨。他还预先为他死后不久即出现的“保守主义”提供了一个人格的范型。

下面我就想结合约翰生的生活来梳理他的思想，努力揭示他的所行、所言、所思与所望。这一尝试我想在一种人性的“欲望—情感—意志—认知—信仰—审美”的结构中进行，主要考察他在寻求美的过程中对欲望和情感的处理，意志和认知的展现，以及对信仰的渴望，亦即我的阐述不仅会注意他的作品，也会注意他的生平。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这样一个生活如此丰富的人，不注意他的生活言行而又想求得全面深入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不仅一生坎坷，而且富于交游，他的不少思想就是见之于在俱乐部或者密友之间即兴的说话，幸亏也有人详细记录了不少这样的话语。约翰生作为一个极具现实感、不重理论，甚至反体系的思想家，不重视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密切结合是难于入手对他的研究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生，让他的道德思考打上了一种“深具现实感”的印记，让他的道德教训有了一种充分考虑“可行性”的特征。而他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也有许多观念是从他的生活和行为中凝结出来的。

幸福与不幸

康德著名的四问，其中的两个问题是最具道德意义的——“我们应当做什么”和“我们可以期望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行动？可以对人生抱有何种期望？这涉及道德与信仰两个方面。这两个问题提出于十八世纪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因为那是一个社会开始激烈转型的时代，也许普通民众还没有确切的感知，但知识分子已经有相当的预感：或兴奋或忧虑，当然前者居多。旧的可靠根基已经动摇，往昔道德与上帝的紧密联系已然削弱，上帝趋死或者说神在隐退。他们努力寻找新的行动标准和希望，而即便是肯定传统的标准和希望，也需要对时代做出回应。

约翰生无意于哲学体系或宏大理论，但他诸多体裁的作品深含着道德意味。他崇敬莎士比亚的作品，认为它们是深刻而丰富地反映人生和人性的镜子，同时也认为莎翁作品中缺少比较明确的道德评价。但这也是各人的风格不同，并不一定就是缺点。要展现人性的丰富和深刻，描写光明和阴暗都具有道德意义。

亚里士多德曾经谈到人生幸福的来源有三：一是来自外界的，二是来自自身的身体，三是来自自己的灵魂。叔本华的三分法则是将来自自身身体和心灵的幸福合二为一，另外两类分别来自外界的财富以及他人和社会的评价。这里我们可以更细致地将这来源分为四类：一方面是来自意识与物质之分的四种——前两者是自己的心灵和外人的评价，后两者是物质的财富和肉体的状态；另一方面是来自自己和他人（或社会环境）的四种——前两者是自己的心灵与身体，后两者是外部的财富和评价。

后面我们还要谈到约翰生对人生追求幸福的看法。这里我们在说明约翰生的生平和性格特点时也可以借助上面的划分。幸福的来源也是不幸的来源。约翰生的一生倒是充分体现出这不幸的一面，也就是说经常陷入一种身心交瘁、内外交困的状态，而且是一种长期的逆境，尤其是在他的早年。这倒不是说他天性本身就有向着不幸和痛苦的倾向，相反，他是挺追求幸福、欢乐和友谊的，但的确也就承担了这样一种在不幸中奋斗的命运。

先说约翰生的身体和心灵。似乎上天就是要磨砺这个天才，给他的磨难格外多些，他不仅很早就处于一种困境，而且是一种长期的逆境。他出生不久，他的淋巴腺就从奶妈那里感染上了肺结核病菌（瘰疬），动了没有麻醉的手术，在脸上和脖子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而且左眼失明，左耳失聪，走路失衡，身体还会抽搐，大口喘粗气。他的一个亲戚说，在街上见到这样一个遗弃的婴儿都“不会捡回家来”。他身材还是魁梧的，动作却是笨拙的，常被人比喻为狮子或者大熊。他的心理也有抑郁的倾向，尤其是在二十岁后的两年到五年和五十五岁左右的数年里，他两度陷入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几乎自杀。

再说外部的财富和评价。他出生的时候家境尚可，但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二岁，母亲四十岁，后来父亲的书商生意破产。他十九岁到牛津大学读书，读了一年就因为支付不起学费，甚至日常生活也出现困难而不得不辍学回家。到他二十八岁时去伦敦闯荡，也不像他的同伴和学生加里克那样很快出名和有钱，他到四十岁的时候还几乎是囊中羞涩，寂寂无名。

对约翰生来说，一切让人艳羡的东西似乎都来得太晚。他四十岁才有了自己第一篇署名发表的作品《人类愿望皆虚幻》；四十六岁才出版了自己厚重的代表作《英语词典》，有了稳定的名声，并得到牛津赠予的第一个学位；但他的收入并不多，在编完《英语词典》之后还因为债务进过监狱。他到五十三岁才有了自己稳定的收入，得到了一笔王室年金。

在造成他早年困境的四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贫穷，其次是自我的身体这样一些物质的原因，然后才是他的心理倾向和别人的评价。由于他学习很好，知识非常丰富，他还是得到了一些人的好评，并赢得了一些朋友。他居住在亲戚家的时候，甚至因其智慧的谈吐进入过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如果他一直是完全闭塞和始终贫困，我们很难说他一定能够挣脱出来，他还是有过一些稍稍幸运的窗口期。

当然，最终还是要靠他自己。约翰生的确有一种不同于凡人的强烈个性，这就是他对自己一贯的高期许和严要求，或者说是在任何情况下对自我的不放松追求也不放松要求的严格管控。这种严格的自我管控的确也在某些时候造成了剧烈的心理冲突，但是，最终还是这种高度自律和自强将他带出了困境。他的持之不懈的写作，他的奴隶般的劳作——这尤其体现于他九年编辑《英语词典》的苦工，当然也有他的巨大天赋，终于将他带出了困境，最后获得了一种中等财富和上等名声。

虽然约翰生经历过长期的逆境，但他并不认为这都是社会造成的，而有些就是个人的偶然境遇或者性格所致。他的贫困开始主要是因为父亲判断失误而投资失败。当时的英国社会也已经容有许多奋斗的机会。而他自己的创业失败也有判断失误的原因。他在乡下办一所学校，发展开始就受到很大限制，而他谈话的才能并不一定就是讲课的才能，再加上他脸上的伤疤，还容易吓着学生，所以，只招到很少的几个学生。创业失败迫使他不得不和他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一起到伦敦去闯天下，这又未尝不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可能终身就是一位乡镇学校校长。他和学生加里克去了伦敦。这次他们两个人都成功了，学生成为著名的演员，他后来成为更为著名的文学家，两人死后都安葬于西敏寺。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拥有巨大的天赋，但更多的是顽强的奋斗精神，他绝不怨天尤人，他相信天赋终能展现，不能的话，还是自身有缺陷——不是才能的，而是性格的缺陷。

约翰生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他首先是一个“立言者”。他不仅写得多，也说得多，擅长谈话，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忠实地记录他的谈话的鲍斯威尔。但约翰生还是一个“立德者”。他非常重视道德，甚至以“道德家”自居。他最早的诗剧《艾琳》，他的长诗《伦敦》和《人类愿望皆虚幻》，小说《拉斯海斯王子出游记》，尤其是他收录在《漫步者》《冒险者》和《闲散者》中的数百篇散文，都充满了道德的蕴涵。他的许多政论、他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及他的《诗人传》也有许多基于道德观点的批评。他认为我们如果没有美德，那么拥有再多的东西也不会幸福。而美德也并不是我们追求幸福的工具，它最多只是让我们心安，在临终的时候能够交代自己。

约翰生区分人类中的多数与少数。他说：“上帝允许一些人有资格对人类知识做出增益。这类人数量极少，即使在这个特别优秀的阶层中，每个人在思想上所能增加的东西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有很多错误因没有受到指责而流行，因为几乎无人有这种天生的纠错能力。只有少数人能选择适当的机会，以自然赋予他们的天赋进行改进。”（《漫步者》“知识的作用”）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说，他们生来也没有建立体系的能力或者说具有先进的知识，没有任何希望超越其他人。但是，另一方面还是应该鼓励人，哪怕最后成功的只是少数。“虚构的王国可建立在那些无边际的可能性领域里。那里确实有成千条道路尚未开通，上万朵鲜花等待采摘。”（《漫步者》“论模仿”）只是要记住毕达哥拉斯的一个金句：“能力与危险如影随形。”他肯定少数先驱者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进取心，敢于冲破偏见和蔑视责难，新事物就不会被尝试。但他也鼓励多数普通的人们，说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尽力通过自己的勤奋，去增加世代积累的知识和幸福。要增加很多，确实很少人能做到，可是，每个人都有希望做到增加一些。而且，即便是再优秀再伟大的少数和个人，也没有谁是一定不可缺少的。这也许是上天为了人世间可能发生的互相间的暴虐，才确立了这一任何个人的作用都不那么重要的法则。世界不会因那个人的退场和死亡，产生任何大裂口。这也包括他自己。在他的悼念仪式上，一位演讲者却根据这段话做了另一种解释，他说约翰生走了，还是出现了大裂口，让我们寻找下一个最优秀的人，虽然无论如何不会再有和他完全一样的人了。约翰生也反复提醒我们整个人类的局限性：征服世界的计划是暴君的疯狂，希望在所有科学上都达到优秀是文人英雄的愚昧，这两类人最终都会发现，他们努力追求的是一种人类被拒绝达到的最高峰。不仅少数天才在认知、理性、情感和希望上达不到尽善尽美，众人还对少有的天才普遍感到恐惧。他甚至说人类是非常不愿意使自己变得更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