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边路上

三十年过去了，不忘那首歌——好冷好冷的达坂，好高好高的冰山，好远好远的边关，当兵当到了天边边，守着好长好长的国境线。好冷好冷的明月，好长好长的思恋，好沉好沉的枪杆，当兵当到了国境线，抬头望白云故乡在身边……

那是我第一次到西部边陲，从南疆的疏勒县前往帕米尔高原上的吐尔尕特哨所，同戍边的边防战士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一天。从此以后，达坂、冷月、冰山、国境……边关的诸多意象就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常常，我的目光会投向更远的和更高的地方，想象那里的哨所、那里的月亮、那里的人们，还有那长长的国境线。

“山南，山南，到山南来吧。到山南来，你就理解了什么叫‘老西藏精神’，什么叫守土有责，什么叫脊梁，什么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二〇二二年七月，我的乡友、安徽省援藏工作队山南总领队汪华东同志不止一次地向我发出呼唤，在电话里，他的言辞诚恳，声音急切，尽管因缺氧而上气不接下气。

然而，因为疫情和其他变化，我的山南之行未能成行，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一年过去了，汪华东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援藏任务，而他的那声呼唤，却一直在我的心头鸣响。到西藏去，到山南去，几乎成了我一年来挥之不去的梦想。终于，二〇二三年九月，参加国家移民局的创作采风活动，我来到了西藏，来到了山南。

一

十八日上午，飞往拉萨。在贡嘎机场吃了午饭，乘坐一辆越野车，踏上通往边境的路。目标明确，第一站直奔玉麦。

玉麦是中印边境线上的一个点，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只是一块石头，一片草地，一棵树；在我出生之后，它也只是一栋由木板和树枝搭建的毡房。然而，那里曾经是新中国一个行政乡所在地。那里有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刻的记忆，前有桑杰曲巴一家和玉麦乡边民留下的固边传奇，后有“全国最美基层民警”王微等人创造的戍边佳话。

前往玉麦的途中，要经过山南市区。出乎我的意料，双脚落到西藏的地面，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出现高原反应。在山南市区做短暂停留期间，我见到路边茂密的树林，很兴奋。

山南边防支队副支队长杨斌、支队宣传干事徐道超和轮训队干部次旺早已在此等候，会合之后，我提出来要到山南军分区吃一顿饭，最好能到汪华东一直津津乐道的“援藏之家”和安徽人助建的蔬菜大棚参观，遭到领队聂虹影的坚决反对，她的计划是今晚必须赶到玉麦，越快越好，力争不走夜路。至于在山南市参观，她的说法是“回程还要经过山南，到时候再说”。

聂虹影是我四十年前在某集团军工作认识的小战友，也是我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校友，现任公安系统某出版社社长，她的经历很丰富，先后在野战军、武警、公安边防部队工作，军衔至大校，边防武警部队整体转改到公安部移民局后，警衔套改为二级警监。几十年来她一直客气地尊我亦师亦兄，这次西藏山南之行，就是她组织的，用她的话说，她要对我的安全负责，也要对此次任务负责。她甚至秘密交代接待我们的同志，给我搞了若干“不准”。为了不给聂虹影和陪同人员找麻烦，一路上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早在出发之前，聂虹影就告诉我，上级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指示选派几名既有组织指挥保障能力，又有文学情怀的干部同行。同车的拉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政委王先贵告诉我，作为一个主官，他能“脱产”一周，抽身与我们同行，简直是意外的惊喜，领导掂量再三，才下了这个决心。王政委是河南林州人，四十年前，那里正是我踏上军旅之路的第一块根据地，我在他家乡的太行山区生活、训练、野营拉练、攻防演习，十六年后成为一名团级干部兼文学工作者。我们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从红旗渠、桃花谷、石板岩乡到秋天漫山遍野火红的柿子，相谈甚欢，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对“高反”的担忧。路上我们切磋公文写作和文学创作的经验和规律，记得他讲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公安大学进修期间，有个星期天去北京图书大厦买书，居然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熟人——他的顶头上司、西藏边检总站副总赵继荣，“他乡遇故知”都不能形容当时那份惊喜，即使在拉萨，他也很少见到赵总，因为边检工作“永远都在路上”，布置任务检查工作多数都是通过电话。这件事情意味深长，一对从高原来到北京的上下级，没有相遇在灯红酒绿的场所，没有相遇在豪华的购物中心，而是邂逅在图书大厦，边境检查工作人员爱学习、爱读书的精神，可见一斑。

翻越第一座海拔五千米的亚堆扎拉山口之前，王先贵提醒我们用上氧气。不敢掉以轻心，我把输氧管塞入鼻孔，而王先贵和司机孙建超仍然素面朝天——车上仅有两套输氧设备，让给了我和聂虹影，我亲眼看见王先贵的嘴唇由红到青。孙建超并非专职司机，而是从武警边防部队转改到公安系统的三级警司，后来才知道，因为此人驾驶技术过硬、心细、路熟，被上级特意调来为我们做保障的，这个小伙子一路上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很快，亚堆扎拉山口到了，下车在那块“海拔5025米”的牌子下面照相，试试腿脚，虽然有点飘忽，总体问题不大。接着往前走，得知到下一个超过五千米的山口还有两个多小时车程，我说我要眯一会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喊醒，原来雪布达拉山口到了，依稀看见一块牌子耸在眼前，海拔5102米。

迷迷糊糊下车，突然感觉就像踩在棉花上，眼前的景物全是多重叠影。赶紧上车吸氧，到隆子县边境大队休整，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迷迷糊糊，张开嘴巴讲话，连自己都听不见，别人讲话听得隐隐约约，却又张不开嘴巴回答。依稀记得被人搀扶到椅子上坐下，面前放着一杯热水，几个同志站在我面前，其中有个女同志，拿来三本我的作品，要我签名，尽管我很不高兴，还是客客气气地签了名。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我发现那三本书，除了出版社和书名、作者名我认识，其他的，诸如装帧风格、字号大小、薄厚程度，都是我陌生的。虽然脑子一片混沌，但有一点我不糊涂，我是到边境来看望战友的，他们经年累月守护在这里，为我们承担，为我们分担，他们想要我几本签名书，我不能拒绝，否则我来干什么？

签名之后，我把三本书摆在一起，用手机拍照，准备回北京后找出版社理论，为什么改版了不通知我，为什么再版了不通知我，签约了吗，付稿费了吗？

吸足氧气之后，继续赶路，天快黑的时候，经过斗玉乡将军崖，走访当地边境派出所的同志，并送了书。得知，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同志，一九八三年年底，勘察一条待修的边防战略公路，一个多月的时间，行程九千多华里，因连日劳累，在狂风暴雪交加的一段险路上，突发冠心病牺牲。安葬张贵荣的这座山包，从此被命名为将军崖。

在张贵荣墓前，我这个脱下军装的老兵，不由自主地举起右臂，向这位献身边防事业的老战士致敬。

再往前行，天基本上黑下来了，车内一片寂静，我们为张贵荣同志殉职感到悲伤，为前仆后继倒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惋惜，同时也为后面的行程平添了几分忐忑。快到恰拉山了，王先贵提醒我，恰拉山海拔虽然只有5003米，但是夜黑风寒，氧气稀薄，要防止高原反应。

在黑漆漆的群峰之间又盘旋了不知多长时间，忽然听到聂虹影喊了一声，到了，到家了。

举目望去，看见遥远处、山谷里依稀闪烁几星灯光，我瞪着眼睛，希望看到那些灯火连成一片。繁星密布，可是从始至终，那些灯光也没有被放大，从高处远远望去，就像地上的星星，透过浓重的夜色，顽强地闪烁出微弱的光芒。

然而，这里是家，大家的家，国家的家，那些星光就像眨动的眼睛，穿越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时光，无声地讲述这方土地上的故事。

二

当夜，我们住在玉麦边境派出所。分配给我的住处是正在休假的所长的宿舍。仔细打量室内，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具，衣柜上方码着一床蓝色的被子，整整齐齐的豆腐块，让我的心里涌上一阵亲切感，虽然边境派出所已经从解放军的编制序列里改转到公安序列，但是这里的官兵还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一点一滴一丝不苟。

安顿下来之后，派出所的同志请来了正在玉麦巡诊的军医，给我量了血压，问了路上的情况，这才知道，在雪布达拉山口我的高原反应非常严重，幸亏及时吸了氧。想起那几本书的事情，打开手机，找到在隆子县边境大队拍的照片，天哪，那几本书全都认识，都是我和聂虹影来之前亲手买的，都是我自己的书。跟随杨斌一同前来的藏族小伙子次旺是个文学青年，这次特意被派来做文字工作，很谦虚地把他一篇散文拿出来让我指导。惭愧的是，那阵子我的状态很差，匆匆看了他的稿子，三言两语讲了一些看法，然后就一个劲地问他在隆子县发生的事情，这才知道，在隆子县边境大队拿书让我签名的女同志，压根儿就不是当地干部，而是跟我交往了三十多年的战友聂虹影。

聂虹影不愧是野战军出身，在来玉麦的路上，因为缺氧和晕车，呕吐不止，到了玉麦，人基本上动不了了，好不容易才吃了一碗面条，就忙着找人谈话。我说，没有必要抓这么紧吧，明天在玉麦还有一天时间，进藏的第一个晚上，抓紧休息，恢复体力。聂虹影说，已经缓过来了，我得抓紧了解情况，给作家们提供素材。

我说，我实在累了，不奉陪了。

在西藏迎来的第一个早晨，因为天气原因，没能看到日出。起床之后，在派出所门前看见，前方一百多米的山坡，绿树掩映一块经过打磨的巨石，上面漆写汉、藏两种文字：“家在玉麦，国是中国”。尽管太阳藏在云端，这八个字似乎自带光芒，在铅色的天空下、绿色的土地上熠熠生辉，让人肃然起敬。

这八个字就像一本浓缩的书，一首无声的歌，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雅鲁藏布江西岸，记录着一方土地、一个时代、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戍边的故事。

当年，英国殖民者为了自身利益，单方面伪造了一个“麦克马洪线”，把中国九万多平方公里的版图画了出去。这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条伪造的边境线，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多少年来，在这条线两边生活的中国人，从来不买“麦克马洪线”的账，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这里有我们祖先的遗骨、建筑、牧场和种下的树，凭什么你用铅笔一画，我们就乖乖地拱手相让，公理何在？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流传着无数边民自动捍卫边防的故事，其中最典型、最艰苦卓绝的要算桑杰曲巴一家的故事了。据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活在玉麦的尚有二十几户人家，后来因为政权更替、生活条件限制等原因，一部分人被裹挟到境外，还有一部分人陆续迁走，最后只剩下桑杰曲巴一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桑杰曲巴的妻子和小女儿相继离世，玉麦乡只有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和央宗，于是成了举世闻名的“三人乡”。

当地政府考虑到玉麦条件艰苦，每年有至少半年大雪封山，生活极为不便，也曾动员桑杰曲巴一家搬迁到日拉雪山的另一侧、交通相对方便的曲松小镇，但是桑杰曲巴却很难安享太平，他的脑子里有一个执念：我是乡长，怎么能离开我的乡土呢？人都走了，边境上没有人了，国土就小了。仅仅在曲松住了三个多月，他就带着两姐妹回到了玉麦。他的决心表明，哪怕只有一个人，玉麦也是中国的一个乡，他要守住这个乡，不仅要抵御边境蚕食，还要找回祖辈留下的土地，让“麦克马洪线”见鬼去吧。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桑杰曲巴做过多少事啊，即便大雪封山的日子，他也坚持巡边，防止异国人员玷污我们的草场，发现异国人员悄悄插上的小旗子，就坚决拔掉。作为乡长，他还要去县城开会，回来把上级的精神传达给两姐妹。人口少，管理的工作量不大，但是学习不能放松，要确保听到上级的声音，领会上级的意图，落实上级的要求。

卓嘎和央宗两姐妹至今记得，有一年父亲到县里开会，带回来几块红布和黄布，原以为要给她们做新衣服，哪里想到，当天夜里，父亲用这些布做了一面国旗，从此之后，父亲的牛群走到哪里，国旗就走到哪里，那面国旗在雪山大地上鲜艳夺目，是风中弹拨出的悠扬的旋律：“这是美丽的祖国，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

桑杰曲巴还有一句朴实却又有震撼力量的话：“只有人在，家才能看好。”他去世之前，还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交代：这是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更是祖国的土地，一草一木都要看好守好。

所谓边界，从来就不是上帝分配的，更不是人为地随心所欲切割的。边界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有漫长的历史，而最重要的依据，是它的主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怎么能由麦克马洪的铅笔切割呢？这不符合常识，只符合强盗的逻辑。然而，曾几何时，这种强盗逻辑却大行其道。打开世界地图，看看非洲，那一块块方形、菱形的版图，被切割得东一块西一块，看起来规则的边境线上埋藏着多少不规则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