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天下

作者简介：刘琼，学者，作家，艺术学博士。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曾获汪曾祺散文奖、《雨花》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文学报“新批评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等。著有《花间词外》《徽州道上》《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格桑花姿姿势势》等。

故乡是渊源深厚的背景。伟大的作家往往都是从故乡出发。

一直生活在原乡原土的人，可能不太会用到“故乡”这个词。故乡是相对而言。与“故乡”联系在一起的是“背井离乡”。我们生活的这片古老广大的土地，除了在西北和偏西北的方向有几大片草原，过去长期以农耕和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与农耕有关的生活方式，“定居”“族居”“聚居”成为关键词。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背井离乡是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小则出区、出县，大则出市、出省乃至出国。我自个儿就是十七岁离开故乡，先赴兰州，后南下杭州，后又北上，长期在外省外乡求学、工作和生活。当然，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求学也好，就业也罢，离开故乡通常都是出于“远大前程”考虑，基本上还是自觉自愿的主动选择。即便这样，故土难离，对熟悉的人和事物怀有深情，还是人之共性。

作家刘震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故乡天下黄花》，这部小说也被看作刘震云的代表作。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标题时，忍不住读了好几遍，越读越有味儿。“故乡”怎能跟“天下”并列？这是文学的表达，有比拟象征意味。这个标题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读作“故乡天——下——黄花”，另一种读作“故乡——天下——黄花”。我更喜欢第二种读法。标题借用“故乡天下”，是修辞，某种意义上也是实指。

一口气看了六个大遗址

“它南临裕溪河，连接巢湖与长江，北靠太湖山，山水交错，属典型的江淮平原丘陵地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凌家滩村民在村子北面土岗挖墓穴时，从地下挖出玉环、石凿、石钺等一批玉器、石器。情况逐级上报，安徽省文物管理所即派专家前往实地调查，并于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次试掘，结果取得惊世的发现——凌家滩是一座距今五千八百年至五千三百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这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凌家滩遗址的一篇报道。凌家滩遗址，在我的故乡安徽，与我生长的城市芜湖隔着长江相望。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凌家滩遗址发现时，正是中国社会城乡建设进入加速阶段，建设用地需求激增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大遗址生存处境最艰难的时期。大遗址保护，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文物保护界的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

一九二一年十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什么是大遗址？大遗址就是仰韶这类规模大、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中心聚落遗址或大型城池遗迹。大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原始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各种实物资料，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人类早期历史的认识。

为什么大遗址会长期处于保护困境？大遗址之“大”，取其占地广大、文化价值突出之意。战线长，在人才、财力不足的条件下，本来就难保护。再加上由于人类活动在此出现较早，大遗址不仅占地广大，通常还占据着较好位置，导致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建设用地的需求产生激烈冲突。前些年，作家张平曾以山西大同一桩著名的文保事件为素材创作长篇小说，取名《生死守护》。小说主要围绕文物遗址发现后是上报还是隐瞒、是原址继续修路还是绕道展开叙事，其中也写到文物盗卖活动。各方利益聚焦，利害攸关，矛盾最终以文物保护者付出生命为代价获得部分解决。生死守护，将文物保护上升到生死层面，是对特定历史阶段文物保护一种极端生态环境的真实描绘。作家写作中的清醒和冷峻让我肃然起敬。

如果没记错的话，差不多是二十一世纪初，应该是在洛阳的会议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代表国家局提出了全面保护大遗址的工作思路。我当时是跑口记者，有幸在现场，听得热血沸腾。

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解决起来却很棘手。《人民日报》文化版曾以“保护临汾古城墙”为系列文章栏题，对山西临汾古城墙被占用和损毁、文保人员执法被打伤一事件，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这件事惊动了国家文物局，以致时任局长的单霁翔率队亲自到场督查。大遗址保护困难重重不是个案。二十世纪中后期乃至二十一世纪初，围绕大遗址发生的用地矛盾，被喻为“死人与活人争地”，其实质还是中国社会发展水平不够，百姓物质生活需求还没有得到极大满足。

时代的车轮向前行进。“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当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社会主要矛盾转移，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才会实质性地被提上议程。

大遗址是重要祖产，祖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纽带，保护好，受益受惠者，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而且是后世子子孙孙。正是基于深远广阔的战略视野，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一百五十多项大遗址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特别是从大遗址保护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角度，把规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刚性政策是鲜明导向。在大大小小的发展规划中，大遗址自此有了合法一席。

刚性政策的出台，是大遗址保护的全面升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年五月份到十月份，借由工作之便，我一口气看了殷墟、二里头、邙山、金沙、三星堆和凌家滩六个大遗址。说来惭愧，除了金沙博物馆是第三次去，邙山曾遥遥看过一眼，其他四处基本属于填补空白。

六处大遗址，仿佛是六部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的电影大片。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理念和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安阳是第一站，从北京出发，坐高铁两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殷墟在安阳，安阳久在念想之中。到安阳的那天，天气不是很好，几乎是在蒙蒙细雨中看完红旗渠。红旗渠是一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十万人力用十年光景在太行绝壁上修建的“人工天河”，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遗址。红旗渠在林县，从林县回到安阳市区，乘着夜色，先围着洹河慢慢走了一圈。洹河是殷商故都的护城河。

第二天上午，阳光出奇地明媚，阳光下的妇好墓比想象中小巧、细致、朴素。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这个“据”，一部分来自出土的妇好墓。妇好的故事流传广泛，也与妇好墓被发现密切相关。从文字传说，到可考实物，加持在历史身上的种种神奇和奥妙因为大遗址的发现发掘而逐渐解密。对于历史的研究和讲述，是对人类社会成长规律的探索和再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史也终将会成为历史。这是考古学和历史学最迷人的地方。

妇好墓是走进殷墟的第一站。前几日刚刚开馆的文字博物馆新馆，距妇好墓一箭之隔，建筑外形类似甲骨文，硬朗、庄重、大方。殷墟作为第一批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样板”，虽然占地面积比想象中要小，但优雅、精美，像安阳这个城市一样文气。博物馆常设展和专题展井井有条，内容都特别饱满、丰富、扎实，以各种甲骨文原件为抓手，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科技条件，讲述中国文字的起源和衍变，既专业、权威，又图、文、声并茂。来的这一天恰好是周六，研学游的团队络绎不绝，博物馆似乎真的成为人文课堂了。

从安阳出来，没来得及看郑州的商城，直奔洛阳偃师而来。对于我，自二十一世纪初洛阳会议以来，与洛阳暌违整整二十年。前两次看了龙门石窟和白马寺，二里头遗址一直无缘“会晤”。“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与殷墟大不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占地广阔，背倚黄河，隋炀帝杨广命人开凿的古运河码头依稀可见，往南是川流不息的古洛河，往北举目即为邙山。廊道很长，是一部文化简史，清晰、书卷、专业。走过长长的廊道，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赫然呈现在眼前。宫殿、居民区、工业作坊、墓葬遗迹，等等，功能区栩栩如生，中国古代都邑和王朝制度由此找到依据。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等，量大工巧。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中晚期遗存，几无异议。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夏都遗址，时间大约是三千八百年到三千五百年，也成为较为广泛的共识。

关于这座大都和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从一任一任的考古队长到国家、省、市各级专家学者，各类著述已无数，我不再画蛇添足。只说我的第一视角感受——毕竟期待已久。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像一件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品，为大遗址如何提升自身展示性开辟了道路。在我眼里，它有一个特点特别值得关注：尊古、重古，不薄近今。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遗址，它是一部早期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讲述，以夏商为本，从政治制度到经济结构、生活形态，以遗迹和大量出土器物为证，描绘生动、感性，又精深、准确，体现出权威性、专业性、科学性的同时，还有思想性。一批现当代人物的名字和图片上墙，围绕二里头遗址展开的普普通通的人和事令人动容。

历史是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古老的文明与近代、现当代如何建立有机关联，让这块土地生动成长？布展陈设在此既表现出历史观的科学性，也体现了布展者的远见卓识和高超智慧。

洛阳城里宝藏多，每一次来洛阳，时间都不够用。这一次同样如此。临上高铁前，飞速地看了一眼建在邙山上的庞大的古墓博物馆。“生居苏杭，死葬北邙”，邙山的“东方金字塔”之喻名不虚传。博物馆已然是网红打卡地，设计风格有点像电影《古墓丽影》，轻松，活跃，有游戏的氛围。这是很大胆的一笔，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观念里关于生死的认知。关于邙山，或可另做文章。

三星堆和金沙在一条线路上。应该先看三星堆，再看金沙。关于三星堆的传播特别热门，三星堆这几年是火了。三星堆的年代相对近，出土的实物也多。来之前看了一些影像视频资料，到了现场，反倒像看邻家小妹，虽美，不觉惊奇。在三星堆，我被特别关照，进入修复现场，看“整容”前的实物，与文物“整容师”做了一次近距离的交流。是意外收获。

最后一站就是凌家滩了。

“决定性票仓”

去凌家滩，路经裕溪口。

科技进步是时代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发展面临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中，信息、新能源，包括造桥修路等基础建设领域，近年来还是有不少突破。造桥技术水准大幅度提升，生长在长江边的我，对此深有体会。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下游江面最宽达十余公里。在长江上建桥，与在小河流水上建桥思路或有相似之处，但总体要求完全不一样，它需要包括设计业、制造业、材料业等诸多行业在内的工业发展高水平的有力支撑。因此，半个世纪前，南京长江大桥作为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从酝酿到完全交付使用历经了整整十年。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桥梁建设的里程碑，其后二十多年，也一直是国际国内社会关注点，“从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南京长江大桥先后接待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六百多个代表团，中外游客更是难以计数”。这个事实同时表明，这二十多年间，中国自主造桥技术突破并不大。中国自主造桥技术真正实现革命性突破，并由落后冲到国际前沿，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事。这二十年来，长江大桥的建造从数量到速度都惊人。以长江进入安徽境内为例，由西到东，从安庆到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如果算上即将交付使用的铜陵二桥和芜湖四桥，九座跨江大桥将长条形的五个沿江城市拉宽、拉大。仅就芜湖一地而言，二十一世纪初一桥才通行，二桥、三桥、四桥随后加速度建成，技术含量也是一座比一座高。一桥刚刚通行时，父亲还特意给在北方工作的我打电话，那种兴奋，大概只有常年住在江边、长期苦于交通不便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在造桥技术不过关的年代，长江两岸交通往来主要靠轮渡。因此，从古到今，长江两岸诞生了许多商贾往来活跃的轮渡码头。芜湖港对面以煤炭货运出名的裕溪口便是一例。

裕溪口是解放战争史上渡江战役的重要渡口之一。渡江战役当时兵分三路，分别是东、中、西突击集团。根据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指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指挥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总共三十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中突击集团渡江后，归粟裕、张震指挥。依据这段真实历史拍摄而成的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有个桥段，就是寻找解放大军渡江所需船只和船夫。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的关键一役。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概是一九五八年，裕溪口划归芜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