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名山，世家流韵

作者简介：刘东黎，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毕业，资深出版人、编审。著有《北京的红尘旧梦》《月涌大江流》《印象玫瑰》《江河在上》《黄花落黄花开》等多部作品。

最后的簪缨士族，翰墨书香，诗酒酬唱，天下斯文尊北斗

百余年高华门第，名节未改，国士无双，家国心事付残阳

——作者题记

说到同光已惘然

乌衣巷口，夕阳已斜。

1964年，陈寅恪先生在完成《柳如是别传》后，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双目失明的老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回想父亲陈三立那些错落叠加的故事。回头遥望义宁陈氏的苍茫来路，时光的流水已经模糊了很多兴衰故事，散原老人带着萦绕于怀的生死歌哭，走过几个时代的匆匆场景，逐渐消失在岁月的深处。

在多重历史叙事的覆盖之下，陈三立的萧然背影，在后世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有一个“旧巢痕”的意象，却在陈寅恪的心中始终挥之不去。《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便以一个“旧巢痕”的意象起兴，这个词见于散原老人1901年所作《书感》一诗，其中有“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之句，显见脱胎于刘禹锡《乌衣巷》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寓意着中古士族的没落，其“物是人非”之寓意，一再触发寅恪先生的家国旧情与兴亡之感。水流花谢，山河苍老，一代大师感怀身世，不能自已。

和许多出身旧日士族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寅恪先生确曾有过一个“幼承庭训”“诵咏之声不绝”的温暖“旧巢”。故园乡关难见，仅有“旧巢梦痕”存于血脉之中，远望可以当归，长歌唯有当哭，松门松菊是哪年的梦呓？且认他乡作故乡吧。以义宁陈氏之清门雅望，陈寅恪从小接触的那些老派人物傲岸雅健、文采风流，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美的精粹。回忆是一种文化慰藉，中国文化传统重祖训重传承重文脉重诗教，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那些流连觞咏、畅叙终朝的雅致时光仍依稀可见，父祖辈的家学传承、子弟志行，便是从中涵泳孕育。

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本体论地位，自东汉以后的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于是“公立学校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形成了“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地方士族成为学术重心，成为学术文化重要传承单位，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家族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社会组织的概念，而是文明的一种基本机制。

是以学术文化与大族盛衰不可分离。在翰墨书香的陶冶中，也必然会形成相对安宁封闭的文化空间，花晨月夕，雍雍如也，洋溢着高雅的艺术气息，以及某种与市井情貌宗风迥异的价值尺度，如世胄气息、才学倜傥、义气清标、傲岸风骨、特立独行等。

在家族文化链的延伸中，家族女性也在教育、培养后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带来家族之间家学传承的互补与强化，又讲求门当户对，于是又形成了文化世家之间庞大的姻娅网络，于无形间又实现了婚姻的文化衍生功能。

“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dtp-server＼制作文件存储＼期刊＼当代＼2024年当代＼絅.eps>，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父子两代感受生活和时代的风格都是史家的“以古证今”，就是使某一事件通过类比于之前的历史阐释而生发出新意义。作为陈三立之子，连在写作风格上“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两个侧面，陈寅恪也完全是一脉承之。“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乱离之悲、家国兴亡之感，同样为陈寅恪在诗歌中反复咏叹。

陈三立在民国时代以气节学识、道德文章著称，在后世却被打上“遗老”之名，正是由于其对封建家族制与宗法制的认同与留恋。但却少有人能够洞察，中国家族文化自屈原、司马迁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家国一体”的风骨流韵，千年以降，这种文化精神早已扩展为中国士人的执拗情怀。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章太炎也有过类似的看法，认为要维护民族血统之绵延，关键就在于修谱牒，作氏族志，只要谱牒不坠，姓氏可辨，族人和睦，家风整肃，民族就不会灭亡。士族之特点在于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之于高官厚禄的想象，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志行、学业之因袭，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此与陈三立“保种保国”的思考不谋而合。

寅恪先生自1945年起双目失明，不能再看史料，所以对其擅长的魏晋隋唐史领域无法再继续研究。而在此之前，当有研究生提出想研究晚清史时，陈寅恪也坦诚相告：“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老辈仪型，流风余韵，如孤鸿落照，无语怆然，陈寅恪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前沿无可奈何地一退再退，学术生涯一再放弃，都在无声地表达着“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也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的“旧巢痕”有着某种对应性。

“大幕”已落，世情已薄。然而，历史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家族的道德理想与人格要求，为陈三立提供了尘世罕有的圣贤君子之风教、人生之教益。陈家不是富可敌国的豪族，但显宦望族的荣耀繁华可以终结，陈三立的超逸才华、高雅风度、孤独心曲与传世诗文，影响了同光时代的文人生态，而且使带有浓重亲情化、世袭化色彩的家学世业绵延传衍，同时形成一种恒定、绵延的深沉情感，一种在孤绝与沉默中坚守的精神气息，穿透时间的屏障，一直绵延至今。

国有史，州有志，家有谱。家谱记录了家族的历史渊源、迁徙轨迹和世系脉络，修谱对家族来说意义重大。如果将陈三立家族的根系渊源、迁徙过程、聚落空间、婚姻关系、兴衰缘由，按一条既定的时空线索细细道来，会发现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江州“义门陈氏”从宋代开始就以人才辈出、孝悌仁义、和睦乡里的敦厚家风闻名。他们恭敬隐忍，和谐相处，人口最多时聚族三千九百余口，有田三百余处，历世三百余年尚未分家，可谓渊源有自、传承有序、后继有人、兴废有证。

《汉书》有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东汉以后，世代读经、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演变为士族。士族之特点正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陈氏义门于唐末创立的“东佳书堂”，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院之一。流风之下，陈氏家学得以迅速而有效地发育与成长。不仅为本族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亦招纳四方英俊，一时出现了“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之盛况。后代子孙也无不注重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的累积传承，蓄厚发远，不乏声名远扬者。家族成员自幼就奠定了较好的品位修养，熔铸了独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义门陈氏”后来奉旨分庄，其中一支迁入福建上杭。1730年，一个叫陈腾远的人，在客家人回迁浪潮的裹挟之下，携妻儿子女，离别了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的闽西，来到了地处幕阜山深处的江西义宁州。循流而知始，这就是“义宁陈”的发端。

从一定程度上说，世家就是世代相承的家规、家风。作为一家之行为准则、一家之法度精神，能于一家之私地，养成处世之公心，家风不可等闲视之。在漫长的历史中，义宁陈氏形成了以孝治家、德化乡里、兴学重教、兼济天下的良好家风。客家人克勤克俭、重视文教，谨守源自“义门陈”的家风，制定了“孝父母”“睦宗亲”“笃友恭”“忠君上”“端士习”“勤本业”“别男女”“戒溺女”等十二条家训。“忠厚传家”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成为这个家族处世待人的家规家训。一代代子弟努力实践其谨严家教，恪守不逾，终于造就了陈家人才辈出的局面。

陈克绳是陈腾远长子。他为生计迁徙他乡，临行把父亲与自己所有书籍放在行李之中，耕读传家，据其墓志铭记载：“公年逾七十始循例入太学，以继先世科甲家声。”到陈克绳这一辈，虽无功名，但已经是在地方上获得相当尊重的士绅之家了。陈克绳把生活重心移向兴教兴学，以及“以诗书立门户”的家风培养，同时“用孝义化服乡里”，分立田租为膏火，修祠堂，出资架桥铺路，乡人无不敬仰，尊称其为“韶亭先生”，是十里八乡修身齐家的典范。《义门陈氏宗谱》谓其“治理家政肃内严外，合义门之规”，并记载了他举全家之力，创建“义宁陈氏”的第一所家学仙源书屋的事迹。

仙源书屋的创办，使陈氏家族的子孙扬眉吐气地走进了自己的家学，使地处僻壤的仙源传出了琅琅书声。为了保证仙源书屋的办学经费，陈克绳亲拨良田给书屋，以田租收入维系书屋的正常开支。每遇试期，陈克绳还会亲自带领子弟赴州及省城应试。这一切，无不印证着陈家先祖的不凡胸襟。

陈克绳生四子，其三皆早殁，幼子伟琳从小读书，“六七岁授章句，已能通晓圣贤大旨”，“及长得阳明王氏书读之，开发警敏，穷探默证”，在义宁陈氏的家族史上，陈伟琳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秉承义门遗风与父祖二代之学养熏陶，陈伟琳完成了义宁陈氏以农为生向以儒为业的转型。

“世家文化”非常重视基础教育，遵从勤俭、礼义、耕读的学风，陈伟琳对爱子陈宝箴的读书仕达关注有加，领头倡导捐建梯云书院，得到众士绅响应，遂在义宁州城购置田地，开工修建，“越数年而工竣”，第一个在义宁州城设立的客籍书院就此诞生，他不遗余力地引导怀远子弟求学，在地方上很受绅民敬重。

陈伟琳饱读诗书，化服乡里，乐善好施。其母体弱多病，为更好地照顾母亲，陈伟琳潜心学医，“穷极《灵柩》《素问》之精蕴”，后来施治四邻，疾者踵门求治，陈伟琳不问远近贫富，望色切脉，略无倦怠。

作为一地新兴家族，“义宁陈氏”举家迁居，既无祖上恩荫，更无显宦亲友，数代坎坷，终于落地生根，子嗣后裔日渐壮大，最后以名德重于乡里，历时世翻覆，不坠家声，光宗耀祖，诚属不易。1851年，陈伟琳的三公子陈宝箴参加恩科乡试中举，成为陈家第一个入州学的书生。如果说，陈家以陈伟琳为第一代精英的话，那么到了陈宝箴，就如同崛起一座高峰，成为家族中兴的一个标志。他是这个家族走出山乡的关键人物和重要节点，三代承风的文化世家由此诞生。

人才成长与家族文化关系密切，有什么样的家学门风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才。文化的薪承火继并不靠物质的奢靡，士大夫之志趣学术，真有不同于人之处，则为树立一种风范于家庭，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陈三立家族的魅力，自然不在于宅第豪华、轩堂大院、玉盘珍馐、轻车暖裘这些排场。这是一个以自身的文化品质自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华家族，安居于寻常巷陌、斜阳草树之中，家族成员皆能以慎行事、以谦待人、以德为邻。

官宦人家子孙，最忌讳就是染上官宦人家的习气。陈家身处乱世，更是懂得居家之道应以戒奢侈为要义。家仆、三餐、衣饰、婚仪并不突出其清贵与雍容，《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就称：“吾家素寒贱”；“只是勤于耕读，崇德尚廉，以求生存发展，并非人言‘富贵人家’”。奢侈其精神而澹泊其物质，学术才是文化家族安身立命取荣保泰的不动产。

修身首先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并最终影响到社会。从陈三立家族的教育理念来看，他们将“诗书继世”作为一种名山事业和文化标识，这样的家族一旦突破地域阶层的限制，进入家国天下的层面，必然不会“汲汲于当时之名”，而是追求名节无疵，若为官一任，必劝农桑，兴教化，赈孤独，奖节孝。所谓“蓝凤非竹实而不食，非梧桐而不栖，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义宁陈氏宗谱》之《凤竹堂记》）；就是勉其子孙以节为贵，涵养高洁的品行与有所持守的精神。

如此这般，家族成员的眼光、视野与做派，也必然是天下性的。例如与前期义门陈氏创立的东佳书院主要面对族中子弟不同，陈伟琳创办的书院，已然是出于为国培养贤才的目的。而在之后的时代变迁中，在国家兴衰的关键时刻，这个家族的忧患意识愈显强烈，如在陈三立的诗作里常于风光霁月之时，忽有悲愤生民流离、悯乱伤怀之心，足见其民胞物与之情怀。即使处江湖之远，位卑未敢忘国忧，每有非常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