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林10号的遗产

1

已是大雪的节气了，多伦多的天空，阴霾重重，但尚未落雪。

汽车缓缓驰入这条偏僻狭窄的街巷时，望着两旁樱桃树光秃秃的枝干，我脑中闪出了惶惑。三十三年前那个夏天，我是怎样踏入这条小巷的呢？那时的我，既无汽车，也舍不得乘出租。奇怪，我竟无论如何也记不得了。

1990年夏天，尚在温莎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我，曾乘坐五个小时的火车，专程来多伦多，向约克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请教一些学术领域的问题。在系主任的指点下，我踏入了樱桃林街10号，拜见了汉学家文忠志（Stephen Lyon Endicott）教授。此前，我对他知之甚少，仅仅风闻过他那位大名鼎鼎的父亲——红色传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

那天午后的一番倾谈，至今留在我记忆深处，丝毫未消散。不仅是文忠志教授那口流利的四川话，还有他涨红的面孔，激动的声音，有力的手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忠志教授曾数次回到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上，一面在四川大学英文系授课，一面搞田野调查。当时许多东西，他都看不惯。

但这种毫不留情的批评，令我极为惊愕。须知身后的祖国，人们仍处于思想解放的欢呼中。我深感困惑，不知该如何阐述历史，才能走出误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那次分手后，我返回温莎，与他有过几封书信往还。记得其中一封，他提到了某芭蕾舞团到访多伦多，记不清是来自上海还是北京了，只记得演出的是《白毛女》。他去看了，思绪万千。

我一直期盼着，想寻找个机会，与文忠志教授再度会面，推心置腹，交换意见。但也许是隐隐地担忧着，惧怕引发激烈争执，也许是我脆弱的神经，不敢面对严酷的现实。矛盾的心理下，渐渐疏了与文忠志教授的联络。

但那根琴弦，却并未折断。悠悠岁月里，时不时地，那根琴弦便会在我心头悄然拨响，令我陷入莫衷一是的惆怅。

谁想时光荏苒，三十几年飞逝而去了。再次踏入樱桃林街，推开那扇漆成淡粉色、吱呀作响的旧门板时，已人去楼空了。

客厅里光线幽暗，堆满了杂物，颇为凌乱。四壁墙上，大大小小，挂了许多水彩画和剪报。地板上，摞着十几只装满文件的硬纸箱。靠窗的那张浅驼色长沙发上，铺了条深红色的毛毯。一旁的小茶几上，罩了蓝白两色的蜡染桌布。

依稀记得，当年的我，身穿碎格子连衣裙，脑后垂着乌黑的发辫，坐在沙发对面那把木椅上，听他侃侃而谈。

灯光下，椅子依旧在，孤零零地，面对着空荡荡的沙发。

侧头望去，古老的海因兹曼钢琴上方，摆着一张黑白旧照。白发苍苍的文忠志教授一面弹琴，一面仰起头，引吭高歌。

他唱的，是哪首歌呢？是雄浑的《游击队之歌》？激昂的《打倒土豪》？还是他在“安乐死”前，孩子们用合唱为他送行时，他亲自选定的《国际歌》？

2

屈指一算，文忠志教授，应是文氏家族的第三代川人。

英文姓氏Endicott，音译是“安迪考特”。这个家族选择了“文”这个汉字，作为他们的中文姓氏，也神奇地成为中国社会百年沧桑的见证人，青史留名了。

文氏家族的第一代川人，要追溯到一百三十年前。文忠志教授的祖父文焕章（James Endicott），是个有理想抱负的加拿大青年。他深受那个年代蓬勃兴起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影响，同情底层百姓，立志献身于社会改造。

一番苦读，获得了牧师资格后，文焕章于1894年带领妻儿，离开了加拿大，远赴中国。沿着长江，在纤夫苍凉的号子声中，他们一路逆水上行，深入四川盆地，来到了乐山大佛的脚下。

文焕章在这座偏远的小城扎根几十年，试图通过传播现代理念，改变当地社会，尤其是农民阶层极度贫困落后的面貌。年近半百时，他才返回加拿大，并荣任基督教联合教会的领导人，直至去世。

第二代川人文幼章，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三，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他1898年在乐山出生，在大渡河畔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熟谙当地民情，是个地道的中国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贯中西的文幼章牧师，曾为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担任顾问，也曾一度支持蒋介石夫妇，认为这对基督徒一定能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带来希望。然而，目睹了国民党政府无可救药的腐败堕落后，他深感失望，幻想彻底破灭了。

不少人都知道，文幼章在重庆工作期间，因与周恩来的频繁交往，深受其影响，从此开始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文幼章在重庆鸭儿凼的寓所，一度成了地下交通站，供进步人士秘密聚会。也是在周恩来的动员下，文幼章才从重庆搬到上海，创办了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刊物《上海时事通讯》，希望冲破新闻封锁，让西方各界了解中国社会的真相。

1947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与他父亲一样，因其德高望重的身份，长期在基督教的联合教会担任领导，属政坛瞩目的核心人物。然而，他旗帜鲜明的左翼倾向，招致媒体的污蔑辱骂，因此遭到了教会的排挤。

这个饮着大渡河水成长起来的川人，却无所畏惧，依然到处发表演说，还创办了《加拿大远东通讯》这份刊物，勇敢地为中国革命高声呐喊。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文幼章访问过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并公开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因而被媒体列为“头号敌人”。加拿大政府甚至威胁，要以“叛国罪”和“煽动罪”起诉他。也有不少人鼓噪，要求吊销他的护照，取消他的通信自由。

文幼章能在逆流中挺立，坚持仗义执言，不畏迫害打击，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和信任。

他的妻子文月华（Mary Elsie Austin）虽然出身于加拿大安省南部的富贵人家，自幼生活优越，却深为赞同基督教教义中蕴含的社会主义理念。在大学读书期间，她便结识了从乐山返回加拿大求学的文幼章，二人志趣相投。1925年结婚后，她追随文幼章赴华，陪伴着他，在华夏大地上度过了数十载峥嵘岁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月华的著作《五星照耀中国》（Five Stars Over China）在多伦多出版发行了。这部客观真实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书，销量高达一万册。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堪称畅销书了。

在文氏后代收藏的历史文献中，有一篇1956年的《人民日报》文章，报道了国际友人在京参观游览的消息。文幼章夫妇的名字赫然在列。报纸早已发黄，保存至今，可见其象征意义，在文氏夫妇心中的分量。

文幼章子承父业，头上也顶着基督教牧师的头衔。他虽然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却毕生致力于提倡基督教与共产党之间的和平共处，因此在1952年曾获得“斯大林和平奖”的荣誉。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派系矛盾纷纷呈现。加拿大共产党也分裂成了两派。文幼章因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拒绝了担任受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一职。那时，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贝克（Tim Buck）、斯坦利·怀尔逊（Stanley B. Ryerson）等几位资深领导人皆为亲苏派。虽然文幼章与这些人都是老朋友，但他还是开诚布公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毅然决然，宣布了与苏联的决裂。

此后，文幼章顶着巨大压力，创立了“加中学会”，继续在他的《加拿大远东通讯》中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始终致力于和平事业。他的真诚坦荡，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曾授予他“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了终生的基督徒依旧坚信不疑，《共产党宣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失误仅仅是个人的不完美所造成的。

1993年初冬，九十五岁高龄的文幼章牧师告别了这个世界。第二年春天，文忠志教授遵照父亲的遗愿，捧着他的骨灰盒，飞越太平洋，送他魂归故里，在乐山大佛脚下，把他的骨灰撒入了滔滔东流的大渡河。

3

第三代川人文忠志教授，是在重庆郊区的鸭儿凼长大成人的，自幼便领受了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奠定了清晰的人生目标。

在文家老少几代人中，至今流传着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文忠志大约三岁时，父母曾带着几个子女，到重庆的监狱里，参加基督教会为囚犯们举办的圣诞音乐会。监狱里关押的，多数是政治犯，其中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当音乐会结束后，全家人步出监狱大门时，六岁的哥哥低声问道：“爸爸，这些囚犯也出来了吗？”

父亲回道：“没有。”

哥哥惊讶地睁大双眼，开始询问有关共产党人的问题，想知道他们试图在中国做什么。“爸爸，共产党会努力帮助穷人吗？”他问。

“是的。”父亲肯定地说。

“那，这不也是基督徒想要做的事情吗？”

“是的，当然。”

“那，为什么共产党人被关进了监狱，而我们基督徒却没有呢？”

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回答儿子的。但毫无疑问，文幼章牧师所信仰的，是追求社会的平等、尊严，是为劳苦大众服务，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而他已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为了这些原则，而顽强不屈地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着。

当年幼的文忠志跟随父母和家人，在波涛滚滚的长江激流间乘风破浪，在巴蜀大地上翻山越岭，辗转城市乡村时，每情每景，都已刻印在他脑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

十三岁那年，文忠志离开出生成长的华夏大地，回到了祖籍国加拿大。毋庸置疑，早已埋藏在心灵深处的那颗种子，在青春期发芽、开花了。

尚在高中读书时，这个年轻人就投身政治，从此毕生致力于为社会的平等公正而奋斗的神圣事业。

“是的，父亲年仅十六岁，就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文忠志的大女儿美兰（Marion Endicott）肯定地说。

我们在狭小的厨房里相对而坐，品着她斟上的绿茶。餐桌上，摆着精巧的青花瓷茶具。四周墙上、冰箱上、橱柜上，都挂满了文忠志的妻子文丽纳所创作的水彩画。

1950年，文忠志二十岁出头，便担任了加拿大共青团总书记，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加拿大西部的英属哥伦比亚省，从事进步青年运动。

在温哥华，他结识了一位富有艺术天分、淳朴善良的年轻姑娘——丽纳·威尔森（Lena Wilson）。

我读到过一首小诗，《献你一支鸢尾花》。虽不知其创作年代，我却深信不疑，它应当诞生于这对青年男女热恋的岁月里。

烛光像蝴蝶的翅膀，

温柔地栖息在绿瓶子上。

里面插着一支野生的鸢尾花，

小岛上那瞬间，

从此铭刻在了我心上。

你从独木舟上伸出手，

在草丛中为我摘下了它。

丽纳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父母均为加共建党早期的老党员。这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从此携手，相伴终生，并养育了四个聪明美丽的女儿。在女儿们眼中，热爱音乐与诗歌的父亲，与艺术家母亲，堪称完美的结合。他们喜欢并肩散步，痴痴地关注着在树梢或房顶筑巢的小鸟。

圣诞的夜晚，在烛光映照下，伴着留声机美妙的乐曲，父亲会轮流挽起母亲和女儿们的手臂，在狭小的客厅地板上旋转，迈步，翩翩起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家人搬入了多伦多北部樱桃林街这座简朴的小楼。

“这一带的居民，大多数是低收入的建筑工人。”美兰说，“与工人家庭们相聚一处，父母才感到心安理得。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一辈子，招待过数不清的来访者，有国际团体人士，包括中国的访问学者，也有无家可归、需要帮助的人们。”

其实，即便是这样一座不带车库、与邻居的墙壁近在咫尺的小楼，一生清贫的文忠志夫妇也是负担不起的。美兰告诉我，是奶奶用她自己的积蓄，帮父母缴纳了首付。至于那架名贵的海因兹曼钢琴，则是一个加共老党员的慷慨馈赠。钢琴运来时，她父亲拆掉了里外两道窄小的门框，才得以将其搬入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