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吹真理子与索南才让通信（一）

编者按：“笔谈”是本刊新设栏目，旨在推动中国作家与当代外国作家的对话，助力当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本期与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文学名刊《三田文学》同步发表日本作家朝吹真理子和中国作家索南才让的通信，期许曾在近代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笔谈”，焕发新生的美意，使真正的、深入的世界文学交流和友谊于此发生，并产生深远的力量。

索南才让先生：

（往复书简开始之前请教一下：说起来，在书信里，我还不知道要如何称呼索南先生。直呼才让似乎有些失礼，所以暂且用日文读音的姓来写。但我也问了《三田文学》主编、中国文学专家关根先生，他说叫全名比较自然。我究竟该怎么写才好呢？）

去年秋天初见之后，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电子邮件的往来，能够有这样慢下来写信的机会，我真的由衷地高兴。

这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去了意大利，看了威尼斯双年展。还看了我的美术家朋友毛利悠子女士的展览。由群岛组成的威尼斯不管去哪里都要乘船，真是太可怕了。我吃了稍强的晕船药，每天都要在船上摇上好几趟。光买了一些三明治和咖啡，就花了二十欧元。感受到欧元之昂贵，回去时我只买了一本让·科克托展的图鉴当作纪念。当时已是4月末，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异常，威尼斯只有八度。我因为穿得太单薄，与周围的观光客一样被冻得直发抖，整日抱着双臂、满面愁容地游行于水上。大概因行程过于紧张，我明明刚回日本，记忆就已经模糊了。能马上想起来的，只有那用西葫芦花做的油炸料理的滚烫口感。柔软的花朵包裹着Q弹的马苏里拉奶酪，整个放进油里炸。外壳很厚，但很松软，我忍着上颚被烫伤的感觉吃了好几个。

索南先生，别来无恙？

首次见面是在去年10月，当时在水路纵横交错的中国绍兴市举办了“中日青年作家会议”，我与索南才让先生共同参加了其中的座谈会。我在参加之后才得知“中日青年作家会议”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为了让年轻的作家们能够跨越国境交流而向中国方面提议并发起的会议。

由于是初次到访中国，夜晚从抵达杭州机场的那一刻起，我便一直向窗外张望。听说附近的城市举办了亚运会，广告上展示着熊猫以各种姿态参加比赛，并写着“未来”二字。一则有习近平主席的广告上，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写着“未来”。整栋楼的墙壁都在播放着的视频广告上也有“未来”两个字。中文的“未来”，与日语的“未来”究竟有多相似又有多不同，这种虽然会念但似懂非懂的感觉既让人彷徨，又很有趣，是一种熟悉与陌生并存的感觉。所以在滞留期间，我一直有种与失散多年的双胞胎相会的错觉。

我在大学校园内的酒店住了几天。校园内的桂花正值花期，芬芳馥郁。晚上，学生们会打球打到很晚，篮球的弹跳声，声声入梦，别有一番趣味。

我们参加的是以“灾难与文学”为主题的座谈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听每位出席者朗读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其中索南先生的演讲，令我难以忘怀。

因为有翻译过的演讲稿册子，所以当时我是一边听索南先生的汉语，一边读着日文的。索南先生的演讲稿《作家，灾难的诠释者》，我希望哪天可以在某个刊物上登载全文，它讲述了生在游牧民家族的索南先生真实体验过的灾难。我当时听着索南先生的声音，感觉有一个不存在的记忆，在我的身体里卷起了旋涡。我认为语言的有趣且可怕之处就在于此，它可以让你阅读不曾知晓的事情，仿佛在阅读自己的记忆一般，并且深入身心，再也难忘。

索南先生是游牧民族出身。我曾读过您称自己为“最后一代游牧人”的文章。文章里说您是在西藏与内蒙古的边界地区出生长大的作家。我读的是翻译过的网络文章，不知道是否有误？

索南先生从小学毕业后，就在家里帮忙。忙于照顾羊群，为搭建家畜的圈舍和自住的房屋剥树皮准备建材的空闲时间，您开始阅读。您在演讲中提到，您在读福克纳时，被语言能够改写记忆这一点所震撼，自己也不知不觉开始写小说。

索南先生曾两次经历大灾难。小时候，地面突然晃动，您的姐姐惊呼：“碗柜里面有魔鬼，所有的碗都自己跳动起来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是比喻，而是因为其中充满了不可解和恐惧，从而真实到不得不这么想。

您曾经说，灾难夺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同时也在绝望背后让我们感受到“和道德没有关系的纯粹的善”。我希望在书信中，能够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我记得您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演讲的：“世间任何生灵，自诞生之时，便准备着灾难一刻，假如我们的灵魂不曾拥有过其他的过往的记忆，那么灾难，就是它最深刻最重要的记忆。”

在我自己的演讲时间里，我没有读预先准备好的稿件，而是选择与参加座谈会的中国作家们交流，分享了我听完发言后的感想。即使表达有些笨拙，我还是想要对索南先生的话语有所回应。

当时我说：“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中，我有一位摄影师朋友失去了家园和底片。听到演讲时，我想起了她在避难所度过的日子。……在避难所的人，有的家人被海啸吞没，有的房屋被毁。但当大家结束了用餐，去洗碗时，他们会一边把桶里的水哗啦啦倒出来，一边说：‘海啸来了！’然后大家爆笑如雷。这种笑声，我认为只有当事人才能发出。而且有些事情，也许只有在笑着的时候才能说出口。索南先生也有类似的感觉吗？”

索南先生的回答，又令我印象深刻。我把当时的翻译记录了下来（如果有错误，还请原谅）：“我有一位游牧民朋友，几年前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去世了。那时，我和几个好朋友在一起悼念他，聊一些往事。当时我们以一种谈论陌生人的方式，接受了他的离开。”

我对游牧民的生活了解不多，只在电视上看过一些。我甚至不知道索南先生和家人之间是用蒙古语还是汉语交谈。您曾提到，您的朋友大部分都不需要文字（不识字）。

我在东京市中心出生长大，只有去牧场玩耍时才接触过牛和羊。我和索南先生无论是出生地还是习俗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您的演讲中，我感受到了在人类的根源之处，流淌着共同的语言（或者说是体验）。那是一种明明不了解却感同身受的感觉。索南先生在没有海洋的地方长大，为什么会用“海洋”作为比喻，小野正嗣先生曾问到的这个问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夜晚的酒店大堂里，我和柴崎友香女士、小野正嗣先生一起搜索了索南先生老家附近的大湖。青海湖，真的很像海洋。

座谈会结束后，我们一起去了豪华的餐厅。桌上摆满了美味的菜肴，虽然我平时是个吃货，但这次却被听到的语言震撼得无法动筷。与索南先生同桌，我有很多想要交谈的话题，但最终我离开了，心怀遗憾地错过了鸭舌小吃、炖鱼和北京烤鸭。回到酒店后，我在干净的洗手间里吐了好几次。

长久以来，我的身体接纳外来事件总是需要一段时间。也许是通过语言，一下子听到了太多人们面对灾难的态度和遭遇，身体吓到了吧。

第二天，我听说索南先生要回到家人的重要仪式中去了。我记得在演讲中也有提及。目送您离开时，我心里非常好奇那是一个怎样的仪式。

回到东京后，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索南先生的小说被翻译出版，所以我一直依赖自动翻译阅读网络上的采访。

索南先生还是兽医吗？当听到游牧民这个词时，我会不自觉地陷入浪漫的想象，但索南先生在采访中提道，游牧民的日常生活是“无尽的无聊”。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阅读对您来说如此重要。索南先生现在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窗外能看到什么？我还看过一篇文章说您对咖啡上瘾。我也是一个咖啡迷，因为喝得太多，导致肾结石了。

抱歉我问了这么多问题。

能与您开始通信，我真的非常高兴。顺便提一下，回国后，我和作家村田沙耶香女士谈到了索南先生，询问游牧民平时到底吃些什么。于是她向我介绍了藏语翻译家星泉女士，并带我去了东京曙桥的一家名为“扎西德勒”的藏餐厅，是一家游牧民料理店。我想藏族和蒙古族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不知道索南先生是否在自家也会吃一种叫Tsamthuk的浓汤。那里面满是牛肉和干酪，非常美味。尽管那天很冷，但它让我打心底暖了起来。

朝吹真理子

（翻译：高桥溢希）

朝吹真理子女士：

您好，别来无恙。

您问我该怎么称呼我才好，正好，我也有关于称呼的问题想要跟您商榷：我是应该亲切地称您为朝吹女士呢，还是真理子女士呢？或者只能是全名？关于我的名字，给您翻译一下它的意思。索南才让，并不包含姓，它只是一个名字，蒙古族一般是没有姓的。“索南”意思是“富贵”，“才让”是“长寿”。虽然富贵长寿听起来好像比较俗气，但这是我的祖父对我最美好的祝福，我甘之如饴。您既可以叫我“索南”，也可以叫我“才让”，随您。

很高兴和您在书简中建立友谊。说起来，我在少年时期，和远在外省的朋友也有通信的经历。其中，和一位姓张的朋友通信长达五六年之久，每年都会写那么几封信，了解他几个月的生活状况，告诉他我的现状……通常我会在冬天写得多一点，夏天写得少一点，我会在秋天，从夏季营地转到水草丰茂的秋季草场之后，给他写这一年的第二封或者第三封信，而第一封信，通常是在过完春节之后的那个春天邮寄出去的。我还有其他的几个通信朋友，后来慢慢地停止了这种书简的往来。好像，也怪不到手机、微信、QQ等这些现代的通信工具上，似乎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停止了，现在想起来有一点点小遗憾，但这又是生活的常态，有些人只能相伴你人生的一小段时光，各自都有相伴的新朋友出现了。我倒觉得这很轻松，一个人有太多一生的朋友，未必是一件值得快乐的事情。

您去了意大利，去了威尼斯，我到现在还不太清楚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在我有限的了解中，知道了您是一位歌舞伎的研究者，不知道歌舞伎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您一生都要做的事业吗？

关于威尼斯，我最早的了解全部来源于影视（好像现在也是这样），后来我看了托马斯·曼的小说《死于威尼斯》，那时也是在十几年前了。真的挺有意思，因为当你做过了一些事情，读过了一些书，并没有特别地去记住它们，但是某一天，你被其他的事情触动，这些过往做过的事情会很完整地被找回来，并带回来更多你需要的东西。您在寒冷的威尼斯之行，也让我联想到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去蒙古国也是那样的寒冷，连日的阴雨绵绵。刚落降到成吉思汗机场，我便被一股冷意包裹，加之我那几天颈椎病发作得特别厉害，也是成日的头昏脑涨。明明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因为身体的原因，觉得也没有那么热情了。后来的几天，虽然病情有所缓和，但是我的情绪依然没有恢复，一直是比较低落的，不知道为什么。但即便这样，蒙古国也让我从始至终都领受到一份亲切，似乎我并没有来到异国他乡，而是回到了故乡一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让我并没有在生理和心理上面做足一些身在异乡的建设，显得有些慵懒，有些自在和孤单。我想起来，那应该是我们在中国的绍兴市参加“中日青年作家会议”之前的事情。我回国后很快就去了南方，并且很高兴能和您，以及小野正嗣先生及其他的几位日本作家朋友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相聚。其实当时我收到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关于灾难的，“直面灾难的文学”，另一个是“‘未来科技’时代的文学”，我对AI智能写作很感兴趣，但当我要写发言的文稿时，却鬼使神差地选择了灾难这个主题，我想，如您在信里说的，和我有过的两次灾难有关吧。但其实，那只是两个小小的发生在我家里的灾难，相比于这些年见过的其他灾难而言，简直不值一提。但我为什么要说呢？因为首先是我第一个真正面临过的灾难，不管大小，它对我造成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其次，它发生在我的亲人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众所周知，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博爱的胸怀和多么善良的同情心，但灾难发生在自己和亲人身上的感受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感受，所带来的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大小灾难的一种区别，在小小的灾难面前，人只会照顾自己和亲人，有余力再去照顾他人，但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尤其是灾后），人们的共情能力和同情心都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似乎因为灾难而让人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感受自己的存在越渺小，成为整体的渴望越强烈。这是多么“自然的生命形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发言中说，只有顽强而坦诚地面对它，那么在它我内心被接纳，并重新酝酿、重新孵化并以我自身的力量再次生发出来的，可能就是灾难给予我的最宝贵的东西。的确，我在灾难中似乎看见了生命的形状，以隐藏在绝望后面的慈悲样子出现。我同样更多地看见人性的善念的存在，当摒弃绝望与痛苦，甚至是生死那些因素，我们能够捕捉到的，就是这些和道德没有关系的纯粹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