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二题

追 随

我的外公李德厚从麻纺厂水塔的梯子上下来之后，终于决定告诉自己的姐姐，我的外婆纪文秀已经去世了。他花了很长时间做出这一决定，天还没亮的时候，他顺着梯子爬上去，坐在差不多水塔中间的高度，直到黄昏浸染一切。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瑟缩在棉大衣里，在地面上和水塔一起投下影子，万物静止，好像他的时间也结束了。

是小姨最先在水塔上发现李德厚的身影，她流着一头汗，急匆匆地走在最前面，我和妈妈跟在她身后。水塔外是一整片倒闭的工厂，脚下还有一条堆放着垃圾、散发着臭气的蜿蜒小河。小河本来是大河，在工厂倒闭后的几年里，大河带走了一些人，流动的去处被封上，留下一个细小的口子，河水一下子少了一半，变成了小河。

李德厚父母在他幼年时死于饥荒，李德厚的

姐姐，我的姑婆，是抚养他长大的人。之前给外婆上坟时，我看到李德厚在墓碑上刻下的红名字，因为不知道自己生日，旁边写的鬼节三月三。李德厚从水塔上下来后，宣布自己要回老家，妈妈和小姨都沉默了，但由于害怕李德厚再次爬上水塔，不知道是她们中的谁先点了头。小姨说要陪他一起回去，李德厚摆着手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从衣柜抽了一个包，低头收拾行李。妈妈在门口堵着，不让他走，他甚至出不了卧室。妥协之后，她们选定我陪他，实际上是看守，李德厚勉强同意了。路上我帮李德厚提着包，问了他几句话，他只是应答，坐到车上时，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

终于，车到中途时，李德厚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沉默，和我说起话，我甚至有些紧张，怕他要随时自己下车。然而他告诉我的是，他年轻时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跟着学校队伍，到北京一两个月，住在东四十条，还参观过我们大学，搞大串联。他记得那时广场上的人们排着又长又宽的队，能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向他们挥手，他在其中欣喜地昂着头，大踏着步子，感到周围是一阵人群形成的暖流。之后他又去过广东，站在深圳画的圈旁，清澈又潮湿的空气中，看着那里许多刚刚兴建的低层楼宇，比起镇上的也高不了多少，感到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心情也是相同。

李德厚家乡位于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交汇处，连接三个县城，其中一个就是他后来栖居多年的县城，那里更为发达，新修建了很多工厂，从北京回来后，他没有回家，选择成为当地麻纺织厂光荣的一员。进了写着镇名的大门楼，就能看到一条宽阔泛绿的河，如主干道贯穿着所见之处，各种各样的船只像车辆一样在上面行驶。陆上建筑，白墙青瓦，檐角飞起。我们踏着的狭窄道路，铺长条青砖，缝隙里长满了苔藓，道路交会的巷口，最细处只能走过一人。

这条街上每户人家门口挂白色纸糊灯笼，一面写姓氏，一面写家族门属。有的写郡，有的写堂，李德厚停下步子仰着头，一家家看去，我以为他在街上寻找姐姐，但发现他的眼神几乎在每一家门头漫游。李德厚说，这里堂小郡大，他所在的陇西郡是大家族，还有仁爱堂，是小家族。他们家以前在街上卖爆竹，店面在“土改”时被收，走到原址时，看到里面短头发女人戴眼镜，四十多岁样子，穿着印红粉牡丹的围裙，向人吆喝叫卖茶干。李德厚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去和女人搭话，甚至还加快了些脚步，目不斜视，在路上笔直地经过，我只看到一个写着“陇西郡”的白灯笼，灰扑扑地荡在门头。

李德厚的姐姐家原来在一条巷后，没有河流的大片宽阔地带，已经是现代小区的模样，铁栏杆围着几排高楼。保安在小屋子里低头打瞌睡，我和李德厚等在小铁门的入口，直到里面有人出来。在敲姐姐的家门前，李德厚就对我说，不要多话，她有神经病。等门打开时我屏住呼吸，看到一个矮小的老人，整张脸缩成一颗枣，短发全部竖起来，如同一团灰白色的火焰。她的嘴抿着瘪下去，蠕动着，见到李德厚和我，开口却没有打招呼，只是热情地问着吃没吃、多久来的，护工从厨房匆匆赶来了，扶着她颤颤巍巍躺回床上。

李德厚解释了很久，他是她的弟弟，而她一直说她知道，她早就知道了。她又问李德厚，那你哪里来的？李德厚说，麻纺厂要拆迁了，他从口袋里取出钱包，关节粗硬的手指捏出一张粉红色的票，颜色恰似我小时候喜欢的糕饼的油纸。他姐姐就说，新房子不要给小孩，自己换大房子住，以后她会搬过去和他一起住，就像小时候那样。她一躺下，不再与李德厚对话，又开始絮絮叨叨说她的孩子，那些故事我已经听过。女儿去了北京，出人头地了，现在她住的楼房是女儿买的，但儿子很早就去世了，剩一个孙子，她想把街上的祖宅给他，女儿不肯，说护工的钱也是她出的。其实她的孙子很早就去外地了，她还以为他在街上住着，随时会回来。

李德厚静静地看着她，点头，帮她整理下靠在背后的枕头，我不确定他是在听她说话，还是只是盯着她的脸，我想起他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外面的院子落下来什么，楼上晾的米黄色的棉毛衫，沉甸甸地发出响声，像一只落地的动物。李德厚的姐姐要出去看，端来茶的护工拦住她，茶水洒了一地，溅到我的脚上，又慢慢流淌进床底。护工捏着她的胳膊，想要骂她，但最终只是皱着眉头去捡杯子。姑婆不说话了，安静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还能看见眼球在眼皮下滚动，嘴里念念有词，像是一段经文。

护工告诉李德厚，他姐姐以前疯狂地拜神，给当地寺庙捐了许多香火钱，可是儿子死后，她就再也不信这些，最近又开始信，是因为她的腿坏了。她去年被诊断为抑郁症，从二楼走廊往院子里跳，装了一个人造关节。她不愿意坐轮椅，在家里摆了神仙，听广播里念经。那神仙像是一位穿着红粉褙子墨绿褶裙，飘着缎带的女性，慈

眉善目，白色陶瓷皮肤，笑盈盈的，不同于其他许多神仙，她的手垂下，手里空无一物。

李德厚的姐姐闭上眼睛，呼吸越来越平缓。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眼神涣散，不知道在想什么。最终李德厚准备带我走，就像年轻时一样，再一次逃开他自己的决定。而当我们就要走出房门，李德厚的姐姐突然醒来，从床上坐起，声音洪亮地喊我们留下吃饭，李德厚摆手，推着我出去。他姐姐又问，明天还来吗？李德厚说，下午就走。她突然叫了一声，德厚，问他，你和文秀怎么样了？李德厚不打算坐回去，垂着手站在门口，低声告诉她，文秀已经去世了。

我看见李德厚姐姐的嘴唇在微微发抖。她说，我真作孽。她瞬间换了个人，清晰地吐出每句话。她弯腰，几乎是折叠着身子，把自己往靠垫上移了移，想要下床，说，我得拜拜。护工按住她，不让她乱动，说你再折腾就要死了。她们纠缠了一会儿，护工死死捆住她的手，等她不再挣扎，又轻轻抚摸她的手背，盖好她的被子。李德厚始终没有走过去，我用余光瞥去，他的双眼发红。等他姐姐终于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沉默了，直到她说，英子搬回古南街了。李德厚怔了一下，她又重复了一遍，脸上所有的线条都呈现着向下的趋势，她说，英子搬到古南街了。李德厚点点头，说，好。他姐姐又说，要拜拜。李德厚最后点了一下头，终于带着我离开，他的步子很慢，出门时擤着鼻子，本来被他聚拢在头顶的头发被风吹散，我看见他几乎没有头发的一块头皮。

当我跟着李德厚进了仙姑庙，看到这里的黄泥子墙时，仿佛回到了那面相同高矮、几乎熏成全黑的墙壁前。火焰燃烧，黄裱纸的碎屑飘走，黑色的焰芯指向另一个世界。纪文秀下葬的那一天，李德厚整理着剩下的纸，让我对她再说说话，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希望她不再有任何感觉，也就不会再有任何疼痛。我讨厌燃烧的气味，也从来不相信彼岸真的存在。而当我现在走进庙里时，看到墙壁前的红花酢浆草和小青菜种在一起，狸花猫在墙头蜷卧，墨色的香炉前，人们拥挤在院子里，吵闹着祈福新年。香火味中的空气也是如此浑浊，我恍惚感到这或许就是黑墙对面的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石牌写，光绪二十五年，江西一位女道长到老字号中和祥糕饼店显灵，后院金光闪烁，设仙姑牌位。牌位前小铜炉里插满了香，烧完的灰掉在桌上，摔成几截。我四处寻找着仙姑的塑像或画像，只看到一个木架子床前的踏板上，一双玫红三寸绣鞋。

英子的全名叫洪兰英，是一个全家人遮遮掩掩的名字，李德厚告诉女儿们的说法是，她是他的中学同学，她家于他有恩。而妈妈和小姨都知道，在英子父亲古南街的宅子里，李德厚在和她订婚的仪式上，没有进门，半路神秘地逃走了。有人说看到他跳进了丰乐河里，能憋很长时间的气，一直看到水面有气泡冒出。有人说他躲在粉蒸肉菜馆的厨房里，那里肥胖的厨师围着油腻的皮围裙，将他轻易地隐没其中。更多的人默认，李德厚在洪兰英父亲的帮助下外出求学，其实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说他逃走只是为了败坏他的名声，逼他回头。而唯一知道真相的洪兰英父亲，在流言蜚语和女儿一直未嫁的遗憾中，患病过世了。

李德厚的姐姐在这里独自承受了一切，而她受到的所有指责，未来都以尖酸刻薄的攻击，还在我的外婆纪文秀身上。纪文秀是家里派出参加上山下乡的青年，和李德厚在隔壁县的麻纺织厂自由恋爱，她剪着短短的头发，强健的身体可以搬重物、挑粪桶。李德厚的姐姐说她是男人婆，不流月经的人，“比英子差到哪里去”，纪文秀看都没看李德厚一眼，只是冲过去，和她扭打起来，拽她的头发。最终是李德厚的姐姐逃了出去，纪文秀警告她，“一辈子别想再见二次”。

也许就是从那之后，李德厚彻底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过去的生活在这个新世界里也追上了他，让他再也无法和两个最亲密的人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在自己的家里也是近乎隐形的人。那时工厂还没有倒闭，李德厚还没有退休，即使他下班回来，和家人也很少说话，否则就是与纪文秀争吵，然后让旷日持久的冷战占据生活里的大部分日子。白天太阳好的时候，老房子暖黄色的空气里，对我来说，只有外婆和小姨的声音。

我的妈妈很早就去外省的大城市当小学老师，只会在每个假期，给我带回她没收的一大桶班上学生的玩具。外婆因为年轻时在路上狠狠摔过一跤，腿脚不好，总是让小姨带着我出去玩，小姨就骑着一辆外婆以前的女式自行车，驮着我到处跑。我有时候坐在车篮里，有时候在后座抱着她的腰，人们都以为我是她的女儿。

在小姨出嫁前，我不记得她谈过多少次恋爱。每几个月，就会有不同的男人跟在她身后，他们有的头发长长的，穿喇叭裤，个子比小姨还矮，有的戴墨镜，梳着刺猬头，叼着烟见了外婆，

被赶了出去。他们都喜欢在县城最高的百货大楼给小姨买衣服，多半是红色和淡粉色，有时是鲜艳的明黄，袋子里还有一些皮筋、花铅笔、有香味的橡皮，都是给我的。早些年外婆劝她赶紧安定下来时，她嗤之以鼻，几年后她居然单身了大半年。最后她和一个高中同学结婚，上学时他就对她表白过。

大概只过了两三年的样子，他们的婚姻就失败了。不过不同于妈妈，小姨之后一直都不是一个人，经常会从住处回来看我和外婆。外婆经常问她住在哪里，小姨支支吾吾，为了转移话题，她就问我，过得还开心吗。我就说在楼下玩的时候，工厂里的男孩总是欺负我，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把沙子往我身上抹，这时外婆拍拍我，让我别再说了。后来，外婆不再让我去楼下工地，自己一瘸一拐地拉我去别的地方玩。我们冬天去工厂活动室外、石头做的乒乓球台上堆雪人，夏天去还清澈的河边摘荷叶，我把荷叶举过头顶，假装自己是躲在下面的一只青蛙。

在人矮小的时候，能清楚地看见地面上、水里的许多种生物。在浮萍边缘，有许多种浮在水面、四肢纤长的虫子，而岸边的虫子则形态各异，总是带着盔甲，我经常因为好奇去踩，或是踏入河边的淤泥里，用脚拨开水面。外婆蹲下来阻止我，为了提示我河边的危险，她指着这条河，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曾去河里捞设备，腿上沾了许多蚂蟥。她一开始不懂，用手去拔，剩余半截蚂蟥，在腿里出不来。她给我比画过蚂蟥的形状，形容它黏答答的质感，教我如果进了皮肤，一定去拍，不要拔，我听了也觉得害怕，用力拍打大腿，问她做得对不对。只是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蚂蟥，直到现在也没用上。

我曾问过外婆，为什么外公总是不回家。她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待，总有别的心思，年轻时差点就离开了她们。在小姨还没出生，妈妈上托儿所的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变动，李德厚深知工厂即将倒闭，准备去广东捞金，被骗进了传销，一年都没有音讯。开始零星有几个电话，说用别人电话卡，不敢多说，一个月之后，彻底没了踪影。外婆一下班，或者不上班的周日，就从工厂的托儿所接回妈妈，在县城最大的广场上，拉着妈妈，绕着中间的圆形大花圃，一圈圈地转。一路上，她们和熟人打招呼，问外地的消息，看到形貌粗陋、满脸胡子的乞丐，都要跑过去看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