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日记

作者简介：王华，女，仡佬族。著有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花河》《花村》《花城》、中篇小说《旗》《向日葵》《在天上种玉米》《橡皮擦》、长篇报告文学《海雀，海雀》等多部。作品曾获骏马奖，多部作品翻译到海外。

接到拆迁办的电话时，赵小兰和李洪生都在榆林。一听说他们的房子要拆迁，两口子都有点蒙。他们出来找儿子已经有三年时间了，这三年里，除了跟派出所老王打个电话，打听一下他们有没有儿子的消息，再没关心过别的事儿。

“啷办？”大事小事，赵小兰一贯都是这样问李洪生。

“啷办？回去啊！”李洪生也从来都是拿主张的那个人。但这一次李洪生表现得很焦躁，还很愤怒。他焦躁是因为儿子还没找到房子又要拆迁了，愤怒是因为赵小兰那副没有主张的样子。在他的印象里，赵小兰永远是一个没有主张的人，小事上，她从来都只说听他的，大事上，她又从来都只会问“啷办”。就连他们丢了儿子，她也只能问他：“啷办？”

儿子是她弄丢的，完了她却问他“啷办”，你说他该啷办呢？他恨不能揍死她解个气，但临了又没有。他不是那种随便就可以伸手打人的人，更何况还是赵小兰这样的人。

赵小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出嫁前是父母的乖乖女，父母说什么听什么。出嫁后呢，又是一位贤妻，丈夫说什么听什么。你说菜淡了，她立马去加盐；你说菜咸了，她立即去加汤；你叫她站着，她便不坐；你叫她坐着，她便不站。得到这样一个人，一开始还当宝贝，时间一长，就会生腻，就会把这叫“无用”。尤其当面临大事儿，你需要分担压力的时候，这样的人，只会给你平添鬼火。

但是这一次赵小兰居然问了一句：“那儿子呢？”这是她第一次对丈夫的主张提出质疑。

李洪生有点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她那脑子就是个摆设，可从这个迹象看，它其实也是可以转起来的？好像是因为这个转变，他的态度居然平和了些。

“儿子就暂时别找了，先回去处理房子的事儿。”他说。

“不找了？”赵小兰问。

“不找了，我们都找了三年了，从南找到北，从西找到东，把全中国都找遍了，把积蓄也花完了。”李洪生语气里全是泄气。

赵小兰便没再继续提问，她那脑子好像转到这里，也就停下了。虽然回来的路上她没少回头，就像儿子可能就在他们身后那样，但她最终还是跟李洪生一起回来了。

回到家，邻居们个个都问：“不找了？”

李洪生便一个个回答：“不找了，先处理房子的事儿吧。”

她也一个个回答：“李洪生说，不找了，先处理房子的事儿。”

邻居们都在忙搬家的事儿，就说：“也是，先把家搬了吧，要不然，过几天挖掘机就开进来了。”

李洪生也这么想，但赵小兰却不同意搬家。她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主张，就像那种从来开会都不吱声的人，突然就表起了态。

她说：“这家不能搬。”

你问她为什么，她就说：“这家要是搬了，儿子要是自己找着路回家来了，却找不到家，啷办？”

李小小丢的时候才三岁，大家都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李洪生也认为没有这种可能。但她却坚信，只要儿子有了回家的机会，他就一定会回家。三岁的时候可能不行，但现在他都已经六岁了，再往后，他还在长大，七岁、八岁、九岁……自从离开了爸爸妈妈，他就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想念，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不第一时间就找路回家吗？

所以，这个家，坚决不能搬。

这话的确是有道理的，所以李洪生也就有史以来第一次失去了主张，也是第一次和她发生了角色颠倒。

“那……啷办呢？”他竟然也会这么问。

李洪生从来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你让他做钉子户，那是不可能的。这一次，是赵小兰拿的主意：离婚。离了婚，李洪生搬自己的那一半家，她留下来。

李洪生质疑地问：“有这个必要吗？”

赵小兰说：“你不想做钉子户，就只能这样。儿子是我弄丢的，我留下来等。”李洪生听她说这话的同时，还看到了她眼里的意志。很显然，赵小兰的人生态度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她曾经的顺服，服从父母，顺从丈夫，服从于规矩，那都是因为，这是和平的基础。但当这种和平远远偏离了她的意志，她就必须做出改变。

李洪生现在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比他更强大的赵小兰。而他，反显得那么没用，于是他问她：“那地呢？”

他们家是菜农，即便离了婚，他也可能要做菜农，所以地很重要。他们住的这地方，和离家近的两块地被征了，但远处还有两块菜地，是在红线外的。

赵小兰说：“地也一人一半吧。”

因为她跟他的打算一样，今后也还是要做菜农的。

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办了离婚手续，李洪生搬家，赵小兰留下。

他们的家，是两层楼的平房，结构很简单，楼下两大间，楼上两大间，中间一道楼梯。这样的房子分起来也很简单，以楼梯为界，一人一半。原来，他们家是楼下厨房、客厅，楼上住人。一分为二后，赵小兰要了儿子原来的卧室，和正对那间卧室的厨房。

李洪生是不带走房子的，他只带走他那一半边房子的拆迁补偿费。所以他说：“其实我搬了以后，这房子就全都是你的了。”好像是因为这一点，他搬的时候，也就还是一副坦然的样子。

但赵小兰并不想要他的房子，他一走，她就将它们全锁上了。她要那么多屋子干什么，只要有儿子那间卧室就够了。她将儿子的衣柜归整归整，把自己的衣服也放进去，把儿子的枕头往里头挪挪，自己的枕头挨着放下，就把自己安顿好了。

一开始还是有些不适应，儿子丢了，丈夫也搬了，家很空，心也很空。因此头一天，她整整一天都待在儿子的卧室里。在这间屋子里，她到处都能看见儿子的影子。睡到床上，甚至可以摸到，可以和他抱成一团嬉闹。儿子喜欢在墙上乱涂乱画，这里一个太阳，那里一朵花，都是幼儿园阿姨教的简笔画。床头的地方，有一朵巨大的向日葵，算是他留下的最复杂的画了。但很显然，在用色问题上，儿子还没出师，向日葵是红色的。在向日葵的旁边，是赵小兰写下的一句话：

1997年5月18日下午四点半，儿子在幼儿园门口被人偷走。

那是丢了儿子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他们两口子决定出门寻找儿子的那天晚上留下的。那天晚上她就睡在儿子的床上，脸朝着墙壁，朝着墙上的那朵向日葵。儿子的床头正好放着他画画的彩笔，红色，于是，她顺手拿起那支彩笔，在墙上记下了那句话。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赵小兰已经没了当初那么多眼泪，但墙上那句话却依然鲜艳夺目，跟那朵向日葵一样鲜艳夺目。

这天，她一整天都睡在儿子的床上，还是当时的那个姿势，脸朝墙，侧卧。她的脸和那朵向日葵正对着，只隔三十厘米，就像两张脸互相望着。但事实上她一整天都看着那句话，因为那句话紧挨着向日葵，她看它的时候，都不需要移动视线。

天黑下来，屋里暗下来了。她起来开了灯，又拿起了儿子床头上那个笔头。好像是受到那句话的呼唤，她记忆里那些沉睡着的日子，便都活跃起来，都争着挤着，要到墙上去：

1997年5月18号下午五点钟，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小河区，儿子还是没有下落。有人说，肯定是被人贩子偷走了。我们就报了案。

1997年5月19号上午九点过，派出所回答我们：他们已经立案，案子由老王负责，以后专门由他跟我们对接。

1997年5月19号晚上，我们决定第二天出门找儿子。李洪生听人说，最近几年人贩子往河南河北去得多，我们得跟着这条路追。

1997年5月20号早上七点，我们上了贵阳去郑州的火车。下午四点半，李洪生打电话到派出所问老王，有没有儿子的消息，老王回答说没有消息。

……

2000年3月5号中午，老王打电话说我儿子有消息了，说在陕西的吴仆（堡）县发现了一个孩子，跟我儿子情况很像，他们正在赶过去核实。但第二天晚上八点老王又来电话说，那不是我儿子。那时候，我们正在前往吴仆（堡）县的路上。接到老王的电话后，我们还是去了吴仆（堡），我们想见见那个孩子。

2000年3月10号，我们到了榆林……

三年，一千多个日子，九百多篇日记——它们挤挤挨挨占了两面墙壁。一口气写完这些日记，赵小兰感觉心里好受了些。墙上有了她的那些日记和儿子的那些画，这间屋子就不再那么空寂，她也就不再那么孤独。更何况，她的内心还有一个等待儿子回来的希望。

村里的人都搬完了，就赵小兰不搬，拆迁办主任就来了。

赵小兰很好客，急忙烧水泡茶招待。她现在接待客人的地方是在厨房，客人只能坐餐桌边喝茶。喝着茶，主任说：“大家都搬了，你也就搬吧，啊？”

赵小兰说：“我不能搬啊。我早就说的不能搬啊。”

又说：“要是能搬，我就不用离婚了。”

拆迁办哪一个不知道她是为留下来等儿子呢？因此，话才一开始就聊不下去了。

后来还是赵小兰自己出来圆场，她说：“你们建你们的城，我不影响你们。”

主任就苦笑，这话怎么说呢？我们要建

城，你这房子钉在这里，还怎么建？

赵小兰说：“我这房子才多大？你们要建的城是多大？”她的意思是，她那房子小，对于一座城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她说：“我必须留在这里，不然儿子要是回来了，就找不到家了。”

她句句都是实心话，但对于拆迁办主任来说，却等于碰了软钉子。没办法，他找到了派出所，问：“赵小兰的儿子有下落吗？”

说，这事儿具体是由老王在管哩。

谁是老王？老王在哪里呢？

对方一阵“老王，老王”地喊，老王就从厕所里出来了。老王并不老，才四十出头，但因为所里的人都比他年轻，所以就都叫他老王。

主任眼前就要退休了，但听别人这么叫，他也叫了“老王”。

他说：“老王啊，你到底有没有在找赵小兰的儿子啊？”

老王一听就急了，说：“我怎么没找呢？”

主任说：“那你是怎么找的呀，怎么找了三年都没找着啊？”

老王这才想起问：“你是谁呀？”

主任说：“我是老张。”

老王说：“赵小兰的儿子关你老张什么事儿？”

主任说：“因为我得在退休之前把这一片的拆迁工作圆满完成喽。”

一听说关系到拆迁，老王也就明白了。

主任说：“老王啊，你得帮我们一把。”

老王说：“你要我对拆迁居民搞武装镇压？那可不行。”

主任说：“哪是要你搞武装镇压呢，我是想你快点找到赵小兰的儿子啊。”

老王两手一摊，说：“你来找嘛。”这就是在说，找一个被人偷去藏起来的小孩有多难了。

主任泄了气，只好退而求其次地请求他去帮忙劝说。老王跟赵小兰熟，老王还管着赵小兰儿子的事儿，他劝劝，或许就行了。他还给老王出了个主意，比如说，他可以告诉赵小兰，不管她今后住到了哪里，她儿子如果回来了，他们派出所一定帮她送到家。但老王一句“屁话”就把他这个主意否了。老王说气话的时候喜欢瞪眼睛，他就那样瞪着眼睛喊道：“你的意思是，如果赵小兰的儿子自己要回家，得先到我们这里报到？”

但他还是答应陪主任走一趟。

不过这一趟他们却扑了个空。赵小兰没在家。门开着，人不在。他们从楼下找到楼上，都没看到人，却把那满墙的日记看到了。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读完了。读完以后，老王转身就下了楼。主任在后面追，追到楼下，老王好歹站下了，但他又是两手一摊，说：“你们都看到了，这房子还怎么拆？”

主任来气，埋头拿眼满地晃，晃完了像牙痛似的扭曲着脸说：“她这不是存心的吗？”

随行的手下小着声出主意：“其实用相机拍下来，找人给她誊抄到本子上就可以了。”

老王瞪起眼喊道：“啥？”

主任显然也觉得不能那么简单，但他的手下还是那么自以为是，他说：“她之所以写在墙壁上，可能是因为当时家里没有笔记本。”他还说：“像赵小兰这样的人家，孩子又才上幼儿园，家里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本本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还可以送她一个高级的日记本，让她把它们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