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字之忆

对于铅字的回忆，本是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位作家朋友的散文，才被钩沉出来。原来我对于铅字的回想，竟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那位作家的散文，写出了作品变成铅字之后，一种激动与幸福的感觉，以及读者对文学报刊的尊崇，我深有同感。若再深入一层，我在一家新闻单位干过排字工种，还亲眼见到自己的一首诗歌被排成铅字发表出来，这种经历不会是人人都有的吧。

我从中学时期喜欢上了写作并尝试投稿。那时，天津人民出版社有一本期刊叫《革命接班人》，里面有几个页码的文艺作品，是专门面向中小学生的，我曾拿着自己的习作送到编辑部，接待我的负责人，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稍后，我受电台广播小说的启发，在废旧牛皮纸装订的草稿本上写了一篇小说，大约有两万多字，是仿照中篇小说架构完成的，内容是写一个小学女生练习体操，被体校录取后迅速成长，以骄人的成绩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再后来，我利用学工劳动的间隙，写出了几十首诗歌，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在雪莲纸上，装订成一册手抄本诗集，起名《火红的战旗》。

这些学生时代的写作，虽然是奔着发表去的，却最终都未能转化成为铅字，刊印在出版物上，不过我早早就立下了心志，努力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正是那本钢笔字抄写的诗集，给了我难得的机遇，班主任老师向到学校招工的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特别举荐了我，说他的这个学生喜欢写诗，并且有“作品”。后来，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还为此被叫到学校做过一次特殊的面试，之前我不知内情，当我接到分配通知，得知自己被分到天津日报社工作，内心是怎样一种兴奋，如果我没有那样一册“诗集”，班主任老师也不会那样有底气。

到天津日报社报到的日子，是一个刻印在心底的时间：一九七五年金秋十月。我穿上的确良绿军衣（当时的逛衣），骑着自行车来到位于鞍山道上的天津日报社行政楼，到人事处办理了相关手续，正式走进了这家市委机关报。经过一周时间的集中学习，我们这批共九名学生，被分到了除编辑部之外的不同车间。若干年之后，我才听说，负责我们入职学习的报社宣传科科长，曾拿着我那本所谓的诗集，向其他学生表扬我的写作，还说我的钢笔字写得如何好。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晓，随着其他三个新同事，迈进了我人生的一片新天地——报社排字车间，对外也称“排字股”，对内叫“排字房”。

排字车间在办公楼的第二层，宽大明亮。一踏进车间，我立时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我从没有进入过如此整齐划一的工作场所，满车间没有别的，都是铅字，简直就是一座铅字的森林啊！我愕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随着车间主任的引领，穿过一排排排列有序的铅字架子，就像置身于一座奇妙的宫殿，待将整个车间转过一遍，我突然心生奇幻，感觉这排字车间充满了奥秘，吸引着你用全身心去探寻，只要你有兴趣。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让我喜欢上了这里，并与铅字产生了某种亲近感，排字车间特有的气息让人闻过不忘，连同紧邻的铸字车间，不断有机器声与烟火味传送过来，这种嗅觉一直留存在我年轻的记忆里。

我对铅字的熟知，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只是我当时还不了解《天津日报》的创办史，不知晓曾从《天津日报》走出去那么多新中国新闻史上的名人，特别是文艺副刊的创办者，郭小川、方纪、孙犁。想当初，我们懵懵懂懂地进到了新单位，身边的同事都统称为师傅，既有时代特征，也代表了一种尊重，正是因了这样的师傅们帮教，我们才逐渐形成了感知。

进入排字车间后，我们这四个新学徒，统一由一位李姓师傅带领。在我的印象中，这位李师傅始终热情、和蔼，说话和和气气，从未跟我们发过脾气，不知道是不是车间领导跟他有过什么交代。他身量不高，干活时就系上围裙、戴上套袖，还要架一副白框眼镜，显得有城府又有学问。是这样的，排字工人大都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否则怎么能胜任印报、出版的工作呢！

李师傅给我们介绍车间情况，事无巨细，如数家珍，好像整个排字车间的情况都装在他脑子里。我们跟着这样的师傅学徒，感到心安和踏实。他特意领着我们站到铅字架子跟前，具体讲解排字工作的要求和要领，听着他的传授、看着他亲身示范，我们特别感动。应该说，出了学校门，我们就踏进了报社门，也即迈向了人生与社会。李师傅就是我们入门的老师，四个大小伙子每个人都比他高出一个头，围绕在他的身边，好像我们不是他的学徒，倒像是他听话的孩子一样。

初次站到铅字架子面前，我感到一头雾水。这一面墙似的铅字架子，有一人多高，上面的铅字是如何排序的？它们之间有没有规律？我们多长时间才能够熟悉它们？李师傅看出我们面露难色，便指着铅字架子说道，你们不用紧张，车间里的这些铅字架子都是统一的，现在报纸上的文章正文，用的就是这种五号白体字，10.5磅（后来报纸多次改版，字号多有变化，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容量）。还另有拼版时要用的标题字，也分字体和字号，与难检字一起在车间后面的架子上。现在，你们就尽快熟悉字盘里的字吧，争取能够早一天上岗排稿。

接下来，就看我们个人的努力了。每天一上班，我就站在铅字架子前“相面”，上下左右反复地看、念、记，恨不能只用一天时间，就把架子上铅字的位置全部记牢背熟。当然，光着急是不行的，要把心踏下来学。感觉到疲惫的时候，我就借着琢磨铅字架子解乏，发现这一个个铅字堆积起来很有分量，所以铅字架子都是呈A字形摆放，使之能够均匀受力，它们一排排整齐划一地伸向车间深处；每副铅字架子都是由十五个规整的方形木盘组成，上面六个，下面九个，中间是标点符号，有两寸宽的探出部分放置铅条及排字用的手托；木盘里排列有大小不一的竖格，铅字就根据字的标识装在里面；这样的铅字架子一溜三组，成若干趟，便于前后左右都能排字；除了常用字的铅字架子，还有黑体、楷体等的字架子，以及用于制作标题的各种字号、字体的架子，如小初号、大初号，宋体、牟体，等等，包括拼版时必用的种类繁多的铅条……每天上班八小时，我就在这铅字的海洋里遨游。

背了几天的铅字架子，基本记住了常用字的大概位置，这十五个字盘里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一个铅字，它们不是按照偏旁部首排列，也不是以汉语拼音为序，而是将使用频率高的字和词，放置在字架子的上方，伸手可及，这些常用字的字格也略大，用得多，里面装的字也就多，而不常用的字就相对少些，单独放在十六个字盘的右侧，是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这样，就只能靠着死记硬背，才能记熟架子上铅字的位置。我们几个人也会互相考问，看谁能记得更多、更熟练。虽然还不能指哪打哪，但磕磕绊绊地也能记得一些字时，我就在心里编几句话当稿子，试着去拣字，致使兴趣大增。

看到我们这样用功，有一天，李师傅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试着排一排稿了，看看自己拣字的熟练程度、时间快慢。于是，我们学着师傅们的样子，像模像样地拿起手托，走向铅字架子。那时报纸的铅字排版都是按栏数划分，一块整版分为九栏宽，每栏十三个字，栏与栏之间有一个字的腰栏，所有预发稿件统一按两栏文发排，拼版时再根据编辑板式变化栏数。有意思的是，仅有一寸来高的铅字上面，都有一个小凹槽，排字时只需对齐了这个凹槽，就不会出现歪字、倒字的情况。排稿前，这样的常识都是要知道的。我用左手握住手托，里面放上两栏宽的铅条，食指和中指夹着稿纸，腾出右手去拣字，一般都是看一眼稿，拣几个字，看多了怕记不住，还容易有误，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师傅们可不是这样，他们经验丰富，快手每小时可排三千多字，看稿和拣字几乎是同步进行，有的师傅甚至手里同时能捏四个单字，排字速度奇快。

初次展示身手，显得有些手忙脚乱，我举着手托、夹着稿纸，两只眼睛不够用的，一会儿低头看看稿子，一会儿又仰脸瞧瞧铅字架子，既怕看错稿、串了行，又怕拿错了铅字，遇到一时找不着的字，就在字盘上面来回睃巡，心里一起急，就更是找不到要找的字，只好去请教师傅。一张三百字的稿纸，停停顿顿地排下来，根本无法计算时间，就当是一次实战练兵吧。

慢慢地，我终于能够独立排稿了，几乎每排一篇稿件，都需要仰脖弯腰、前后转身，但即使这样，仍免不了发生稿子看花眼了、手托里排好的铅字乱了、往盘里掐活儿时铅字撒了，没办法，只好再重新排过。就这样，经过反反复复无数次的练习、操作，李师傅才点头答应，让我们上岗顶班了。每天的预发稿很多，老也排不完似的，编辑部总是喜欢多发稿，长期停用的稿件也是有的。排稿多了，质量就成了关键，排好的稿子用墨滚儿打出小样，连同原稿一起送至校对组，排字车间的楼上就是校对组，在房顶开凿出一个小方洞，安装上一副升降滑轮，将打出的初校样子装进小铁桶，上下传递起来非常便利。

稿子是排出来了，质量如何？在每份打出的小样上面，都印有排字者的姓氏，如果小样回来时变成大花脸，满是红笔画出来的差错，那是很丢颜面的。庆幸的是，我的排字速度、差错率，从一开始就都是比较好的，老师傅们拼版时，喜欢用这样的稿子，不需要怎么改错就可以直接拼版。排字师傅们的口碑，为我以后的工作赢得了赞誉。

排字车间的工作实行两班倒，白天要排预发稿和完成预拼版，夜班则主要是为了当天见报的版面，每天都在强调提早出版时间，所以夜班师傅都是个顶个儿的好技术。一九七五年的冬天，车间通知我开始上夜班了，我像领到了新任务一样地兴奋，这是仅仅熟悉排字工作的两个月之后。夜班是上夜间十二点整，单位里没有集体宿舍，我只好十一点半从家里骑车出来，一路夜行，街道上寒风袭人，常有野猫、野狗蹿出，我从无惧色，更加快速地骑行。

我没有上夜班的经验，总是晚上睡一会儿觉再起床上班。排字车间的夜班是实打实的，待排稿、拼版工作完成，当天的几块版全部签完付印，我们还要分字，就是将排空的字架子重新填满，以备白班时便于工作，并将轧完纸型的铅字版拆散，标题字放回字盘里可以再用，正文用的五号字送回铸字车间回炉。此时，已经是凌晨了，天光大亮，在铅字架子之间来回穿行了一整宿，两条腿的腿肚子感到了酸胀感，好在我那时年轻，感觉不到什么疲惫。我和师傅们结伴去对过院里的食堂吃早餐，那时“铅作业”每天有四角钱的营养补贴，照例是要喝一杯牛奶。我从单位回到家里刚好八点钟，家人都去上班了，我正好睡觉。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这一年，经历了一些国内大事件，这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年份。周总理、朱德、毛主席先后病逝，人们的心情无比悲伤，新闻单位肩负着繁重的宣传报道任务，排字车间是出报的重中之重，又是极敏感的工作区域，不容有任何闪失。那一时期的排字车间，师傅们仿佛都置身在无尽的哀痛之中，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本职工作，避免出现任何纰漏。每当有了重大新闻，车间里就会及时做出部署，师傅们都是从白天就开始紧张工作，全力以赴。我记得清楚，有几位公认的技术最好的王、郑、冯等几位师傅，每次头版的重大新闻，他们好像都轮流“主拼”，大家均以他们为中心组版，协调有序。有一次，车间接到紧急任务，赶拼一块转天见报的整版新闻，这块版需要制作通栏标题，肩题、主题、副题加起来多达好几行，这类通栏标题的字号也大，厚度起码要有多半尺，做题的难度很大。在操作台前，王姓师傅将通栏标题一丝不苟地调整好，试了试，一双手刚好能够抓起来，他稍加用力，就听“咔嚓”一声，便知道做好的标题已稳稳地装进了版心里，这一声重重的脆响，使大家悬空的心瞬间落了下来，关键时刻还是老师傅，还要靠过硬的技术。

后来，我经常听人称呼王姓师傅为“万能”，这其中有多少含义我说不清，但仅就技术、认真和工作态度，我是认可这样的称呼的。我也慢慢看到了，这种铅字通栏标题，不同于锌版标题的制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多一根铅条都装不进去，少一根铅条便会在版里晃荡，还有可能错位或乱行。另有一位极细心的李姓师傅，每每签好付印的铅版在上轮转机前，他都要用特制的T字形钥匙锁紧版心，然后横竖吊线般地检查，就怕影响印刷质量。

如此高超的技术能力，着实令人羡慕。车间里的每个职工，都是党报的成员，报纸上的一个标点、一个字、一篇稿，直至每块版面，都洒有排字师傅们的辛勤汗水，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新人，为此而怀有一种荣誉感。一天早晨我下了夜班，将当天的《天津日报》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这天的报纸一版刊有朱德委员长逝世的重要消息，在停车等红灯时，路人纷纷向我行注目礼，似乎在问：报纸这么早就印刷出来了？

特别难忘的还有唐山大地震。地震当天我是白班，车间里的震况我没有经历，听说铅字架子震损得不多，基本没有影响后来的正常工作。震后转天我去上班，马路上已满是砖头瓦块，路面阻塞，自行车都难以骑行了。报社行政院里的楼尖顶掉了下来，深深地斜插进地面。这里曾是一所名人府邸，称作张园，现今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报社办公楼的第五层原只是一个帽顶，起着装饰作用，地震后成了危顶，砸掉后便名副其实地成为四层楼的报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