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过云彩的忧郁小城

我们永远不会抛弃它，追求真理和真实性的同时，永不会忘记给它一个打动我们心灵的外貌。不管任何景象和物体，我们都顺从第一印象。如果我们的心灵真正被触动了，那么，我们的真挚情感就会传达给其他人。

——柯罗，转引自克拉克《风景入画》

虽然我是一个诗歌的叛逆者，也不喜欢现代主义的诗歌，但是，我还是喜欢现代主义文学鼻祖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尤其是开篇的第一首诗《异乡人》，结语的最后一句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也改变了我对风景画的一些成见。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祖国美人和黄金，都不重要，云彩才是诗人的灵魂故乡：“——唉，不寻常的异乡人，那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云……飘过的云……那边……多美的云啊！”

我是那个小城乡村里的“异乡人”，还是“同乡人”，叩问我的灵魂，我已弄不清自己“梦里不知身是客”，还是“梦里不知身是主”了。

作为一个古城，宝应县曾经隶属过吴，隶属过越，还隶属过楚，始名东阳，后称平安、安宜，公元762年，县境献“定国之宝”，故唐肃宗改年号为宝应元年，赐安宜为宝应，倘若李白不是殁于此年，说不定他还会来此仙游。宝应名号一直沿用至今，皇恩浩荡，即便是大革命时期，也没有改除这封建王朝帝王的赐名。

然而，天子赐名之古城，却并不显赫，皆因贫穷。同是里下河地区，比起邻县的高邮、兴化、淮安来，显然，即便如今，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水平，都是略逊一筹的。这从其历朝历代的辖制就可见一斑：唐以后的五代十国到北宋时期，宝应属于楚州；南宋时期因战争升格为宝应军；元朝改宝应军为安宜府，府废，改隶高邮府；明朝沿前制，仍隶属高邮州；清朝直属扬州府；民初又改属淮扬道。可见，南面的高邮和北面的淮安，都是压在宝应头上的两座大山。

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运河大堤上，也就是沙石子路面的公路上，你便可俯视深陷古城的一片乌瓦青砖老宅屋脊，很不情愿地跌落在并不繁华的小城的全景中。洪水滔天也好，细雨霏霏也好，阳光灿烂也好，总是给人一种忧郁阴沉的感觉，那是阴柔的浪漫呢，还是古典夕阳的反照呢？

看了英伦电视剧《百年乡情》，我倒是也想从乡村写到乡镇，再写到县城的风景画和风情画来的，驿路梨花，农业文明的风景画让人垂怜不已。而影片里那个百年前一辆红色的大客车开进村庄的镜头，就把工业革命带来的浪漫喜剧效果刺痛了我的心灵，回眸小城乡镇中浪漫的忧郁，让我改变了初衷，顿感不用非虚构的写实笔墨，是不可能真正找回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于是，在泛黄的旧照夕影里，我捡拾历史的碎片，试图拼贴出一幅幅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素描底稿，因为我知道，许多大师的风景画的速写素描，在线条的勾勒中都充分表现出活的思想，也就是克拉克所说的“沉思者的消遣”美学效应。

其实，早在1958年，宝应县的各个乡镇已经挂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到了我们插队的1968年，古朴的乡镇有的已经更名了，比如，望直港乡改成“红卫公社”，小官庄乡改成“东风公社”，獐狮荡乡改成了“红旗公社”。

在我去过的宝应乡镇中，一南一北两个重镇算是最繁华的了，南有氾水，与高邮搭界；北有曹甸，与淮安相邻。但比起苏南水乡的古镇，却有云泥之别。其缘由就是在这个海拔不足两米的苏北锅底洼水天泽国里，我几乎跑遍了各个乡镇，竟没有见过一座中国制造的石拱桥，皆为柳树棍钉起来的简陋桥梁，与电影《柳堡的故事》黑白镜头下的桥头风景毫无二致，即便是到了七十年代逐渐有了水泥桥，此地仍非中国传统建筑的拱形桥梁——直挺挺的几根水泥桥桩上，铺上几块水泥预制板，连护栏都没有，那就算是最好的乡镇桥梁了，同样是水乡城郭，与苏南小桥流水的诗意画面，以及威尼斯水城的浪漫洋气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思量很久，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一马平川的苏北水乡，连一座丘陵都没有，哪里有建筑石拱桥的石料呢，连宝应县城里也没见到一座像样的石拱桥，大运河的水陆交通倒是方便运输石材，然而，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县，哪有钱去买石材搞浪漫的桥梁城建呢？所以里下河水乡的“五匠”中，是没有石匠这个行当的。这样的风景能否入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可那是一幅具有悲剧审美效应的风景画。

直到我后来看到了光影大师伦勃朗的那幅《有石桥的风景》时，才无限感慨地叹道：倘若当年我们乡间有这样一座桥，望着它，苦难中生出的浪漫，也是平添出了一丝淡淡忧郁的美呀。

1959年至1962年间发生了饿死几万人的“宝应事件”，省委书记江渭清震怒，将此事件定性为严重浮夸风造成的后果，万户萧疏鬼唱歌，各个乡镇风景也就更加萧条了。即便如此，作为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来说，能够歇上一天，去镇上一趟，也是看风景的奢侈休闲娱乐了。

当年我插队的下舍公社屈舍大队河南生产队，一条小河之隔，河南河北方言就有了些许差异，对面河北人的口音有点“侉”，带着淮安腔，其文化的归属感明显偏向于淮阴专区下辖的淮安县。我们距离原来行政区划曾经是淮安的曹甸镇也就不足十里地，所以，村里人宁愿多跑几里路也要去曹甸镇，那里的集市显然要比下舍甸大得多，饭馆就有好几个，还有澡堂子；关键是那里的水码头讲究，还是用青砖砌的；农具厂的农具品种又多又好，那镰刀的钢火淬得要比下舍农具厂的结棍多了，磨出的刀锋犀利耐磨，割麦割稻咔嚓咔嚓作响，身后一片金黄；尤其是送“月子礼”，曹甸镇上的馓子不亚于淮安城里麻油茶馓；还有那里的女人禁看，丰乳肥臀能生养，谁家娶上曹甸的姑娘，也算是攀上了高枝，光耀门庭了。更令人景仰的是，曹甸中学是完中，除了县城，这里是唯一有高中的乡镇。尤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曹甸镇通上了一天一班去县城的汽车，虽然汽车在土路上扬起漫天飞尘，却也是一道乡村现代化的壮丽浪漫风景了。贫穷时代的贫穷，限制了一个人的脚步行程，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对外面世界风景的想象力。

倘若能够去一趟县城，那就是许多社员劳碌一生的无憾之旅了，当然，每年秋后到入冬季节，去河西“砍草”，说白了就是去偷撸湖滩上没有割尽的芦苇，以此解决一年的燃料柴火短缺之忧，因为田里收割的麦秸和稻草根本就不够烧，人们往往去湖荡里裁蕻（芦苇的根须），以救燃料之急。而去河西“砍草”，各家只能选派一人，那条水路必经宝应县城中港闸或是新开的宝应船闸，那就是人们趁冬闲时节去逛世界的好日子。要知道一年到头在水洼里生活的农民，能够去瞻仰一下县城的仪容，瞧一瞧大商店里稀奇的商品，瞄一瞄城里的女人，看一看公路上四个轱辘的汽车，望一望大运河里行驶的轮船，尝一尝鱼市口饭店里大厨师的菜肴，那也算不枉来到人世一回。

凡是到过县城的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那要比阿Q的描述精彩多了，吃了县城里的“油扁担”，满手都是油，舍不得啊，往头发上使劲地揉搓，用木梳梳成二分头，面目顿时便油光锃亮起来，打着饱嗝，走过县革委会的衙门前，犹如走过天安门广场，脚底下都有了非凡的气力。而那些小伙子形容县城里的年轻女子，则是模仿她们走路时风摆杨柳的姿势，夸张地扭动着屁股，指着身旁的一群妇女，道出了一句极为精彩的诗句：人家城里的女人连屁股都会说话，哪像你们撅着屁股都放不出一个骚屁来！立马，妇女们蜂拥而上，去扒小伙的裤子……然而，无论男女老少，都真想去县城瞧一瞧城里的女人，她们的仪态为什么会吸引男人的目光。

从下舍进宝应城，水路旱路都是四十多里，如果没有重负，走旱路要快得多，当然，骑自行车更快，可是，田埂沟壑纵横，一不小心就会翻进田里，尤其是夏天，掉进水田，满身泥淖，也是晦气，无颜进城了。

最让我难忘的一次进城，就是那年为公社团委送团员花名册去县革委会，因为是午后才接到的任务，所以奔袭四十多里路也是够赶的了。擦黑时分，天上下起了牛毛细雨，路过一个坟场，便遇上了“鬼打墙”，怎么都走不出坟圈了。我天生就是一个无神论者，独居惯了，倒是并不怕鬼，因为我睡觉的床下，就是昔日的一座坟茔，但是，第一次看到了荧荧的磷火在风雨飘摇中晃动，我开始紧张起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与孤独，让我不能自已。我大声呼喊，大声歌唱，以缓解心中无法排解的恐怖，那可不是浪漫的忧郁，而是恐惧的忧愁布满了心灵的空间。

我在想，身边哪怕就是有一个麻风病人陪伴也是好的，没有人，有一只狗也就足矣，再不济有一只鸡鸭同行也可以啊。然而，寂静漆黑的旷野里，连自己的影子都不见，我就想着自己也变成一个鬼，这样就不会受到惊吓了，可惜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干脆，我就一直朝着南面走，不找路，遇坟跨越，见沟腾越。

终于，看到了河流，看到了行船上摇曳的马灯，听到了船夫的吆喝声，看见了逶迤的大堤，狂喜之下，一切饥寒交迫便烟消云散。夜半，抵达宝应县城，在东大街的县委二招接待室里，四十瓦的白炽灯光将屋子照得雪亮，睡眼蒙眬的女服务员用一口纯正的宝应普通话询问我，我丝毫没有觉得她夹带方言的土气，反而感到无比亲切，恨不能上前拥抱她一下，方才有回到人间的归家真实感。

当年，并无什么“宾馆”“酒店”这种住店的称谓，除了民间国营和大集体开办的小“旅社”外，地县一级的政府住宿场所皆为官办的“招待所”，作为各级官员下榻的场所，那是一般老百姓平常无法进驻的官办馆所，一旦入住，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宝应县有两个政府招待所：第一招待所，简称“一招”；第二招待所，简称“二招”。“一招”是当时最大的接待场地，床位有一百多张，餐厅好像有两三个，一般大型的三级干部会议，县里局级以上干部和公社正职干部，住在“一招”，公社和大队干部住在“二招”。会议期间是不接待外埠旅客的，当然，你若能够亮出县级以上高官的红派司，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招待所里是留有高规格的房间的。

“一招”我住过两三回，那是因为沾了全县的知青劳模大会和一个下放到县里的省委宣传部官员的光，才住进去的，这里是新式的瓦房，床铺干净整洁，另有公共浴室，服务员穿着是一水的白色工作服，上面印着红色的毛体“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就像电视里看到人民大会堂上为首长倒茶的服务员那样神气，个个苗条漂亮，她们往往是县城里最有竞争力的男青年追逐的恋爱对象，倘若不是穿着四个口袋绿军装的小军官，抑或是入职的小公务员，最不济也是穿着大工厂工作服的领导阶级，基本上是无法近身的。住在这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像我辈这样的“小插子”，偶尔混迹于此，便有了一种惶惶不可终日之感，没有工作证，每到查房之时，只能掏出盖着鲜红印章的公社介绍信，如履薄冰，犹似战战兢兢递上良民证那样惶惑。八十年代，当我读到高晓声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被县委吴书记请进县委招待所入住的陈奂生，缴上了五元人民币后，心理不平衡，在沙发上跳坐，穿着鞋子睡在雪白的被窝里的细节描写时，我笑不出来，那不是幽默揶揄，而是一种悲哀。想起那个岁月，即便是我辈这样从城里下乡的卑微知青，也是故意不洗臭脚，就在雪白的床单上乱蹭的货色。直到1986年我赴京参加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住在了“国务院二招”（亦称“国谊宾馆”）时，且不说那里的伙食非同一般，尤其是那黄澄澄的巨大油条，让我一口气就吃了五大根。单那漂亮的服务员就让人心情大悦，更令人惊讶的是，服务员竟然如田螺姑娘那样，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洗了，感动之余，我才懂得了对她们的尊重，这是人性平等的起码素养。

其实，我更喜欢住在这个忧郁小城里的“二招”，那里的审查并不像“一招”那样严格，只需交出证明，胡乱填写一下登记簿即可入住，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更有住家的烟火气。这里也有几位漂亮的服务员，当然，更多的是一些半老徐娘和年老色衰的中年妇女，骚客与她们调笑几句，她们也不恼。每天清晨和晚饭后，她们都会轻悄悄地用竹壳水瓶送来两瓶开水放在门口，客人一开门就会心一笑，愉悦地拎回屋子里。这样的服务让我感到亲切，直到1992年，我住在北京京西宾馆后，发现中央首长们也是享受这种同样的待遇，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种高规格的接待礼仪，“嘟嘟嘟”三声不轻不重、不徐不疾的敲门声，那是一种礼貌的暗示，是一种无言的尊重，比闪进了一个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的田螺姑娘来，更有一种从听觉转换为视觉的通感审美享受，预留下的想象空间似乎更有绵长的意境与回味。

“二招”虽没有“一招”那般气派，那是不知谁个地主老财留下来的几进旧式老宅，青砖瓦屋，屋子倒是蛮高蛮大，那没有油漆的杉木宽地板，踩上去还有点吱吱作响，却有一种古意的快感。那个年月，不是首长，都只能享受三人间，两人间就算是高规格的了，认识的朋友同事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可以海阔天空地聊天，而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就不免尴尬，如果碰上鼾声如雷者，那就是一场失眠的灾难，你咳嗽，你击掌，你拍桌子，鼾者也就迷迷糊糊地嘟囔两句，翻身又呼将起来，夜半，招来值班服务员，叫醒对方，批评几句，让他注意影响，待她打着哈欠出门去，呼声又起，旋律节奏更加高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