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瑟华丽

《锦瑟》是李商隐最有名的一首诗了，它是如此晦涩，但它最终从文学专业人士到一般社会文化层面，渐次洇染并广泛流传开来。不过市井与乡间仍旧少有人知，可见至今没有抵达俚俗。艺术的产生与传播关系之有趣，既难有定规又似乎遵循某种常理。在一部分人这里，《锦瑟》已成为李商隐的代名词，一想到“锦瑟”二字，马上在脑海里出现一个相对固定的诗人形象：或风流倜傥，或英俊潇洒，或柔弱腼腆——是这样诱人的想象。实在一点说，文学成就与社会层面的影响，不仅没有等值关系，甚至许多时候还恰好相反。深刻难解的文学与思想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表现出超常的复杂性，它需要相当多的条件与机缘才能与大众沟通。

就李商隐来说，即便是文化人，大多数人仍不太知晓他的艺术，不能进入更具体的内容，深入领略其特质。这正是因为他的深邃，原本正常。他为文化人所知晓和关注的主要缘由，往往还是这首《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都说读不懂。但是看上去真好。局部的意思是懂的，连缀起来就“惘然”了。现代自由诗也常有这种情形，意象转换频繁而恍惚，想要弄个一清二楚是不太可能的。这有点像欣赏交响乐，要将声音旋律切换为具体的视觉目标和思想意义，总是困难的。这样的文字有可能是高级的艺术，也有可能不是。但《锦瑟》显然是高级的，为什么？因为直觉告诉我们，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因为它让我们入迷，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的人，大家深深地喜欢它。

它是如此美丽、端庄、深切、诚恳、缠绵、深沉、隐秘，以至于伤感。就其组合的字词本身而言，已经是足够华丽了，如锦绣绘满琴体，弦柱锃然挺立，丝弦交织;蝴蝶和春心，珠泪和玉烟;一个睹物追思之人，一个万千话语无从说起之人;沧海月明，蚌在深处，珠泪晶莹;蓝田氤氲，玉烟袅袅;涟涟如珠耀，朦朦似玉晕。诗无解，则以心化之，自我消化。

不仅是千余年之后的现代人，即便是古人，那些领悟力极强的天才们，对这首诗似乎也无法确指。比如宋代诗人黄庭坚读此诗不晓其意，请教苏东坡，对方解释说：“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宋·黄朝英《缃素杂记》）这里是否为东坡之原话原意，已无可考。但就记载来看，此解通向了更幽深处，使它越发玄妙而难以言传。其“适、怨、清、和”四字，需要多么细微的感受才会获得。这里边需要审美者具备的条件实在是太多，除了人生深度、生活阅历之类的辅助之外，还需要写作学和诗学方面的知识来参与化解。实际上，像领会音乐一样读诗是必要的。这种无解其实正是一种大理解。

宋代刘攽的《中山诗话》说：“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这就有点过于具体，反而使诗意变得狭窄。还有人将其批点为失恋诗、悼亡诗、政治诗，或者是情感追忆，或者是哀叹落拓的命运。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想象与评说都有，难成共识。这恰是此诗意象奇妙、幽境迷离的魅力，甚至是其价值之所在。如果像一部分人那样通过索隐、考证获取所谓确指，而且言之凿凿，就变得可怕了。最可怕的是追究作者身世遭遇，具体地对号入座，一切就全完了。诗不是这样的，艺术往往不是这样的。艺术固然有使用性、工具性，但它是归向心性和灵魂的，不是一般地为世俗使用。有些作品的缘起也许来自具体的社会物事，但是创作者由此起步，抵达了一定速度之后就开始飞翔。那个时候他的能指就变得高阔了，与起始之时的具体目标拉开了不知多么遥远的距离，甚至从创作者最初的具象铺展进入一个连他个人都感到陌生而繁复的领域。它的多义性、费解性缘此而生，其深度和晦涩度纠缠一体，一件艺术杰作的高妙清绝，由此开始达成。

有人曾经在分析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时候，给予极其实在和具体的成因解释——将音乐开始的旋律，即所谓命运之神的敲门声，解释为艺术家面对上门索要欠款的讨债人的聒噪敲门而做出的回应;把音乐充分生活化世俗化，而且讨债人还有名有姓，佐证确凿。但这又能说明什么？这真的能诠释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之实际？能说明他关于命运的沉湎、联想和探究？能让这首雄浑壮美的旋律变得浅显易解？完全不能。声音的洪流、思绪的洪流、想象的洪流席卷而去，由一间斗室涌向街头，涌出德意志，涌向了一个未知的时空。未来仍然需要继续这场盛大的演奏，一再重复的迎候、接受、聆听，有仪式，有众人的参与。距离它达成共识的时间还非常遥远，这个时候它的发端就显得完全不重要了。

李商隐的大量诗文有各种色彩与意义指向，尽可以欣赏和揣摩。但其最突出的光泽就如这首代表作一样：华丽。抓住了华丽就抓住了重要特征，这既是表象又是本质，然后再论其他。有人可能更注重其“伟大的社会意义”，比如揭示和记录，还有反抗和呼吁，等等。这可能都是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人们普遍喜爱他并引用他、记住他、得益于他的，是什么，大概不言自明。清代陆次云在《五朝诗善鸣集》中说得至为精彩：“义山晚唐佳手，佳莫佳于此矣。意致迷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于初盛诸家中得未曾有。三楚精神，笔端独得。”

现代的朦胧

纵观唐宋元明清以来，文学，特别是诗的走向，大致还是通向了“现代”。这个“现代”不是一般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艺术概念。有人会认为现代汉语的自由诗直接就是从外国诗翻译而来，是伴随着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一起走入东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白话文运动的结果。这样说原本不错。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多少还是支持了现代自由诗的。这需要我们于静处默默倾听，于文字间仔细体味。如果说现代诗歌艺术中传统全无，这怎么可能？如果说古代诗章对现代散文乃至小说发展起到了作用，而唯独越过了现代自由诗，这恐怕也说不过去。于情于理，皆未能合。

实际上古诗之意象表达、音乐性、通俗性——或它的反面即晦涩性，已经在时间里不断发酵，早就被现代自由诗作为营养吸收了。当我们对这个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探究汉语诗史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人对此做出了最大贡献，他就是晚唐的李商隐。他想象自由如李白，却又比李白晦涩了许多。在意境营造上，他如李贺一样冷艳诡异，但又比李贺温润明媚。他真是自我至极，对诗对心、对灵魂、对生命的快意和隐秘极端专注，许多时候并不在意向外的传达，有些诗作连朋友也不给看，只是为了记个心绪、记个感觉、记个隐情，没有说处。当然许多古诗产生之机缘、产生之状态，也都如此。李商隐在这方面做到了极处，他的诗作从诞生缘起到去向归处，与许多人仍有不同，在数量和程度上，都具有某种指标意义。它们并非总是歌时代之欣、吟时代之痛，而是指向个人，指向自己内心，恍兮惚兮，窈兮冥兮。这也拿他没有办法。人早就不在了，责备他也没有用。所以还是要直面文本，学习其好的方面，汲取营养。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碧城三首·一》）“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二首·二》）“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一》）这些诗句如何作解？它们实在是迷离杳渺，不过还是那两个字：华丽。清代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说：“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冯浩对李商隐多有诠释，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文字。他认为“实有寄托者多”，而“直作艳情者少”，所以也就做出了许多社会政治方面的解释，有时未免极端化，仍然属于过度诠释。偏向社会物事和偏向艳情，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过于直接、狭窄和具体。他们忽视了文字的实际功能与艺术神秘的飞扬想象之间的区别，有时二者相距遥远。

诗性是酿造而来，而酿造是一种复杂的转化，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其最终结果不可以逆向还原。这里的晦涩多解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呈现。当然晦涩也是各不相同的，故弄玄虚非牛非马、感觉落不到实处的，那不是真的晦涩，或者说这种晦涩廉价而无聊。而当一个人要表达的内容意蕴与思想情愫极为微妙难言，非直白形式可以抵达，写出来也就费解了。这种难解是朴素和诚实的结果，这个结果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会在心理体验中感悟，在无以言表的情感与经验中抵达、欣赏和喜爱。对李商隐的许多好诗，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认可，才推崇。

他的一些无题诗真是棒极了。没有这些《无题》，就没有人们津津乐道的李商隐，研究唐代文学史也就不会为他开专章，因为人们会少一些兴趣。兴趣于艺术非常重要，这在古代和现代都一样。一些具有“伟大社会意义”的作家，一旦离开了具体的社会需要，人们也就不再感兴趣。众所周知，一旦事不关己，也就高高挂起。

一般来说朦胧不是优点。如果朦胧来自诚恳和朴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来源。陈寅恪曾说，李商隐的诗歌是最接近西方所谓的“纯诗”。此言一语中的。这里的“纯诗”，是指任何其他文字表述形式都不能取代的那种极微妙的生命情愫。而中国大量的古诗，包括那些万口传诵的所谓名篇佳句，有些并不属于这种“纯诗”——它们是非常实在的说理与记述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写作方式所取代。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可诠释的唯美的情致、意蕴、韵味，即所谓意境，那种“不隔”，那种豁然诉诸感觉的气息、温度、色泽，皆来自诗中那些极为纯粹的表达。这是诗的特质。我们离开诗的特质去谈诗的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而我们一部中国古诗的诠释史、赏读史、评述史，其中有许多“隔”，是语无伦次、漫无方向、无涉要害的分析和鉴赏。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在此可以不论。

说到古代朦胧诗人，人们马上会想到李商隐，可见这正是他的重要价值。这种朦胧不仅是美，也不仅是谜，更有深刻在，包括艺术的、思想的、社会的、人性的诸多方面。这种朦胧包含得太多，信息量太大，所以就有了更大的价值。

现代诗人与古代诗人，在表达方式上离得最近的，可能就是李商隐。

不能强索隐

读商隐诗，自古至今存在一种“大方法”，就是要从根上将它的奥秘拆解，让谜语一点点化解。时间离诗人越来越远，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而越有难度，诗人的魅力也就越是增加。这种研究工作似乎变得更复杂了，用鲁迅的话说，“战斗正未有穷期”。

可是奥秘当有多种，既可以是艺术本身，也可以在艺术之外。有人说艺术总是内外关联，搞懂其外，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内。比如把一首诗的创作背景搞明白就非常重要，由此可以得知诗人的创作初衷，即到底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此种想法貌似有理，能够说得通，但仔细想一下，实在是过于天真，甚至还有点可怕，非常令人担心。

从过去到现在，在我们文学艺术的研究传统中，考证派和索隐派实在是太多，所以就有了太多的可怕。虽然不能完全否认他们的作用和效果，但要有足够的警惕。比如对李商隐的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些人为了猎奇，在考证无题诗或内容晦涩之作时，竟然编织出大量荒唐离奇的三角恋和风情故事，还有人竟然挖空心思地推理出诗人的几种恋爱对象，即女道士、宫女妃嫔、妻子王氏、官家歌伎和女眷。比如诗集中有许多涉及玉阳山学道的诗篇，有人便从中考证出有一位道士是诗人的情敌，甚至从李商隐近六百首诗作中考证出二百七十首“恋妃诗”，并指出所恋者竟是唐文宗的歌舞嫔妃飞鸾、轻凤姊妹等。这真是荒唐至极，令人怀疑一个为学术者之用心。

这让我们想到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些公案和事端。有人对鲁迅就不乏这种刻薄，用此类褊狭和低劣的用心加以中伤诋毁。这些文字离我们更近，展读之下令人厌恶。二者何其相似。艺术、学术当然不可过于道德化，但一个人的文字必然会留下供人评说的道德空间，走入这样的不堪之处，实在可惜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