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有高才筑华堂

穿过熙攘的王府井商业街，过了天主教东堂往北，人群逐渐散去，到了灯市口，已是另一番天地。这看似寻常的街边，伫立着一个个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卓著的机构，走进其中每一家书店、美术馆，都足以消磨大半时日。周围两三里地的胡同巷陌中，曾有老舍、曹禺、沈从文、丁玲等文学家在此居住、工作。而每当夜幕降临，坐落于王府井大街22号的首都剧场掌灯纳客。大幕拉开，舞台上动人的演出为一天的沉静添上最迷人的华彩。

2007年6月，和着中国话剧百年的步履，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在首都剧场四层开放了，丰厚的馆藏充盈于千余平方米的展厅中。从此，无数爱戏的观众、南来北往的旅人漫步到此，随时可以走进这个令人向往的院子、这座日间静默的剧场，一探北京人艺戏剧创作的究竟。

在博物馆的序厅，有一组颇具意味的展品：迎面是铺满整个墙面的老版《茶馆》第一幕剧照，透过满座儿的茶客，年轻的王掌柜眼神热切;转角北侧是油画《四十二小时谈话》，春意盎然中，四位建院创始人正踌躇满志;在它们的下方，有一件特殊的展品，它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最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便是一块承载和见证了几代演员艺术生命的舞台地板。1992年7月， 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老版《茶馆》告别演出，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一代建院元老在这块地板上挥别了他们的戏剧生涯。

2004年首都剧场大修时，用心的策展者从即将淘汰的旧台板中选取了一方，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决定将它原样铺陈于博物馆展厅地面，让前来参观的人们自由地踏上去，感受它嵌刻了无数表演者汗水的斑驳。

这一方舞台连同这个剧场，是艺术家们的心中圣地。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年，曹禺院长深情撰文：

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留恋不舍。是否人生如梦，是否我在思索我这一生究竟为什么活着呢？

——曹禺《建院三十周年纪念册序言》

演员徐帆曾说：“这个剧场太吸引我了，空洞洞的什么也没有，但是它把我的魂牵走了。我迷恋这个剧场的场灯、钟声，没有一个剧场的灯光能压得比这个剧场有韵味。我去过很多城市的剧场演出，那里的钟声要么听起来很沉，要么太轻，唯独首都剧场的钟声，庄严里又带着一种特别的韵味，让人心里面舒服、踏实。演话剧我哪都不去，我就在北京人艺演。”

一

1953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三。这天下午，周恩来总理约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和老舍到他办公室，除了详谈剧本创作问题，还谈了剧场建设的事。周总理同意为北京人艺建造专用剧场。

当时，大华电影院和北京剧场是人艺主要的演出场所。所谓北京剧场，前身是1921年建造的真光电影院。华北人民文工团进城后，李伯钊以五千五百匹布买下了真光电影院，后来对其进行改造，由彭真题字改名为“北京剧场”，才算有了比较固定的演出场所。但这两地终归还非专业剧场，条件十分有限。电影院白天要放电影，大家就等电影放完了再进去排练，这时往往已经到了晚上七点多。冬天没有暖气，舞台两边有两个大火炉，后台再放两个炉子，但场内空间大，起不了太多作用，大家都冷得要命。

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剧场的后台，《龙须沟》的排练场老旧不堪——后台的台板你要跺脚的话都能掉渣，我们在地下化妆间一边化妆一边听电影。这种情况下往往排练到很晚，而且所有衣裳都是单的。上台你还得按照剧情换衣服，还往身上抹泥，往身上淋水，所以就经常发烧，我现在身体状况不好大概跟那时候有关系。

——李滨口述，摘自《岁月谈往录》

这一年，北京人艺计划全年演出四个剧目。除了下基层，还要在剧场演出六个月，没有固定的场地很难保证演出任务顺利完成。在此形势下，剧院打报告给市文教委员会主任吴晗，要求拨给固定剧场。两周以后，周扬、张友渔、吴晗联名报告周总理，申请建造话剧专用剧场，并经他们几位商议，提出可由文化部在基地建筑费中拨出建造一座容九百人的小剧场的经费，约旧币八九十亿元（相当于今天的八九十万元），剧场地址选择在王府大街（今王府井大街）生产教养院旧址，计划如经批准，拟指定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等同志负责修建事宜，委托林乐义建筑师负责主持设计。

在那一天的谈话中，周总理提出剧场的容量可以从原计划扩大到一千两百人，并且同意他们提出的向民主德国订购剧场灯光设备、音响设备的意见。周总理让几位院领导回去研究估算后，写报告给他审批。欧阳山尊立即找到建筑师林乐义详细计算：如果容量增加到一千人以上，经费要增加到二百三十五亿元;向民主德国订购灯光设备等，还需要二十亿元。2月24日，欧阳山尊起草了报告，送请周总理秘书转呈。

第二天，周总理批示：

交齐商办。周恩来，二月二十五日。

这封信一直被展示在戏剧博物馆历史厅的一个独立展柜中，远远望去，那一行墨迹清晰的字迹甚为醒目，特别是“来”字那长长的一竖，顺势向右一撇，果敢苍劲。

1953年4月27日，在原王府大街甲73号地址上，钻探开始了。同时，方案设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初期的设计刚一完成，就兴起“建筑民族化”的热潮，剧场朴素的设计方案显得“民族化”不足，文化部两位部长周扬、郑振铎便请剧场的设计团队一起来深入讨论民族化问题。设计师林乐义当场试着给剧场画了个“大屋顶”，又加了两个“方钻尖角亭”，但紧接着就强调这样的话需要追加经费，比较为难。最后周扬表态：民族化固然重要，但剧场的功能更重要！其他的问题妥善处理吧！

说起林乐义，他和欧阳山尊还别有一番渊源。1937年他从沪江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曾前往桂林担任设计师，参与设计了广西大学校舍、桂林艺术馆等多个项目。就在那段时间，林乐义在欧阳予倩家结识了暂住在姑姑家的刘怡静。刘怡静也曾经是抗敌演剧队的成员，后来在欧阳予倩夫妇的撮合下，两人结成姻缘。

抗战胜利后，已走过十年设计生涯的林乐义感觉自己眼界仍不够宽广，于是决意赴美攻读研究生。他向多所学校发出申请，在众多的回复中，有名校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回函，对方并不需要语言考试，但入读建筑设计专业，必须上交两幅最近的设计图。林乐义整理了一套“战后居室设计”图寄给学校，顺利被录取了。

佐治亚理工学院素以研究型著称，林乐义抵达学校后不久，校方又要对林乐义进行一次面试，考官请他谈一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其实这是一次特设的“考察”。此时的林乐义三十二岁，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桂林、重庆、南京做了很多成功的项目，包括学校、艺术馆、银行、商场等各类建筑。而交给学校的那一套居室设计图纸又有中式、西式、中西合璧等各种风格，足见他的专业水准。凭借这些储备，他洋洋洒洒讲了一番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不久，学校再次约见他，一位负责人说：经过我们慎重考虑，决定聘请你为我院特别讲师，讲授东方建筑艺术。林乐义听后喜出望外，因为抗战爆发使他在沪江大学的学业中断，连学士学位都没拿到，这个名校里的“特别讲师”是对他专业水平的极大肯定。从此以后，学校的建筑系多了一门选修课：东方建筑艺术。

1950年，林乐义婉拒了海外数家建筑事务所的邀请，转道欧洲回到祖国。梁思成看重他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设计经验，郑重推荐他做中南海怀仁堂的改建设计，完工后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和好评。有如此的知遇之恩，林乐义一直将梁思成尊为师长。

在当年中苏友好的背景下，整个建筑界输入了苏联提倡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设计理念。首都剧场在设计时借鉴了东欧和俄罗斯的建筑风格，有人说它的外形是模仿中亚风格的苏联塔什干话剧院，但在建筑构件细部上，首都剧场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比如在剧场主体外使用了华表，将梁柱之间的雀替倒置，等等，这正符合了梁思成所倡导的“可译性”——他将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比喻为“文法”，“只要它们是中国的建筑，它们就必是遵守着中国建筑文法的”。林乐义用心领悟了梁思成的观点，又充分彰显自己不拘一格的设计思想。

林乐义曾说：建筑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作为建筑师，他首先是一位艺术家。少时他痴迷音乐，特别想要一架钢琴。他的父亲激励他说：除非你考第一名！结果那年期末，他真的考了个第一名，如愿以偿得到了钢琴。直至成年，他的家里收藏了许多古典音乐唱片，他时常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构思设计图，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的乐曲都曾为他的设计注入非凡的灵感——“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在林乐义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正是在这优美旋律的熏陶中，他的儿子林铭述长大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成为专业的演奏员。

剧场是民用建筑中最为复杂的建筑类型，在设计首都剧场时，林乐义尤为注重舞台和观众席的设计。比如对于声场的营造：演员在舞台上发声，通过墙面面板和天花板的作用，将一次反射声和二次反射声传送到观众的耳中，要让观众席各个位置的观众都能听得真切。剧场建成使用后，它的声场曾被专业部门测评，获得很高的评价。多年来，演员和观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到其他剧场里，时常感觉乱糟糟的，非常嘈杂。只有在首都剧场，观众入场后，很自然地就安静下来，好像是进入了一个文化的场域内。

二

首都剧场的造型沉稳、大气，它的布局以东西为轴，呈轴对称状。西侧是方形的剧场大厅，门外有一个宽敞的广场，和熙攘的大街保持了恰当的距离。东侧是后台和办公的区域，大家习惯上称“后二三楼”。从此，北京人艺的办公和创作条件得到专业化的提升，大家终于可以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创造，有序地安排艺术生产。人们在此排练演出，在此办公住宿，这座建筑的每个角落都充满艺术气息，也充满烟火气。

1956年9月24日，北京人艺终于迎来启用剧场的日子。大幕拉开，首演的剧目是曹禺编剧、欧阳山尊导演的《日出》，这一天，也恰好是曹禺四十六岁生日。剧中，董行佶饰演的胡四活灵活现，这个外表做作妖娆、内心空虚粗俗的人物，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董行佶用“一只开了屏的孔雀”来形容对这个角色的定位。后来，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表演经验：

在舞台上，一个眼神我都要斟酌再三，如果这时应该让观众看到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那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角度，充分运用灯光使眼睛达到最亮的程度。

——董行佶《戏，是演给观众看的》

这个经验后来流传成好几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董行佶在演出《王昭君》中的匈奴左大将温敦时，仰头四十五度，观众可以看到他的眼里有光在闪动。灯光作为舞台美术的一部分，就这样参与到专业演员的创造中。

舞台的神圣无处不在。侧幕条是演员们最为熟悉的一个位置，那是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他们习惯在那儿沉吟默戏、偷师学艺。梁冠华是北京人艺81级演员训练班的学员，初入剧院时，他和同学们在《蔡文姬》里饰演胡兵。不上场的时候，他就站在侧幕条，看台上的前辈们表演。2000年《蔡文姬》重排，梁冠华饰演曹操，二十年前在侧幕条看前辈刁光覃演曹操的记忆重新被唤起，给予他信心和力量，帮助他成功地塑造了又一个文韬武略、挥洒自如的戏剧角色。

2022年春天，再度排演的《蔡文姬》演出六场后，因疫情无奈暂停。某日下班，我走出剧场后楼中门，正遇到刚给年轻演员讲完课的杨立新，他在《蔡文姬》中饰演周近。我们聊着天，一起沿着首都剧场的北侧往外走，走到剧场和后楼相交的位置，他忽然抬起头来，指着楼顶说：“你看，我住后三楼的时候就从这儿——北四楼的排练厅的窗户钻出来，沿着窗外只有二十多公分的抱角廊台一点一点蹭到剧场北休息室顶上的阳台上，沿着常年放在那儿的一个梯子，爬到剧场的楼顶，再往东绕到舞台顶楼的东面。那里的墙壁上有一串通往顶部的悬梯，爬上去，顶上有两个只用铁砣顶着、没有锁的小门，慢慢儿用力顶开，进去后按原样关好门，再沿着舞台顶部的盘旋铁梯一圈一圈转着下到舞台，坐在台板上就能从反面看电影了。虽然电影里的人都成了左撇子，虽然银幕中央有一个白亮白亮的放映灯，很刺眼，但我们只要能看上电影，就非常高兴和满意了！我在那时就看了《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王子复仇记》等。”

杨立新是剧院1975届的学员。从1958年到1985年，北京人艺一共办了六届学员班。每一届学员班的学习都有严格的教学安排，并且全部住在剧院，一边在课堂学习，一边随时参加舞台实践。舞台上下，戏里戏外，在每一位学员的记忆中，都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