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明:17岁的选择

王大明，1929年12月生于北平。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起担任北平高等工业学校地下党党支部书记，1948年毕业于北平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系。建国后，历任北京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党组副书记，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副主席、第八届政协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工业救国”理想的幻灭

1929年，我出生于北平一个普通人家。我父亲上过法文学堂，在平汉铁路做列车行李员。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她小时读过私塾，爱看小说。父母开明，我在这样一个温暖有爱的小康之家长大。

1941年，我考入平民中学。那里校风平实，不尚浮华，师生友爱。在师长的教诲下，我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建立了报效国家的朴实情感。

当时正值日本侵华，北平沦陷后，我曾亲眼见到日本兵荷枪实弹冲进学校强行搜查，这画面强烈刺激了我。“国家为什么落后？”“一个弹丸小国为什么能侵占我们的家园？”我们和老师在一起讨论国家出路，大家当时的认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近现代化工业，中国就无法与外国列强抗衡，救国的路只有一条：工业救国。

我喜欢理工科，立志为祖国的独立和强大做爱迪生那样的人。在专业之外，我特别爱看中外名人传记，从书里，我学到了两点做人的道理：一要爱国，二要正直。我还参加了学校的抗日爱国读书会，在那里认识了何平（我人生中最早的革命启蒙者和引路人。解放后，他继续从事党的革命工作），当时，我们聊天、交换书籍，也传递一些抗日信息。

1944 年，从平民中学毕业后，我顺利考入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以下简称“高工”，北京建筑大学前身）。“高工”是一所培养中等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学校，设有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应用化学等学科。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一是为了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二是为了毕业后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北平沦陷后，我父亲坚决不给日伪政府干事，便失业了，家里生活一落千丈，我作为长子要尽快担负起养家责任。

“高工”学制四年，前两年学习普通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后两年学习“高工”的教材。此外，每周还有 8 小时的工厂实习。“高工”的学业繁重，学下来有一定难度。

在“高工”，我不仅专业知识学得更深，接触的社会思潮也更广泛。当时，抗战胜利在即，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也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该走哪条路？”“什么样的政府才可以使老百姓真正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随着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我们渐渐地形成一种观念：未来的中国一要独立、和平、富强；二要有民主的政治体制，不搞专制独裁；三是人人平等，人民生活幸福。

这时何平仍与我保持密切联系。1945年初的一天，他向我透露自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希望我也能加入。虽然我很认同共产主义理想，但我当时认为自己是学工科的，做不了职业革命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同学们兴奋极了，发自内心地畅快！我们盼着发挥所学，建设国家。但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表现让人失望至极。他们不但没有着手恢复北平的经济、改善民生，反而变本加厉搜刮民财。那时物资供应紧张，物价不降反升，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差了。

我认为，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整个执政集团里，有一种非常普遍的骄纵心态。政府官员忘乎所以、猖狂至极。他们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骂声，迅速失了民心。当看见美国兵带着浓妆艳抹的女郎，开着吉普车在北平大街上横冲直撞时，我心里反感透了。特别是1945 年 12 月1日发生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一二·一”惨案，引起全国愤怒，我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也到了极点。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夏天这短短的1年里，我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对“工业救国”这条路产生怀疑。我读了茅盾的小说《腐蚀》，书中一个怀抱理想的女青年误入军统，国民党内部的腐朽糜烂，使她产生了巨大的幻灭感。我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如鲁迅、巴金、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我和同学们也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等。对照现实，我们都认为共产党走的是一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路，而国民党走的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路。

有了这样的思想，我的人生便面临重大选择。

奔向“第二延安”

何平告诉我张家口也有一个工专学校，我可以去那里继续读书。当时的张家口是共产党的解放区，被称为“第二延安”。于是我决心离开北平，去解放区张家口，奔向我心中的新生活。

1946年7月，我利用暑假期间前往张家口。这时父亲已经恢复了铁路的工作，常驻石家庄，母亲知道我要去张家口，虽然很不舍，却非常坚定地支持我，她相信我选择的路是对的。

我们一同去张家口的共有5人，大家从不同的地点出发。有3人从通县（现在的北京市通州区）出发，我和另一名同学先乘火车到顺义，那里有人接我们。接头暗号是我一手拿点心包，一手拿汽水瓶。那天来接我们的人一副农民打扮，他牵着驴，拿着不带皮儿的柳木棒，朝我们迎了上来：“要驴吗？”我答：“要驴！”“您上驴！”就这样，我们骑上了毛驴进山了。和另外3人会合后，我们被各村的地下交通员带着在山里辗转了10多天，目的是躲开还乡团的搜查，他们一旦发现可疑，就连学生也会直接用刺刀刺。这样一路走到康庄火车站，我们便从那里上火车抵达张家口。

到张家口后，我直奔解放饭店，党组织在那儿设有接待站，负责人陈池同志（解放前曾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继续从事党的革命工作）接待了我们。当我提出想继续上学读工专时，却被陈池批评了一通。他说我不应该只想自己在解放区读书有多么自由，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应该从有利于国家的解放事业出发。他说，你家在北平，有这么好的条件做地下工作，“你应当回到北平去，一边念书一边从事地下工作”。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组织批评，也是平生第一次被人称为“同志”，解放区人与人之间不分地位高低、年龄长幼，一律称同志，这个称呼是那么陌生又那么亲切，令我如沐春风。虽然挨了批，我却倍感亲切，我知道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教育和帮助，是真诚的、平等的。那时我对平等两个字很敏感，因为在北平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所以对“人人平等”的诉求特别强烈。我认为只有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实现每个人的权利，这种信念一直伴随我一生。

地下工作，“地上”入党

在张家口继续念书的愿望没有达成，我被分配到晋察冀城工部训练班，为派回北平开展地下工作作准备。我们一起来的5个人分在同一小组，我任组长。每天的首要任务是听形势报告，由教员分析国内国际局势，未来是和平还是战争，如果打仗，我们该怎么办？其次是一起提高觉悟，认识到我们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再就是学习一些地下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对策。我记得其中有一条是“气节教育”，就是让每个人做好可能会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的准备。为了地下工作的安全考虑，除了同一个小组内的人，我们每个人对外的身份都是保密的。因此出门时要戴口罩或用围脖挡住脸。开大会时，每个小组之间还要挂着帘子，只能闻其声而不能见其人。

那时，我们白天与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一起学习、畅谈，参观解放区的工厂学校，听领导同志讲课、学文件、看苏联电影、开大会时隔着帘子拉歌。晚上，大家坐在床上，一边挤“革命虫”（虱子），一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来张家口之前，我只是一个怀有朴素爱国心、正义感，一心报国的青年学生。在张家口短短的一个月里，我的精神受到了一次彻底的洗礼。我看到有这样一群优秀的、朝气蓬勃的人，他们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努力着。我相信，同志们为之付出的事业是伟大的，是值得我去献身的，这一事业因具有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正义性而终将取得胜利。我认识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政权做后盾。跟着共产党，可以实现我的人生理想。我的“工业救国”理想在 17 岁那年升华了。

回北平前夕，1946 年7月30日，我正式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训练班负责人李营同志（解放后曾担任上海海运学院党委书记）为我做的领誓和监誓的仪式。虽然在这以后直到新中国建立，我一直在做地下工作，但我却是在解放区的“地上”入的党。

如今，我已走过 95 年的风雨人生路，如果可以从头再来，再次经历那样的年代，我想，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责任编辑：刁雅琴